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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诞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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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诞生》是１９８７年的作品，１９８８年出版，一晃已有十七年了。一本书印行了这么长时间，自然是早已绝版。至今还有朋友记得它，特别是近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老友朱卫东先生还希望能再度印行它，这对我个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时期承担了“革命”与“改良”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整体社会心态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前此的几十年，“批判”仍然是社会人文研究的基本特征。记得上大学本科时，我们一帮七七、七八级（两届其实只差半年）的老学生，整天不停地读书、提问、辩论，为刘少奇、彭德怀和张志新等鸣不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欢呼跳跃、摇旗呐喊。在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６年法兰西学院授课，分析“革命话语”（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十年之后，①我们竟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还有所谓支配思想的“话语”体系的存在！于是，那时总体上说，是在“旧话语”的系统中开拓着“新局面”。所以，在无意识中，道德的勇气比缜密的分析显得更加有意义，并具有天然的价值优势。与这种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一脉相承，在文辞的表达方面，于激情满怀、押韵排比的“大字报语体”背后，俨然站立着的却是黑格尔老人那严丝合缝的“三段式”逻辑模型，当然这只是一种机械的简化程式。总之，这是一个试图“革‘革命’之命”的难忘时期。另一方面，整个８０年代，又是一个久旱逢雨的开放时代，学术信息的增量之猛，翻译、著述的数量之大，“说话”欲望的实现程度之高，也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不禁会让人联系起戊戌维新之学会蜂起和五四思潮之报刊丛林的壮丽景观。这又为９０年代以后的学术规范化积累了资源，培育了人才，奠下了基础。当后来意识到曾被某种“话语”体系支配的时候，那旧“话语”的原型立即就变成了某种自觉反思的内在参照系，这无疑已成为知识更新的特殊动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８０年代的学术成就又成为９０年代学术演进潜在的“改良品种”，发挥着思想催化剂的重要作用。
《巨人的诞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习作之一。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当时之所以能印行十几万册，首先是那时的“社会症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使之然也。它是在我硕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但开始考虑此一专题则是读大学本科时候的事情。１９７８年，正值“文革”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只不过这次“运动”的对象则是“运动”思维自身。那时人们仍然那么单纯质朴，但在经历了“文革”混乱之后亟需某种心理上的宣泄。说实在的，那时人们讲话似乎比今天大胆，做事仿佛比眼下纯粹。本来因悼念周恩来逝世而遭到镇压的怒气就需要发泄，随着共产党员张志新因持不同政见而惨遇割喉之祸的悲剧被揭露，更使激愤的民情火上浇油。于是乎，原来从小就扎根于心中的那个百战百胜、博览群书、拯救民族的“毛主席”，变得模糊起来。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个人思想为什么会支配整个国家？更加直白地说，那时很单纯，总想搞清他到底“应该”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大学生，我也深深地陷入了所谓“思想的困惑”和“价值的迷茫”之中。再于是乎，就试图凭借自己的朴素的良知去解读毛泽东。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再次捧起了《毛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读《毛选》不仅已不再时髦，反而成为一种“怪异”的象征。记得当时我重读《毛泽东选集》时（因“文革”时要“天天读”，后来当兵还是“天天读”），不得不在旁边放上一本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的书。当有人从身边走过的时候，就用“时髦的”盖住“落伍的”，以掩人耳目。那时研究资料有限，李锐先生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实践活动》就算是最详实的研究著作了。１９７９年下半年的一天，记得在北京月坛公园对面的一个新华书店里（现在那个新华书店居然还在），发现了一本叫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书。因为当时正在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课，刚好讲到“太平天国政治思想”一节，于是开篇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一下子就映入了我的眼帘。从上午十一点多，一直蹲在书店里看呀看，读呀读，也忘记了吃午饭，直到服务员礼貌地叫我说：小伙子，我们要下班了。当时是穷学生，居然从兜里掏不出那一块两毛五！放下那本既想当下带走又没钱购买的书，我感慨不已：居然还可能这样想问题！思想史还可能这样诱人！哲学的文辞竟然可能与文学一样美丽！第二天一早逃课去买了这书之后，立即就拿着跟老师辩论，猛烈地抨击“狭隘小生产方式的农民政权”。从此才知道有个“埋藏”了多年的大才子李泽厚。所以，７０年代末初期对我影响较大的书就是这两本。它们直接地和间接地激发了我的探讨热情。大学本科毕业时，我那油印的论文《毛泽东早期“湖南共和国”思想评述》，居然获得了优秀奖。那是１９８２年底的事情。当时，在论文的扉页上抄录着黑格尔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正当的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和目的。”我已记不清这是从哪里抄来的二手货，但今天读来却还真有点在向什么人“下决心”、“作保证”的味道。那时还不知道有伽德默尔（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和解释学。这就是时代的痕迹。
后来教了一年公共政治课，就读研究生了。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范围是从龚、林、魏一直到毛泽东。要读的书太多了，那时学养深厚的桑咸之老师给我们开了一大堆书目，其中半数前此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于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读书、做笔记，只是争辩少了点。到该做毕业论文时，我犹豫不决。我的导师林茂生教授给我指了一条道。在后来为我主编的一套《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序言里，林老师是这样写的：
萧延中同志曾是我的研究生，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他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又在同一个教研室，接触更多。在读书期间及其以后，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勤奋和多思，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记得当年准备撰写毕业论文的前夕，他提出两个方向：一是从“思维范式”演换的角度，阐述１８４０至１９４９年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宏观结构；二是从新的角度专题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应该说，这两个方向都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我考虑，前者由于时间跨度大，内容复杂，要求全面掌握史料，当作长期研究的课题自然不错，但在短时期内要取得较大突破，实属不易。而当时毛泽东研究虽已非显学，但作为过来之人，我确知其中分量，况且由于众多原因，那时从政治思想史角度，把毛泽东放到学术系列中予以考察和研究的成果，不算很多，学术空间较大。经斟酌我建议，不要眼高手低，铺摊子太大，最好从资料较分散的毛泽东早期思想入手（当时《毛泽东早期文稿》还未出版），立足于一个点，展开研究。萧延中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他数下韶山，查寻旧报，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八万余字的硕士毕业论文《毛泽东早期政治哲学思想述论》，答辩时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①
后来，现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党的文献》杂志主编、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先生，当时正在编辑“蓦然回首”丛书，得知我有近十万字的书稿，就约我抽看样稿。他略读样稿后，我们一拍即合，于是就诞生了《巨人的诞生》。由于陈晋是学文论出身，这个带有美学色彩的书名就是他给起的。
今天，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时一个中国普通的青年大学生对“民主”理念的理解程度和基本表述。它既没涉及“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对诸如“多数暴政”这些政治保守主义的常识也没有丝毫感觉，进而形成了“对自身为之献身的价值竟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况。由于《巨人的诞生》写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所以尽管其中存在着诸多明显的主观臆断和化约论倾向，但我也无意再重新改写。封存一份年久的“档案”，自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此次的修订版，我只增添了少许史料，规范了必要的引文注释，其他，包括全书的结构体例和各章节的题目，都一概如旧。
为了弥补旧版知识限制的不足，在文后增加了附录部分，是我近年来的一些论文。其中大部分是提纲性的基本思路，它们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展开论证。
《巨人的诞生》的初版扉页写了两句献词：“献给划时代历史悲剧的伟大承担者；献给我敬爱的导师林茂生教授。”今天，我仍愿将这部小书献给久病之中的林茂生老师，愿这本书能博他一笑，并盼他的身体能够得到康复。关于第一个献辞，看来历史愈久，问题也变得愈复杂，真可谓“知识越多越无知”。如今，我想引用更能传达心绪情结的诗化语言对此略作补充：
悲剧的特有光辉和感奋来自于渗透在悲剧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典型的悲剧英雄，总是处于命运之轮的顶端，处在地面上的人类社会与天空中更为高贵的事物之间。
悲剧英雄向着幻想中的胜利迈开的每一步都在走向他的毁灭，每一步都加强了观众对英雄在劫难逃的感觉。知道或感到这个必然结局的观众完全了解作者并洞悉到戏剧的秘密，而剧中人却并不知情……由于悲剧冲突所表现的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其“悲剧的嘲弄”（ｔｒａｇｉｃ ｉｒｏｎｙ）实际上并不含有对英雄进行嘲弄和反讽的贬意，而只是一种具有无可奈何的事与愿违，其深意在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和对悖论的惊讶和惋惜。①
当把这第二段引文置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舞台中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惊奇地发现，其实“演员”和“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为一体的。所以，当时过境迁之后，谁也别自夸，因为当时似乎真的没有谁比谁更高明！俗语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至今仍然坚持自己当年信守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理解是批判的前提，研究者的首要责任是反思那个曾经支配着社会事物、包括自我在内的话语体系，透视以往的那个时代“真理叙事”得以形成的脉络（ｃｏｎｔｅｘｔ）以及支撑它可能持续的逻辑。
作者谨识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夜
于北京
前言第2节 引言（1）
以１９７６年震惊中外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中华民族那纯朴沉默的理性精神，踏着崎岖凹凸的行程，伴随着伤感、疑惑和求索的情绪，终于冲破了自己设下的传统樊篱，以激昂不羁的曲折形式复归了。说实话，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五四”以后的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历史事件能像这次一样，在亿万人民的心灵中留下如此广泛而深重的巨创，仿佛也没有哪一类激烈的斗争能像这次一样，在方圆近千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骤时积淀下那么多的疑虑与思考。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表面上看是那么突如其来，可历史的足音中却始终潜伏着无数的根源。自然，这些在深层结构中才能存贮的文化积淀，并非每个人都能说得一清二楚，但是直观的感受、社会的本能及其民族责任感却驱动着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将思维的重心转向到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上：我们的社会有机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由沉默到爆发或许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和成熟。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四人帮”很快倒台，人们在经历了一段真诚缅怀和极度狂喜的交叉情感负重之后，整个民族逐渐沉静下来。他们在想，在看，在思考，在求索，从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思。
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人治”与“法制”的争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经济规律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制度模式的研究……等等，其意义都远远不仅限于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纯粹学术领域，其共同的深刻旨意在于：打破僵死凝固的观念束缚，自己反省、认识、剖析自己，以推动已经落后了的中国赶上世界发展的平均水平。
与以上种种探索相比，对毛泽东进行公正的科学评价，实际上具有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思想解放意义。问题并不难理解，对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设计者和缔造者——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２０世纪超级伟人的评价，实际上关系着我们民族今后数十年的基本发展方向，关系着整个世纪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格局。事情愈是至关重要，人们的心理负担也就愈加沉重。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从严肃的会场到街谈巷语，从中国的穷乡僻壤到世界的华都盛市，人们都以各种各样的态度，或沉郁，或激昂，或坚信，或猜测，密切注视着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政治评价。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中国人把这一政治评价看成民族自我前途和命运的关键环节，外国人则把它视为衡量中国价值的重要天平。
在现实的十字路口上，产生了选择的需求。当时邓小平敏锐而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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