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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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中形成了明显的逆反心理：　　　　
　　　　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①　　　　
　　　　父子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一次父亲当着众人辱骂毛泽东，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盛怒之下，毛泽东反骂了他以后就离家出走。最后终于以死相逼，迫使“严父”屈尊让步。这次的“反抗”与“胜利”，在毛泽东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②　　　　
　　　　毛泽东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人质朴，以救济施舍为满足。毛泽东多次充满感情地描写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③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④　　　　
　　　　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常能设身处地理解穷人，尤其对弱者怀有深深的怜悯，“普度众生”、行善积德的佛家平等博爱意识，在他的观念中留下了浓厚的伦理印迹。　　　　
　　　　两种相反性格的交相熏陶，在毛泽东的心理生成时期埋下了反抗权威和同情民众的双重结构的种子，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心理性格和价值系统。这一突出的人格特质，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据毛泽东回忆，那时，他对于描写造反故事的传奇小说的兴趣浓厚，似乎远远胜过“四书五经”：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①　　　　
　　　　当然，对于这些“关于造反的故事”的浓厚兴趣，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已明显萌发了自我意识，这不过是对教师强迫读经而禁看“邪书”的一种逆反心理。好奇是儿童的天性。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欣赏、浏览过程，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在晚年的时候，他曾多次私下对友人讲起，他佩服曹操的才华与韬略，虽然周瑜在才、气两方面均不如诸葛亮，但却年轻有为、志向宏大，不失大将风采。《水浒》中他最喜欢阮氏三兄弟；宋江前期仗义，为民请命，却晚节不保，被人招安了。《西游记》中的孙猴子果敢精明，才智超群，且忠心耿耿，忍冤助道……　　　　
　　　　毛泽东天生一颗敏感的心灵。在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之中，通过阅读这些传统小说，他终于在其中发现了问题，从而使他那些纯净的“心理格局”染上了第一点浓浓的墨痕。他回忆说：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②　　　　
　　　　感觉到了压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发现了自我。毛泽东不自觉地寻找着农民的历史足迹，恰恰反映出他对自我位置和个人价值的寻觅。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带着这一并不清晰的模式去观察社会，再一次充实、验证了他偶然发现的必然事实。毛泽东还回忆了１９０１年长沙饥民的“抢米事件”，韶山哥老会与地主的暴力冲突，当地农民因困于粮荒而发起的“吃大户”运动等等。毛泽东不仅明确地承认，“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①，而且表述了他的自我意识成长与农民的遭遇和压抑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②　　　　
　　　　从毛泽东性格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印象和觉悟可以概括为崇敬与遗憾的矛盾心理状态。他一方面赞美不甘屈侮的造反人格，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屡次的失败深感不平。在这样左右夹击的心态中，“拯救意识”于是生成。那时，他对日本军歌《黄海之战》怀有特殊的感情，几十年后还能背得出，羡慕日本的强大与骄傲，而对祖国的衰危和失落感到沮丧。那时，毛泽东常以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自勉，拿破仑、华盛顿、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世界英杰”也都成为他推崇的对象。他曾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人生初年的心理刺激往往具有顽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早年毛泽东的感觉世界中，对社会的不满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农民所遭受的痛苦和欺凌既是他社会意识的前提条件，又是他自我意识的萌生基础。二者的综合重叠，组合成了他政治价值观的最初积淀。　　　　
　　　　现代心理学研究者认为，父母之间的性格差别越大，孩子在精神上的继承面也就越广。相反气质的幸运结合会产生新的组合。但是，只有在自然能同时给这位天才以掌握他胸膛中两颗心灵的意志力量时，它宏大的设计才能取得全面的成功。人类中的佼佼者往往都在摇篮里，就得同分配给他们的命运作一番认真的较量。只有他们赢得这场斗争，而且内心世界并未因此而动摇，那么他们的创造力才能得到释放。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人。他从父亲身上懂得了反抗压迫的意义，从母亲身上又秉承了怜爱弱者的精神，整合二者形成了拯救意识。这样，反抗—怜悯—拯救这样的一个三维心理要素，构成了他心理发育的主要结构。毛泽东早年反复阐述“民”的观念，强调平等就是普通的平民化，以及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气质和对政治活动的热衷，无疑都是这种鄙视高贵者，拯救卑贱者的心理结构的体现。　　　　
　　　　第二，本源于“农”与“士”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倔强和自尊。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似乎在走向社会时总内在地体验着某种“不平”，这种带有自卑色彩的“情意症结”，反而成为他顽强意志力和超常忍耐力的精神源泉。对于那些凌驾于自我之上的直接权威，他不能宽容。诸如，老子打骂儿子，教师欺负学生，有钱人凌辱没钱人，直到地主、官府压迫农民，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批判和反抗的对象。或者愤世嫉俗，以恶对恶，或者深埋怨恨，寻机报复，无论采取哪种形式，毛泽东总是下意识地对于社会权威极为关注。　　　　
　　　　毛家自耕十五亩田，年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大约吃三十五担谷，还有二十五担左右剩余，“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同时入股米店，与铺商往来，还自印“义顺堂”纸票，于经商中流通，在当地算得个小康富户。毛家家业渐大，其父指望精明的长子继承祖业，耀祖光宗。但毛泽东此时则崇尚“新学”，立志读书，坚决拒绝了别人给自己安排好的“阳光大道”，执意选择了走自己认可的“独木小桥”。临离家时，他专门抄录了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的一首小诗，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①　　　　
　　　　他从韶山到湘乡读书。由于口音不同、衣着简朴，且入学年龄偏大，因而屡遭其他孩子的白眼和奚落。这种伤害在他的心灵上烙下了不小的印迹，甚至几十年后，他还将这事记得一清二楚，反复向斯诺讲诉：　　　　
　　　　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①　　　　
　　　　但毛泽东并不服气。他没有张扬，也没有直接反抗，而是自居一隅，独著《咏蛙》一诗，发泄自己内心的强烈不满：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②　　　　
　　　　不久，毛泽东作《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受到教师“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赞誉。③他以自己的力量改造了环境，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钦佩。一年后，毛泽东来到省城，考入学堂。按理本当安身立命，感到满足了，可他却又挑剔学校，一易再易，以致连续报考了五个学校均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录取，时间是１９１２年上半年。在这所中学的国文课的作文中，毛泽东写下了目前存留最早的文稿《商鞅徙木立信论》，开始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论证了“民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指出即使良法也要与民智开化的程度相适应，“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①。这篇奇文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作文的空白处多处批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在文末又做了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②但就在得到这样高的赞誉后，毛泽东终觉课程陈杂、枯燥无味而退学自修。他在图书馆中饱览中外名著，见识大增。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9节　农家本色与湘学士风（3）

　　　　洛斯奈（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ｓｎｅｒ）在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时说：“‘情结’（ｃｏｍｐｌｅｘ）是很复杂的一种情绪状况。它主要是描述一组感觉和观念。这些感觉和观念互相关联，由个人情绪经验中的一个重大伤害产生出来……这种伤害一旦被潜抑下来，就像一块金属。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害处，其实它却能放射出一种能量，影响周围的每一件事物，而那最初的情绪伤害就像是隐藏在潜意识里的金属一般。这个产生于过去的伤害埋藏在人的心里，会在人的意识里固着于一个特殊的观念形式上。这些观念于是变得充满着情绪的电波，并且总是影响他的思想、感觉和生活。”①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其早年潜意识中留下的“伤害”，显然与农家的社会地位有着直接联系。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总是耿耿于怀。换言之，在他取得成功之后，过去那卑微的社会地位也随之转变成了实现伟业的不灭记忆和个人奋斗的永久标识了。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反复对斯诺讲起二十年前自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所遭受的冷遇：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②　　　　
　　　　显然，“农家”低下的社会地位使毛泽东那好胜争强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在积极的意义上讲，他认定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奋斗者来说，惟一可依赖的自救武器只有“意志”，凭借自身固有的顽强意图去改变现状；从消极的方面讲，他无意识地对权威怀有发自内心的敌视。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学术权威，只要是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东西，就都被视为异物，成为排斥、蔑视、批判和摧毁的对象。这样，在毛泽东早年的著述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浓厚且强烈的批判倾向，而崇尚与讴歌那“天不怕，地不怕，死人不要怕，权威不要怕”的自主精神。应当说，毛泽东早年背负着农家天赋的压抑和倔强，不惜孤身开拓，不懈挑战，以显示自我的无穷能量。这种批判的动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一种乡愁的冲动，浪迹天涯，寻觅自我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知识背景、一段社会化过程，也是一座心理城堡，它使青年毛泽东获得了许多影响其一生的品质、素质、情结和价值。那就是：激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情绪，超前蓬勃的创造欲望，逆反传统习惯的文化冲动和蔑视既成思维框架的否定精神。①　　　　
　　　　当然，不能把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理解为否定一切之后所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