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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诞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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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把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理解为否定一切之后所形成的一片空虚，它是在破坏现实基础与憧憬未来理想之间的一个过程。众所周知，崇尚王权而憎恶贪官是中国农民日常政治心理的重要表现之一。一方面，他们讨厌束缚，反抗规范；另一方面，他们又离不开秩序，需要保护。也就是说，既要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又要社会状态的稳定，从中获得安全感。因此，“权威”对于他们来说永恒地具有二重性。对于政治权力，他们的心态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既恐惧又羡慕，既蔑视又期待，既把贪官视为人间罪恶的化身又将皇帝看作扶善治恶的神灵。总之，生活在旧式农家中的农民，其秩序感是分裂、游离、不稳定和理想化的，反抗“压抑的小权威”，其实质憧憬的却是另一个“压抑的大权威”。不能不说，既向往自由又期待保护，既要求秩序又厌恶约束，从而，自尊与自卑毫无隔膜地联在一起了。这就是旧式农家观念中的辩证法，就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矛盾人格和精神命运。①在毛泽东自己的回忆中我们看到，这种神奇的精神状态，也在他幼年的灵魂中打下了烙印。不管他后来的思想如何变化，我们说这些最早的因素都是不容抹煞的。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政治心理学家利夫顿（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ｙ Ｌｉｆｔｏｎ）教授早在１９６８年就说过：在毛泽东身上似乎存在着某种对中国的乡土民众极度认同的“神秘的崇奉”（ｍｙｓｔｉｃａｌ ｆａｉｔｈ）：
有些观察家简单地将此归因于毛泽东出身农家的背景，但斯诺在１９３６年时就注意到毛泽东既有农民气息，却又有洞明世界的犀利智慧。毛泽东与其农民出身的关系显然比一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他虽然出身于农民，但却与父亲有过激烈的冲突。而这位农民父亲又是从贫农经自己努力上升为“中农”或“富裕中农”的。由此我们可以猜想，毛泽东对农民状态（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是既爱又恨，他之所以要热烈地赞美农民，就是为了消解这种矛盾心理，使之变成一种明确肯定的陈述。这一陈述既是革命性的又是“中国式”的。毛泽东毕竟很早就意识到“农民力量”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和国家未来的特殊重要性。在这一过程里，他产生了一种认同意向，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和种族的本质里，同时也形成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心理，以至于达到了著名的中国中心论的程度。①
今天看来，这些分析仍不失之为真知灼见。
我个人认为，以上两方面大体构成了早年毛泽东心理格局的最早积淀。我们虽然并不认为从这些描述中就可以推导出毛泽东今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在于这一积淀事实上构成了他意识发展的心理文化方面的历史和逻辑上的起点。
以上是就农家环境对毛泽东产生影响所作的一般描述。如果换个角度，我们将看到这种农家熏陶本身又带有湖南地域文化的明显特征。有学者早已提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是政治思想较发达的活跃地区之一，它与广东、四川等省份一样，被人们誉为近代中国造就政治家、思想家的摇篮。舍掉具体的地理环境不论，湘省积久而成的独特学术风气，乃是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独特位置的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学术风气”是指在一定区域内被人们普遍承认的社会价值准则，它通行于区域内的各个领域，渗透于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之中。现实的个人，也许并没有明显意识到这一价值准则的约束、吸引和导向，但实际上人们却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这一具有鲜明特征的氛围内思考、行为和生活。
概括地说，湘学士风气最主要的特征是务实，既寓道于势，又以势求道。“内圣”固然是重要的条件与阶梯，而“外王”则为终点和目的。这种学术风气或社会价值准则，早可溯及王夫之，他“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其经世之风，对湘籍学生影响极大。自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至郭嵩焘、谭嗣同、杨度、黄兴、蔡锷，以及毛泽东、章士钊、刘少奇等等，此种学风经久持续，绵延不息。正如学人所说的那样，湘学“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崇尚艰辛勤俭，且倡独智大醒，贵“诚”而蔑“浮”，重“实”以明“身”。
或许正是这种务实求简、济世忧国的地域文化传统，不仅使湖南一地人才辈出，少学究而多实政，大都于学于政兼于一身，其著有功名者均为文武全才之人；而且这一传统在近代改革运动中也得到充分的显现。戊戌时期，湖南设立学堂、学会和报馆普成时尚，设会之意不在清谈，而是“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以演说万国大势及政治学原理”。梁启超曾绘声绘色地描述道，那时整个芙蓉国里“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方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在……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①。
如果说，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那么，湘学尤甚。青年毛泽东生长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留有它的痕迹。例如，１９０９年毛泽东先就读于乌龟井私塾，其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治学堂，以讼笔称道于乡里。后毛泽东又转到东茅塘私塾，其师毛麓钟原本为秀才，并曾于蔡锷部下供职，于学于政均有见识。这一年中，毛泽东在他们指导下，点读了《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实用政治的史学名著，可知受益匪浅。１９１０年，毛泽东进入湘乡高等小学堂后，曾以“言志”、“救国图存论”和“宋襄公论”为题作文，深得教师喜爱和学友钦慕，而这些文字无一不围绕着“学以致用”的方向论证，体现了湘学士风的浓厚影响。或许只有在文化陶冶、教化的层面上，我们才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早年坚决摆脱其父安排好的职业（米店学徒），而执意外出求学；才能理解为什么一本讲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能使他曾那样心急如焚。在一本记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德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事迹的《世界英杰传》上，毛泽东大加批点，百读不厌。
同时，也由于实用理性的规定，毛泽东之远大志向并没有表现出鲁莽和轻狂，而在性格上则体现出审时慎事、周密筹妥的突出特征。据毛泽东的同学张国基回忆：
毛主席还具有一种谦虚朴质的特性，他在学校很规矩，很正派，温文尔雅，受人尊敬。他走路从不蹦跳，说话十分和气，平时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无论说话、做事都从容不迫，不紧张，不慌乱。平时是如此，紧急时也是如此。遇到开会的时候，无论是他做主席或做会众，他不轻易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争论的时候，他常常静静地倾听，然后才开口，分析，作出结论。大家都心悦诚服地听他的讲话。他在学校五年，从未和别人发生过口角，也不开玩笑。平常和同学们、朋友们在一块的时候，都是谈论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或评论古今人物，谈读书心得，谈得入情入理，动人心弦。谁若有悲观消沉情绪，一经和他交谈，就能振作起来。他在一师学习期间，为同乡们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他从不居功，从来不说那件事是他的主意或是他做的。毛主席在当时就是一个谦虚谨慎出名的人。①
他的沉稳风度赢得了信任和拥护。当年学生们举行“人物互选”活动时，全校四百多人中，他得票最多，一人就兼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言语、才具六项考语。②无怪乎杨昌济先生曾在１９１５年４月５日日记中夸赞他“资质俊秀”，“殊为难得”。黎锦熙先生也在１９１５年７月３１日日记中评价他“甚切实”、“文理优”、“大可造”。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３１日日记中又写道：“大有见地，非庸碌者”等等。③毛泽东当年的同学密友、后来身居海外的萧子升也说：“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工夫去精心规划，他是个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有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④
毛泽东推崇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等前人的“实学”精神。在后来的《讲堂录》中，他专门抄录了潘耒为《日知录》所撰的序文，作为自勉的信条：“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①尤其颜习斋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实际操作，重视直观经验的带有浓重墨家色彩的儒学异端思想，更是使毛泽东推崇备至，反复宣传引述。②
务实求实的精神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中到处可见。创建“新民学会”，他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不张扬”、“不标榜”，讲究实效，不图虚名，坚决反对“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③。他学习期间，曾多次到农村做实地考察，大大丰富了阅历和知识，这无疑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而寻根溯源，这种品格又与湘学士风的熏陶有着不解之缘。
从文化陶冶和认识发生论的角度看，正是农家本色和湘学士风，积淀了毛泽东最初的“意识格局”。虽然它是模糊含混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内在结构，甚至可以说其中绝大部分意识萌芽都处于某种无意识或不自觉的状态之中。但正是这一粗糙的“格局”，为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成长打下了基础。严格地说，它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10节 梁启超的政治文化启迪（1）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文章，更是不胫而走，曾启迪了连续几代青年人。有人甚至说，“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④。早年毛泽东也在这一庞大的行列之中。
毛泽东生前屡次谈及，他青年时代曾一度“崇拜康梁”，立为楷模。尤其喜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以至于“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①。晚年他仍追忆说：当年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②。可见，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早年曾按梁启超号取笔名“子任”，直到３０年代仍习惯于称戊戌启蒙思潮的领袖为“梁康”，这些经过选择和与众不同的称谓，无疑也体现了他某些心理、情感上的倾向性。早年毛泽东虽无缘与梁启超直接交往，但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３年的《新民丛报》却成为他受梁氏思想影响的主要媒介。这一影响也非稍纵即逝，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以前。
爱国意识在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已萌发。还在韶山读私塾时，他就向文永昌借读过《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但在严格意义上讲，爱国情感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观念。确切地说，毛泽东政治观念的建立是１９１０年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以后的事情。在那里，他研读了《新民丛报》，特别对梁启超那脍炙人口的政论名作《新民说》深表钦佩，不时在上面标点、批语、阐发议论。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严格区分了“国家”与“朝廷”两个不同概念，论证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指立宪——引者注），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③
梁启超上述论点的要害在于，在政治学角度上将“民族性”（爱国）与“政治性”（民权）区别开来。据此把“朕即国家”的思想视为“大逆不道”，进而讥讽那些以“忠君”寓“爱国”的旧式士大夫为“爱人及屋、爱屋及乌……寝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实为“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这些激烈的议论，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在这段文字的旁边，他作了著名的八十八字的批语：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可考史料中他第一次发表的政见。联系梁启超原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他政治观念的几个要素：对中国政治，特别是明清以降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表示了抗议与否定。认为“朕即国家”的制度违反政治公理，是践踏民意，非法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罪恶产物。“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坚决剔除之；关于“君主”存废的问题，则不在于国家政体的形式而在于其性质。如果“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君主不再是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政治实体，而仅仅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象征，那么则不必要一概否定、排斥之，否则，“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中国现实政治变革，应以“现今之英日诸国”为模式，采取君主立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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