吹哨者自述-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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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满稻田的沟渠。据越南陆军的情报显示，曾有500名越共从该地区通过。这不是信口雌黄，所以我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硕大的照明弹随着降落伞徐徐落下，照亮了整个夜空，稻田里有如白昼一般。我们趴下身子，看前面是否有人活动。照明弹非常晃眼，以致于我们刚刚才习惯了夜间的一切，现在却全部前功尽弃。我们不知道，是谁下令发射照明弹。所发射的照明弹中，有一些是曳光弹，它们沿着地平线，划破整个夜空。还有一些小型的照明弹。眼前的一切，让我想起了自己15岁那年，观看流星划过的情景。
　　有时，午夜过后，我们会离开沟渠，坐在水稻下面的泥潭里，潜伏几个小时。（越南的稻田都是用人类的粪便进行施肥的。几个星期后，我得了肝炎，全是因为当晚所致。）我监视着稻田的一边，身后的一名越南士兵监视着另一边。我们都确信，对方一定会保持清醒，提高警惕，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我感觉到美军和越军的距离在拉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背靠着背，这比以前美军和越军之间的关系亲密了许多。晨曦之前，我们返回了基地。
　　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遇到敌人。现在看来，先前提供的情报并不准确，在该地区没有见到大规模的越共部队。但是，当晚出去巡逻的联合分队，在穿过村落时，遭到越共的袭击。一名越南班长受伤了。回来后，我向他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他躺在帆布床上，全身被绷带缠的严严实实，不过还可以说话。
　　当晚，越军和美军之间的亲密无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科森的理论很是卓有成效，但是越南班长却不这样认为。他通过口译员，用越语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我不懂越南话，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声音中满含苦涩。美军从来不听从越军的建议，实际上是美军在负责巡逻任务。班长竭力想向美军提出一些建议，但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我通过口译员问他：“你向他们提了什么建议？”他支起身来，跟我说了几个单词。尽管听起来不像越南语，可是我还是没有听懂。我请他再重复一遍，这次他说的很慢，也非常清楚，然而还是让人费解。我问口译员：“他说的是哪国语言？”
　　口译员说：“英语。”
　　我问他，你是否听懂了班长所说的话。他回答道，没有。我让他用越南语问一下，刚刚说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再告诉我。口译员的英语很好，问完之后，他告诉我：“班长说：‘我们遇到了埋伏。’”
　　我说：“我知道了。”然后又问班长，他是如何获悉越共设有埋伏。他通过口译员告诉我，在接近村庄时，“没有听到犬吠声，没有看到任何灯光。”他解释道，在那个时候，透过村舍的屋门和窗户，应该能看到一些灯光或是火光；村民养的一些狗也应该出来追逐我们，对着我们“汪汪”叫个不停。可是，四周悄无声息，漆黑一片，所以我认为，一定有人关上窗户和门，蒙上狗的嘴，等待我们前来。但是当我告诉美军军士前面有伏击时，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言不发，继续向前赶路。他说，美国人通常会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交火后，他受伤三处，美国士兵却幸运地逃之夭夭。

离开越南（4）

　　我告诉口译员，后来又告诉科森，自己发现了问题的真正所在。今后还需加大语言培训力度，而且要有重点地进行。越南士兵必须能清楚表述一些特别的用语，口译员应该对士兵的表达予以检查，看他们是否准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们遭遇伏击”就是一个特别用语。越南士兵应该能够用英语字正腔圆地说出上述用语，因为他们会经常用到类似的言语。实际上，该事件正好表明了科森观点的优越性。如果克服了交流的障碍，美军和越军定可亲密无间的作战。我很少对美军的计划加以赞赏，但是回到军援司令部后，我破例表扬了该计划，尽管司令部的人对科森的计划并不感兴趣，而且也不想在越南军队中浪费美军。
　　——
　　执行几个星期的夜间巡逻任务后，我患上了肝炎，需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去泰国的海滩帕特雅进行疗养。去年，我曾和帕特里夏一起去那游玩。我在泰国的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回到西贡后，又躺了一个月。在那段时间里，负责绥靖计划的机构进行了重组，现由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和威斯特摩兰负责，但是担任部门领导职位的是一名文职官员，国安会的鲍勃·科默。科默是我在兰德公司和华盛顿工作时结识的老朋友。如果留在越南，我一定可以成为科默的帮办或是助理。但是为了尽快康复，我需要远离战场六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回到美国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哈里·罗恩现担任兰德公司的总裁，他迫切希望我赶回去。
　　养病期间，我躺在病床上，支起打字机，开始着手编写备忘录。为什么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无法取得长足的进展？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好？在备忘录中，我逐个做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材料是送呈西贡使馆同事的，所以我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及，美国应该竭力摆脱这场战争。尽管一年来，我个人一直倾向于这种想法。摆脱战争的建议应该留给华盛顿的高层。西贡的官员不能在该问题上做出决定，甚至无法提出积极的建议。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立足于自己的岗位，尽忠职守，尽可能地做出更大的成绩。所以对他们而言，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好，减少发展中的障碍，避免出现新的障碍，最后争取摆脱这场战争。
　　在备忘录中，我建议对1967年的绥靖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用其中的38页，阐述了美国在即将到来的越南选举中应该采取的立场，同时指出美国应该改变现今的政策，放弃对阮高基和阮文绍这些军事独裁者的支持，鼓励或是允许一些德高望重的民间领袖组织政府，将他们取而代之。越南著名记者孙室绍曾对我说，越南需要的是有威信的政府，“一个政府要想树立威信，就必须为人所尊重。”现任总理阮高基将军（受其他将军和美国的支持）很难达到这些标准。在越南人的眼里，他乳臭未干，粗鲁鄙俗，暴躁鲁莽，缺乏“矜持”，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没有丝毫的爱国情节。而且衣着华丽（在去乡村视察时，身穿黑色的尼龙衫，戴着淡紫色的围巾，左轮手枪上还饰有珍珠，刻着他妻子的名字）。儒家文化看重的是德高望重，看重的是教育和德行。孙室绍说，美国使馆欣赏和支持阮高基担任国家元首，但在广大越南人眼里，这是一种侮辱，是一种蔑视。
　　诚然，个性和容貌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阮高基是北方人，依靠军队起家，以前曾在法军中任职，缺乏反对法国的爱国主义行为，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因为美国人支持的结果。总而言之，我建议：“改变越南人心目中的领导人品质，强加给他们一个无法接受，格格不入的异类，实在是有点儿强人所难。”
　　阮高基的主要竞争对手，阮文绍将军同样有许多不利的因素，跟阮高基实则相差无几。虽然他不是北方人，但是他来自中越，是名天主教徒，这对他的竞选极为不利。据我所知，阮文绍将军颇有风度，成熟老练，处事缜密，可是因为其他原因，他的这些品质无法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阮高基无法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是因为他与当地的文化格格不入，而阮文绍则是因为，大多数越南人认为，他不值得信任”：阴险狡诈，“精于世故”。他曾发动政变，除掉了许多前任官员。“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承认，他和阮高基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他们都是军人。”几个星期前，阮文绍在接受采访时说：“越南人厌倦了军队专制。”国民代表大会一名议员呼吁：“随便给我们一个领导人吧！老人和年轻人都可以！不论是来自越南中部、南部还是北部，我都不介意！但千万别是军方人士。”

离开越南（5）

　　在接下来的30页中，我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不对政府高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国将无法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在的选举是几年来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可以利用选举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美国应该促使越南军队将领举行选举。如果他们不进行恐吓或是暗箱操作的话，是绝对无法在选举中胜出的。
　　在文件中，我曾大量引用了许多越南人说过的话。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玉召。正是他让我认识了许多其他的越南人。我把文件给他过目。一个星期后，他告诉我，已将文件送呈阮文绍总统过目。阮文绍是他多年来的老朋友。当时我正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一听到这话，立刻蹦了起来。我厉声说道：“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陈玉召说：“总统很喜欢。我知道，他一定喜欢。他仔细阅读了你的材料。他说，他还不知道，在越南居然有一个美国人如此了解越南人的想法。”
　　“但是，我的老天，陈玉召，我曾在文中对他横加指摘。”
　　陈玉召说：“没关系。他看到你对阮高基的评价很高兴。至于有关他自己的部分，总统并不介意。”
　　——
　　科默抵达西贡的那天早上，我去使馆迎接他。我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两个月，现在身体刚刚恢复。飞机抵达机场时，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和其他一些人聊天。我通过空军的无线电广播，收听了科默的新闻发布会。他对美国在越南取得的进展和绥靖政策信心十足，而且希望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功。麦克纳马拉、林登·约翰逊和威斯特摩兰也曾这样表述过，但是科默更是兴致勃勃。我曾听说，科默面对记者时，一般都出言不逊，不会允许任何人持怀疑态度，不过我从来没有亲耳听过他的新闻发布会。我对科默的声明担心不已。听科默的语气，他似乎认为，他所说的全是事实。
　　楼下传来一阵问候声，一听便知，科默已抵达使馆。科默素来喜欢在重重压力之下，出色完成工作。他很喜欢自己的绰号“喷气式飞机”。我听到他走上楼梯，奔入外面的办公室，他和屋内迎接的人一一握手，拍拍他们的肩膀。他的声音和广播上听到的一样，极为洪亮，十分乐观。他在屋里转了一圈，霎时屋内立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我告诉他，自己来这儿，既是为了迎接他，同时也是来向他道别的。科默点点头，说道：“丹尼尔，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吧。”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然后把门关上，坐在办公桌旁，身子往后一仰，咧开嘴笑了。
　　我说：“鲍勃，你对自己在机场所说的话都确信无疑吗？”
　　他身体前倾，把胳膊放在办公桌上，一手托着脑袋，然后看了看桌子下面，合上了眼睛。他看上去筋疲力尽，缓缓说道：“丹尼尔，你是不是认为我疯了？”
　　一阵沉默之后，我问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他站起来，说道：“这也是我妻子常常问我的。她总是说：‘你为什么要去越南？为什么不拒绝？如果没办法，不如干脆离开政府。’我一直告诉她：“美国总统希望你做的事，你根本无法说‘不’。他认为你应该做这件事，你就应该去做，不要管这件事有没有希望。”
　　——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在军援司令部停了下来，取来了最新的各省报告，准备带回华盛顿。拿着最新的报告，我真希望一个月后，可以听到当地的人对我说：“丹尼尔，你在越南时，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开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了。”
　　我离开了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