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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诞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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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一般地把毛泽东上述论断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创新”情结，认为这是“出身于普通农家的毛泽东，不自觉地以自己个人经历的发展格局为模式，以此建构他观念中的理想主义大厦”①。现在看来，这样的概括并未能完全体现出问题的要害。其实，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压抑—创新”的基础假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对他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实的理解。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层面上，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似乎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惰性，作为一种内生的能量，它将必然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心理能量的本质则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诉求，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的就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被人瞧不起”，所以才“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与此相反，压抑别人的权威拥有者其强悍的外表所掩盖着的恰恰是其虚弱本质。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过滤网的作用下，才产生了识别善—恶、正—邪、美—丑等政治评价结构的准则，由此才可推论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革命理论的规范性命题。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与其试图从马克思或列宁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去寻觅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渊源，不如更切实地在中国民俗文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中去挖掘其思想原型的观念基础。诸如“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朴实的道德“义举”，似乎更接近于毛泽东政治伦理观念的真实本源。
美国学者Ｒ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从不满足，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且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比如“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的了”①。
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人民”是一种崇高的身份，拥有这一身份，不仅意味着其主体中必然地孕育着革命动力和实现欲望，而且还在名誉和政治生活方面被赋予了优越性与优先权。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毛泽东政治的结构中，“身份”绝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位，而是随着环境与态度的变化而不断流动的角色。我们的这个意思是说，这里“人民”之身份在很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自然属性，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财产和经济指标，而是经过认知过滤网不断筛选的政治符号。换言之，自然出身的性质固然对获得政治身份具有意义，但最为关键的是，“人民”身份需要自然人在政治实践中去主动地获得。简单的“血统论”和机械的“经济论”都不足以成为考察阶级身份的惟一的依据。而真正获得“人民”身份的途径，其核心原则的一个条件是“吃苦”。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派生条件是“思想改造”。
首先，所谓“吃苦”最直接的含义是“被压迫”，是一种困苦的折磨。如前所述，毛泽东认为正是各种意义上的压抑和苦难，孕育出了造反和翻身的需求。所以，它又是产生革命欲望的动力源泉。这样，在毛泽东的政治伦理的逻辑中，自然的“受苦”或自觉地“吃苦”，都将成为铸造革命意志和检验政治态度的重要途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李讷大学毕业。按当时的习惯女儿希望父亲送给她几句自己最喜欢的格言，据说毛泽东题写的四句话中，首句就是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①可见他把“吃苦”放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ｎｅｒ）敏感地发现，对于毛泽东来说，万里长征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甚至是劫后余生的生死考验，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心理意义和道德建构意义。他写道：
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给人们提供这种希望和信心的基本感觉，使人们确信下决心的人们甚至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能获得胜利的，正是长征……不仅相信那些被认为能够按照共产主义理想改造未来的人们，而且相信那些被认为是对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至关重要的价值观。人们现在所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各种美德：奋斗不息、英勇牺牲、自我克制、勤奋、勇敢和无私，不仅仅为毛泽东个人身体力行，而且为一切长征老战士所具有，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规范自己行动的美德，而且他们认为这些美德对于他们的幸存，对于他们所献身的革命的延续都至关重要。①
事实的确如此。延安时期毛泽东现身说法，明确指出了一个人如何获得“人民”身份的最好途径：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①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3节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3）
在后来的政治过程中，毛泽东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地把能否“吃苦”作为评价是否具有“人民”乃至共产党员身份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对那些在社会上提笼架鸟、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十分反感，对于甚至对在公共场合摆放鲜花也觉得浪费。１９６４年７月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曾说：摆设花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很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管理庭园。今后庭园里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用，对子孙后代有好处。②历史资料反复表明，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极严，近于苛刻。“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与他的侄女王海容做了几次长辈与晚辈之间的闲聊式谈话，其中曾谈到：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写诗的汉高祖就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他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生活经验与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多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③１９６４年７月５日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私下谈话。当毛远新说到有一次游泳，天气很冷，在水里比上岸更暖和。还是在水里舒服。毛泽东当即瞪了他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①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最为清晰地表明他对于获得和保持“人民”身份的整体轮廓：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①
其次，与“吃苦”密切联系的是“思想改造”。毛泽东所谓“思想改造”的术语，其实是指“心灵”（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的净化，其内涵是建立或更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有时他直接称这种特质为“灵魂”。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在毛泽东看来，最能体现“人民”与“非人民”的本质差别指标，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所以，要获得“人民”的身份，至关重要的就是在原有的心理模板中逐渐注入崭新的“感情”要素，这首先必须承认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通过体验、经历和实践，去理解并融入他们的生活，最终与他们在深层感情上形成认同。有了这种内在的品质，换了另一个与“人民”相同的灵魂，才可以说这个人是真正地发生了转变。１９６５年８月３日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当马尔罗问及“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时，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①
在毛泽东的社会身份体系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兵属于最具革命精神的角色，而与此差别较大的则是从事脑力劳动、与直接的操作实践距离较远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８日，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了《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稿。毛泽东修改此稿时加入了几句话：“‘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的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觉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改正吗？”并把其中“挑动工农斗学生”一句，改成“挑动群众斗群众”。②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而发生质变的危险。１９６８年５月毛泽东对中央警卫部队讲话：“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①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８日北京语言学院的七名共青团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远不如以前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失去在革命道路前进上的“自由”，就会逐渐蜕化为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以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改革：１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２革命干部应经常地参加劳动。３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４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５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在这封信上批语：“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收到，看到，并注意了。”②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等转报军内《情况简报》，其中涉及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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