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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诞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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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斯塔尔（Ｊｏｈｎ Ｂｒｙａｎ Ｓｔａｒｒ）《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熊哲（Ｊａｍｅｓ Ｃｈｉｅｈ Ｈｓｉｕｎｇ）《思想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邹谠《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与继承政治》、泰伟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Ｔｅｉｗｅｓ）《中国的领导、合法性与冲突》等著作是其中的代表。在这类研究的类型中，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和结论呈现出重大差别，甚至完全对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都比较规范，学术理路清晰，讲求论证逻辑。迈斯纳关于“毛主义”中“乌托邦主义”和“平民主义”倾向的分析，斯塔尔对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解析，泰伟斯在韦伯框架下关于“毛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都不是给“现象”定性，而是显示其中的“意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自由派”和“左派”双方都进一步使其研究精致化。主要代表作一是由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等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等一系列专题；二是由塞奇（Ｔ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德温（Ｈａｎｓ Ｖａｎｄｅ Ｖｅｎ）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透视》和由奇克（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ｈｅｅｋ）、塞奇主编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两部著作，其中使用话语分析、解释学和制度主义所作的微观个案分析，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8节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意义（2）
３．思辨透视型：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这类研究的主要兴趣点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换言之，其研究目标不是一个特定而明确的专题，而是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可能性理由，我们也把心理分析方面的著作放在此类研究中。在方法论上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个性化研究风格。魏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Ｊｒ． Ｗａｋｅｍａｎ）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白鲁恂（Ｌｕｃｉａｎ Ｗ． Ｐｙｅ）《作为领袖的毛泽东》、索罗门（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Ｓｏｌｏｍｏｎ）《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艾瑞克·周（Ｅｒｉｃ Ｃｈｏｕ）《毛泽东：人与神话》、马丁（Ｈｅｌｍｕｔ Ｍａｒｔｉｎ）《崇拜与祭文》、莱姆（Ｌａｉ Ｓｉｎｇ Ｌａｍ）《毛泽东领导风格中“诗”的作用》等是其代表作。一般来说这类著述的作者都是某一研究领域的名流专家，他们都用自己娴熟的专业知识，把“毛泽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政治符号，进行俯瞰式透视扫描，其独特视角是其他分析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如魏斐德是著名的中国明清史专家，曾任全美学者联席会主席；白鲁恂则是著名的政治文化专家，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索罗门则两度担任美国分管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他们关于毛泽东历史哲学、精神分析和儒学文化的研究，都在学术界占有“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殊位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语义、本文语体、个人词汇和符号分析（仪式、服饰、口号等）的考察也日益增多，使国外毛泽东研究呈现新的时代色彩。近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新南威尔士、格里菲斯等城市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了《澳大利亚中国事务》、《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等刊物，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如奈特（Ｎｉｃｋ Ｋｎｉｇｈｔ）的《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因果论》、《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文，颇有新见。
４．文献注疏型：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编译并注释毛泽东的著作，也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日本、美国和德国学术界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费正清教授的领导下，美国哈佛大学就已着手编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东京北望社出版了由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十卷本。同年，牛津大学出版了由陈志让编译的《毛的论文——１９５７年后的著作和讲话》。１９７４年由施拉姆主编的《毛主席与人民的谈话：１９５６—１９７１的讲话和书信》出版。１９７５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了由亨利·戴编译的《毛泽东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年的文献》，次年，德国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也出版了由马丁编译小组编辑的《毛泽东文集》（１—７卷）。可以说，整个７０年代，是国外翻译毛泽东著作的高峰期。进入８０年代以后，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补集》（补卷九卷、别卷一卷）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毛泽东著作年表》（上、下卷）出版。１９８９年由麦克法夸尔（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主编，高德曼、史华慈等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后一部分则由毛泽东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间的十九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十四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五篇。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补集》。全书洋洋二十卷，不仅篇幅浩大，而且特别是对每一篇毛泽东的文稿做了详细注疏。特别标出毛泽东著作的第一版本与正式编订的《毛泽东选集》之间的修改和区别，使读者对毛泽东著作的版本变化一目了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据说，由施拉姆主持，美国哈佛大学仍然持续进行着《毛泽东文集》的编译工作。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现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塞奇教授的长文《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从“中共历史档案保管之现状”、“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之现状”和“目前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中的一些问题”三个方面，对中共党史档案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这项重要的研究甚至已经走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前面。
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里，流行着几个基本概念。由于中外学者在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方面的差别，这些概念容易引起误解，在这里有必要予以适当地说明和澄清。
１．毛主义：ＭＡＯＩＳＭ
“毛主义”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创立的一个学术概念，其意是说，毛泽东革命不可否认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这一思想体系又的确具有“中国不同于俄国”、“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内涵。如果说这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最早的“文本”，那么，它就应当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史华慈指出，毛泽东这部具有鲜明独创精神的中国政治名著，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即“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并把完成民主革命的百分之七十的功劳归之于农民，并把对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评价“作为判断政治党派革命与否的价值标准”。而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对苏俄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由完全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①其语义学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哈佛大学的另一位学者布朗特（Ｃｏｎｒａｄ Ｂｒａｎｄｔ）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差异，毛所强调的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ｔ ｈｅｍ）。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史华慈把“毛主义”视为俄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的概括日后引起了多大的争论，但应当承认，这种概括和判断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的主流范式和学术传统，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不断发展。
显然，“毛主义”的概念与中国理论界所使用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有相重合的部分，但在基本性质上则大不相同。中国学术界在识别这些基础概念时，应加以充分的注意。为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我们把Ｍａｏｉｓｍ统一译为“毛泽东主义”。
２．乌托邦主义：ＵＴＯＰＩＡＮＩＳＭ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内，“乌托邦主义”似乎是一个较常使用的概念。由于历史认知和思想方式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一般是在贬义的意义使用这一概念，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乌托邦”意味着“空想”、“不现实”、甚至等同于“政治幻觉”。但在西方政治学的专业话语内部，情况要比想像的更为复杂。在字源上，“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是希腊语ｏｕ（不，没有）和ｔｏｐｏｓ（地方）所组成，意为“没有或不存在的地方”。而在新拉丁文中则为“想像的岛屿”的意思。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德的“道德世界”，其实都在某种人性有限的假设下，把最纯粹的期望寄托于理想层次的乌托邦，而把失去乌托邦导引的世俗生活看成是行于昏昧之中的堕落。康德充满激情地说：希望一个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国家产物，无论它可能来得多么迟缓，有朝一日能达到完美之境地，那只是一场美妙的梦；然而不断地趋近于它，不仅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就其可能与道德法则相一致而言，它还是义务。这非但是国家公民的义务，而是国家首脑的义务。①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在近期的采访中也指出：“绝不能把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与幻想（ｉｌｌｕｓｉｏｎ）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像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世界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②
众所周知，把对乌托邦的批判上升到意识形态层次，是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批判，但一方面经典作家明确肯定这些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后人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夸大和误读，如把ｕｔｏｐ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译为“空想社会主义”，从而使ｕｔｏｐｉａ直接等同于“空想的”，而省略了其“福地乐土”的崇高本意。韦伯恳切地说：“如果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力求取得不可能的东西，人类就不会获得可能的东西了。”①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它不是对未来明确的强制性规定，那么，乌托邦所蕴涵着的现实道德批判的准则，就将向美好的未来表达一份充满信心的不灭祈望了。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9节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意义（3）
３．平民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在外国学者的研究脉络中，“平民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通常被看做是概括毛泽东政治思想特色的重要概念。这个特色就在于，如果说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政治动力和本质是产业工人阶级，那么，毛泽东主义则把革命动力归结“人民群众”。显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人民群众”比“工人阶级”要宽泛和模糊。外国学者注意到，赞美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认为他们中蕴藏了一种推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极大冲击力，这一思想成为贯串于毛泽东所有著述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思想的角度上形成了明显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外国学者也注意到，毛泽东晚年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党变质的可能性表现出深刻的忧患和警觉，担心社会主义社会发生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他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群众”。所以像迈斯纳所说的，“毛泽东主义里的平民主义成分，在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能轻易地假定为纯粹的‘列宁主义’性质的东西，具有深刻的重要含义”②。
如常识所示，英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的本意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所谓“流行歌曲”的对应词就是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用为政治词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有多种译法，如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民众主义、民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等等，其基本语义是“眼睛向下”，更加关注于社会下层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对应词是“贵族主义”（Ｎｏｂｅｌｉｕｍ）。例如，现代中国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曾在著名的《平民主义》一文中用“平民主义”翻译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而又把Ｐｏｐｕｌ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翻译为“民治”或“庶民的统治”。①就我们的阅读范围而言，似乎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民粹”一词，它的传入直接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俄罗斯文化的引进相关，特别与列宁批评俄国民粹派思想有关。应当说，在五四时期，Ｐｏｐｕｌｉｓｍ还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汇，是青年人所憧憬向往和心旷神怡的一种崭新生活模式。诸如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甚至克鲁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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