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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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仕途并不感兴趣。我的梦想不是享受高官厚禄；不论从哪方面说，兰德公司都是我绝佳的归宿。今后我希望一直留在兰德公司里；事实上，我一直对兰德公司很是向往。在兰德公司，我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关注核武器带来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常常飞离加里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前往华盛顿，充当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总统办公室各官员和决策团体的私人顾问。我觉得自己的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最起码减少了核战带来的风险。我可不想担任什么官职，那样的话，我将不得不负责一些自己毫不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自从我来到华盛顿后，我就发现自己中了圈套。当时我并不想这么做，可是最后却不得已而为之。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8）

　　我此前曾与麦克诺顿讨论自己对危机的研究。我告诉他，这项研究工作很吸引人，而且很值得尝试。我花了不少心血才得以开始这项研究，而且为此所做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我认为，如果继续从事研究的话，一定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麦克诺顿说，他希望给我提供一个机会，从内部审视一场危机，审视一场正在进行的危机。“越南危机是一连串危机的迸发，而且历时会很长。”以往有关危机的记录文献只能告诉我一些并不想知道的东西。要是我想知道危机产生的过程，酿成大错的原因，以及危机的实质，就必须担任政府官员，这样才可把握政府对危机的运作。研究员和顾问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继续进行自己对危机的研究。以前我只是将越南作为自己的研究个例，去书写历史，而以后却可以去创造历史。考虑到这一点，我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深知在五角大楼和政府部门中职位的重要性，故此要求授予我最高公务人员级别：GS…18“资深级”。。就工资和地位来说，该级别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相当，按军队的衔级来说，介乎于中将和少将之间。授予助理国防部长特别助理如此高的级别，实属罕见。但是麦克诺顿说，他会极力争取，因为我是他越南问题上的“良师益友”，可以在跨部门会议时，作为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代表他出席。
　　麦克诺顿向我做出的最重要保证是，凡是送交他过目的有关越南和其他问题的文件，我都可查阅。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大量有关越南的信息进行查阅，（和其他军事助手和帮办一起）决定哪些文件应该送交其过目。作为助手，每天我都可以看到直接发给他的大量备忘录和电报。而且很多文件都规定由其“亲自过目”，帮办们都无从阅览。所以在我的工作中，判断的能力尤为重要了。我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很是自信。在遇到一些需要保密的敏感问题时，就是我展露自己判断力的最佳时机。
　　但是，在一些管理方面，我却表现的不太尽如人意。麦克诺顿不会直接点明我的缺点，只是有时会说，“加快效率，提高产量”。他精力过人，智力超群，所以对每个助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确信，其他人一定比我更善于组织，做的也比我好。当然，他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给予了我独一无二的学习体验，帮助我了解了白宫以外的少数高官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拉班组成员制订政策的过程。
　　1964年8月3日夏天，我来到助理国务卿的办公套间，开始接触自己的新工作。麦克诺顿的房子很大，屋顶也很高，透过窗户，杰弗逊纪念馆以及华盛顿纪念碑一览无余。虽然在我的小工作间里，也能看到上述景色，可是只能容纳一张桌子，一张会客的椅子，两个四抽屉的机密文件保险柜。从我的办公室屋门到麦克诺顿的房子只有几码。有个秘书在麦克诺顿办公室门外放了一张桌子，还有两个放在门的另一边，在通往五角大楼过道的房间里也堆上了桌子。管理这个办公室的是麦克诺顿的军事助手哈里·哈里斯少校，他的小工作间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五角大楼三层，是个隐蔽的地方，因为该办公室正好就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议大厅的下面。
　　一搬入自己的小办公室，我就告诉军事助手，我想看有关越南或是从越南发来的所有文件。他诧异地问道：“所有文件？”
　　“对！所有文件。”
　　第二天早上，当我踏入办公室时，在窗户和办公桌之间，我发现有两大摞堆放整齐，高度相当的文件。我身高五英尺，可这两摞文件个个都比我高一点。我小心翼翼地从其中一个的顶层夹了一堆文件，生怕不小心碰翻了这堆文件。然后慢慢拿到桌前，开始快速阅读。这些文件都是些报告，备忘录，质询文件和信函，但全是复印件，原件都已发给其他人或是国际安全事务的某个下属机构。有很大一部分信函都是发给助理国防部长的，但是他并不一定都要亲自过目；信息中心将各信函分发给负责专项事务或是回答发信人质询的相关机构。我后来知道，大部分信件通常不会立即给助理国防部长发过来。信息中心会依赖相关各部发送文件，如果他们认为重要，还会附上小节和评论。其实我原先认为这都是自己的份内之责，可绝大部分工作，信息中心都代劳了。这次，我要求查阅“所有文件”，所以助手把这些都给我搬来了。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9）

　　桌子的另一边，是用来装废弃文件的垃圾袋，一个直到我腰部的大纸袋。用厚厚的褐色纸制成，非常硬实，可以自己直立起来。袋子的上边折起来，用来放置废弃的机密文件。我只把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交给麦克诺顿，然后把没用的统统扔掉。其他人不会再看这些文件，他们要是想看的话，应该早已经拿到了复印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保密的。只有少数是秘密级，这是保密等级中最低的一种。一般这些文件都是五角大楼低层官员发回的每周报道，大部分都是要求给予后勤补给，所以这些文件很快就会扔到垃圾袋中。但大部分都是机密或是绝密文件。有美国驻越南使馆发来的电报，有驻越南军援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或其他驻越南使团机构、国务院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还有中央情报局或是国防情报局发来的情报预测和研究——这些都很吸引人——多是报告、计划、周报告、月报告、质询和回复。
　　前半个小时，处理起文件来，我还是谨小慎微，可是没过多久，便开始一味往垃圾袋中扔密件。到中午的时候，垃圾袋已经满了。随后会有专人把这些垃圾带到地下室焚毁，换上两个新垃圾袋。我实在是不堪工作的重负。要是哪个文件你多看上几眼的话，今天恐怕就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一些文件你不得不仔细阅读）。虽然记不起自己晚上是否看完了这两摞文件，但是我确信，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绝对不可能。更糟的是，第二天早晨，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又看到两摞新密件，今天早上刚从信息中心拿过来。每摞都有１２英尺多高。越南和美国的时差是１２个小时，所以大部分都是白天从越南发回，然后下午或是晚上抵达情报中心的。尽管看的很快，还是不断有一堆堆的新密件从越南发回华盛顿，让我目不暇接。
　　第三天早上，我觉得有必要限定一下文件的范围。我竭尽所能，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后来每天只看两摞文件，每摞２．５英寸——从每天１２英寸减到了５英寸。只看那些绝密文件或是一些特别的定期分析报告和机密信函。几乎每封信件都为“限量发送”、“发送主要负责人”和“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这些都是国务院为每封电报或是每份报告设定的标志符。和其他普通文件发送方式不同的是，“限量发送”的文件不会发往所有相关机构，“发送主要负责人”级别的文件，收件人范围更为狭小，“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通常只会传给一些高官。这些文件都由其本人“亲自过目”。其实，如此划分，就是依照官员的职权范围和文件的机密等级，控制参阅文件的人员数量。
　　所有的这些信函都不会列明由我过目，而且麦克诺顿也常常榜上无名。但是我常常会看到一些相关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原则上说，依据机密等级，根本就不可能复印这些文件，我和我的上司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复印件。即使是国际安全事务部或是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也常常无法看到“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有时五角大楼之内，即使是国防部长也无法看到一些专门发给国务卿和总统的信函。但是，这些信件现在都摆在我的面前，统统来自于信息中心。其实，“禁止发送”，这样的字眼，不过是为了减少接触机密文件和绝密文件的人员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发送人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以前可能有几千人或是几百人看到这些机密文件，这样做的话，可能只有六七十个人或是十几个人看到这些文件（除了部长、信使和特别助理）。
　　有时，发件人会在题头写上醒目的警告语，如“仅呈部长过目”或是“总统过目”。在当时，能够读到这些文件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我没有盗取过任何机密文件，也没有试图复制这些文件，但是我可以阅读密件。这可是我享受的特别待遇。约翰冒着莫大的风险，才得以让我在其办公室中查阅这些文件，而如果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件事，甚至是他的助手知道的话，可能我很快就不再拥有这种特权了。人人都要小心谨慎，保守秘密，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几个星期之后，因为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差点被解雇。一次，我跟迈克·福里斯特尔通了电话。他是白宫越南事务跨机构小组的协调员。据我所知，他在国务院负责和我同样的工作。在通话中，我直接引用了美国驻越南大使电报中的一些片段。这是一封“禁止发送”级别的电报，是专呈国务卿和总统过目的。听到我引述的一段话后，他大为吃惊，说他并没有看到相关的电报。我把电报编号告诉了他，而且提到这是大使所发的每周报道，有特别的编码，保密级别很高，可能非常重要。我和麦克诺顿拿到了电报的复印件。而且还告诉福里斯特尔这些电报很值得一看，他应该确定一下，自己是否在收件人的范围内。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0）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诺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情凝重，焦虑不安。他问我，“你是不是向迈克·福里斯特尔透露了越南使馆的新电报？”
　　我说，“是啊！他好像还不知道这件事，很显然，他需要看一下这些文件。”
　　约翰看了我半晌，然后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能留在这工作。他们让我解雇你。我可真是遇到了麻烦。”他把头扭到一边，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冥思苦想。当时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把信透露给迈克·福里斯特尔？据我所知，他一直在协调华盛顿对越公务啊！而且他父亲是前任国防部长，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即使是现在换了新总统，可他毕竟还在白宫工作，为什么就不能看这份每周报告呢？（后来我才知道，事件的敏感性在于，这些文件编码是按照泰勒大使的要求设计的。因为一些常人无法获悉的原因，他想避开前白宫同事福里斯特尔，和两位上司私下进行交流）。连这点小事都把握不好，我又怎能再信任自己的判断力呢？
　　最后，约翰说：“在这方面，你是个新手。我父亲过去常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你现在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丹尼尔，我真的希望你以后千万小心点儿。”但是，约翰也为我的失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那以后，这方面的电报就不再发往他办公室。而且五角大楼只有一份复印件，一般都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里。因此，他不得不去部长办公室察看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一般都夹在笔记本上，无法拿下来，看起来很是不便。
　　这就是事情的始末。我最后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光就判断力来说，我并不能算是一个初学者。数年以前，当我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之时，就常常奔波于五角大楼各办公室之间。但是麦克诺顿是对的。对我来说，这个新岗位也是个全新的学习过程，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我现在才知道，作为政府机构中的一员，作为上司的心腹，我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如何尽忠职守。麦克诺顿的言行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看他出席部门间会议，代表麦克纳马拉阐述其观点时，我的确学到了很多。其实那些观点他有时根本就不同意。
　　在国务院的一次午餐会上，一位不太熟悉约翰的官员告诉我，约翰是华盛顿最为直率的官员。午餐会结束后，我把官员的评论告诉了约翰，并且向他保证：“我一直在捍卫你的名誉。我告诉他，你是全华盛顿中最为含蓄的人。”他高兴地一笑，然后说道：“谢谢你。”
　　我经常陪同麦克诺顿出席记者招待会。因为不论何时他出席记者招待会，都会要求我一同前往。这也是掩饰自己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国防部的一项规定。如此的话，他身边就多了一位目击证人，可以随时向外保证，他对一切保密信息和敏感信息一概不知。一旦需要弄虚作假时，他那伊利诺斯州培金城口音就会越来越浓，到最后就像农贸市场上的农民在谈论谷物的价格，就像河船上的船夫在高谈阔论。一看就知道，他全身散发着一股乡巴佬的气息。在编造谎言时，他会毫不顾虑，言谈举止活像一个乡巴佬。我后来的顶头上司爱德华·兰兹代尔也是如出一辙。一旦面对一些不知情的人士，想要含糊其词时，他就会佯装单纯。在各种情况下，他们的方法都能奏效。一个小时侃侃而谈，谎话连篇。可事后记者们会说，与其他官员相比，你的上司是何等“直率”。所以我认为，所有记者都没有思想，没有洞察力，甚至最为优秀的也不过如此。他们常常被这些异乎寻常的谎言骗的团团转。
　　谎言本身并不会让我烦恼，但是一想到有些捏造的谎言很可能会被拆穿，我就不由得心惊肉跳。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