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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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毛泽东革命的政治信仰基础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学说将必然按照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的社会“身份”体系进行颠覆性更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毛泽东革命就再没有放弃陈独秀关于“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的政治精神信条，“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精神标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这一“人民共同体”的最高决策者的精神导师，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偏好则日见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中，以“身份政治”（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为特征的政治资源分配，是其独特政治发展观中最富特色的重要一环。徐贲教授指出，在新中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阶级划分逐渐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这样，作为政治身份等级的阶级分析性质，在中国政治中的功能也越来越清晰。因此，作为体现政治秩序的社会身份系统也逐渐出现了这样三个特征：第一，它越来越以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能力）为身份标志，官民（领导／群众）界限的加深及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的确立造成了一个与严格的“待遇”区别相联系的复杂身份系统；第二，身份区别越来越朝意志论的方向发展，“思想”和“立场”越来越成为确定人们身份的标志；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身份甚至变化为一种“种性等级”和“血统”特征。一个人的身份不仅影响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而且还影响到与他有关联的家人亲朋。①这里，除了第三个特征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外，前两个特征在现代中国政治均有突出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对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一切社会等级，只是毛泽东之新式“身份”的范畴划分在原则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社会身份”指标进行彻底的颠覆，代之以阶级伦理为坐标的“政治身份”的权力分配体系。具体而论，毛泽东式的“政治身份”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展开：其一是在“人民”和“敌人”之间进行区分，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原则对立，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敌我矛盾”；其二是在“权威”与“群众”之间进行区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是一个广存争议和弹性极大的模糊空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前一种身份关系相对简单，并且直言“无产阶级专政”，实施一方对另一方的“独裁”；但真正的问题则是在后一种身份关系，而在这其中“权威”又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概念。它既指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支配能力的要素，也包括在学术、技术或知识方面占有优势的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它的费解之处则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例如，倘若我们仅仅简单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列宁主义“阶级论”的忠实信奉者，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领袖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竟可以从“人民”的范畴中被删除而划归为“你死我活”的“敌人”，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同样，如果说毛泽东的政治身份范畴仅仅是“封建主义宗法制”的翻版，那么，他一贯要求对中共高干子女，包括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严加管束，异常警觉，甚至对其革命性持怀疑态度的事实，也就使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不认为毛泽东关于对“政治身份”的界定仅仅“是一个官僚统治的法术问题”①，而在他的观念中这是一个关怀“社会公正”的实质问题。正如１９６１年９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的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践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②　　　　
　　　　因此，对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身份建构的依据、途径和政治措施做系统探讨，将是研究其晚年政治思想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毛泽东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他的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遍查毛泽东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他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是，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①　　　　
　　　　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盎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是甘茂的孙子，十二岁当上了正卿，还是个红领巾，他帮助宰相吕不韦出了个好主意，他当全权大使到赵国解决了个大问题。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调回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你说是不是？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当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现在舞台上唱的霸王别姬的扮相不对，应当叫他扮小生。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要他钻裤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　　　　
　　　　颜渊是孔夫子的徒弟，是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红娘不是很有名吗？她是青年人，是个女奴婢。这个人很公正，很勇敢，她帮助张生做了那样的事，是违反“婚姻法”的。她被打了四十大板，可是并不屈服，转过来老夫人责备了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的学问好？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有个荀灌娘（河南临颍县人），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她的父亲被困在襄阳的时候，带领几十人杀出重围去搬救兵，你看她有多大本领？　　　　
　　　　唐末的诗人李贺（河南宜阳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2节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2）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还有杜伏威（山东章丘人），十六岁就当了大将。　　　　
　　　　唐末的罗世信（山东历城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的王勃，初唐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轻人，死的时候才二十七岁。　　　　
　　　　宋朝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得不对，你要订正呀！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才二十九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１９００年）创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孙吴原来的统帅是程普，他是老将，但孙吴打曹操不用他，却用周瑜挂帅，任前部大都督，挂为左将军，程普为右将军。程普不服，但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的时候才三十六岁。　　　　
　　　　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醴陵人。他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作庄子和易经的注释。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法国一个小药房的司药。我是在一本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作试验的时候，几乎丧了命。实验成功了，法国不赞成他，说他违法。德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安眠药才出世了。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者是一个染匠。因为他的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他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人开始信宗教，被人轻视。他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胡适回台湾，搞科学院，把美国的两个发明家李政道、杨振宁也选上了。这两位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织方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本事可不小啊！　　　　
　　　　南北朝的兰陵王，北齐王高欢的孙子，叫高长恭，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很勇敢。有一个专门歌颂他的曲子，叫兰陵王入阵曲，据说这个曲子现在日本。　　　　
　　　　现在有许多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总之，有为的青年人很多。①　　　　
　　　　我们如此冗长地直接引录原文，只是试图展现毛泽东独特语言风格背后蕴藏着的明确价值取向，以至于他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兴奋得甚至不肯停口。虽然毛泽东所列材料未必完全准确，但对他来说的确是信手拈来。在解释学的含义上，信手拈来不仅不意味着随机断想，反而由于不用刻意雕琢而更加凸现经常思考的深思熟虑。　　　　
　　　　几天以后的５月１８日，就在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科学家、发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　　　　
　　　　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①　　　　
　　　　在同一时期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毋庸赘言，毛泽东的“话语”是独特的。上述论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极有意义的现象，在进化论、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上看，颇值得深入研究。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继阿尔蒙德之后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白鲁恂（Ｌｕｃｉａｎ　Ｗ．　Ｐｙｅ）就曾指出，美国历届总统多出身于身份低下的南部农场主，而不是东部的发达地区。②但我们所关注问题的重心则是，毛泽东借此现象并不是要说明人类进化的一般轨迹，而是借助历史事例对“人”进行“身份”的区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论的基础假设。换言之，毛泽东的语义重心是在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走向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提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①　　　　
　　　　笔者曾经一般地把毛泽东上述论断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创新”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