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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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之，否则，“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中国现实政治变革，应以“现今之英日诸国”为模式，采取君主立宪政体。应当指出，在政体原理上，君主立宪并不是政体机制中的一个独立类型。实际上它只是现实与历史、时代与传统相调和的一个风俗和习惯的政治痕迹。换言之，在很大的程度上，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与其政治本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形式上保留一个王权的名义象征，但“国王不理政”则可成为贯彻民主精神的保证；相反，即使消灭了王权形式，并保留一个民选的桂冠，也不能就保证其政体的民主性质。①　　　　
　　　　我们知道，最早对政体进行分类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以国家主权的性质和归属为依据划分政体的六要素矩阵模型，已成为政治学之经典理论。②但必须看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分类方式，乃是法理上的形式主义标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情况要比这种“纯粹形式”的分类复杂得多。例如，同是君主制，也有专制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的区别；进一步，同是立宪君主制，又有德国的立宪君主制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之分。更有甚者，纳粹德国在法律上是共和制，而法西斯意大利在法律上则是君主制。但如果把法律上同属共和制的纳粹德国和美国划为一类，而把法律上同属君主制的法西斯意大利与英国划为一类，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荒唐。所以，仅从宪法形式上判断一个国家的政体性质，在实践上较少具有操作意义的。　　　　
　　　　现代政治理论的实践表明，今天关于君主制的问题，也像共和制问题一样，是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换言之，如何使君主制与民主政治不发生矛盾，甚至使之成为促进民主政治得以持续的理由与途径，是一个前沿性的政治制度研究课题。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中，不妨实施“以共和制为基础的君主制，君主制绝对承认国民主权的前提下，保留君主世袭的政治习惯。这时，世袭君主的功能对国民乃至国家统一，具有民族凝聚的象征作用”①。　　　　
　　　　但当时的毛泽东，甚至梁启超对于政体和民主的理解，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概括起来说，以反对绝对君主专制暴政为宗旨，以承认立宪前提下的君主地位为特征，以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为模式，构成了毛泽东此时政治观念的基本倾向，也明确地表明梁启超《新民说》给予他思想营养的主要内容。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　　　　
　　　　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指１９１０年——引者注），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法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②　　　　
　　　　不难看出，这时毛泽东已从喜欢冯桂芬、郑观应，倾慕西方的物质文明，想把“船坚炮利”引进中国，过渡到了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美西方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方面来了。因而，应当说，在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转变中，《新民说》是引导毛泽东观念深化的基本的“已有思想材料”，梁启超是他早年政治思想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一位启蒙导师。　　　　
　　　　毛泽东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以后，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思想上产生了新的变化。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他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①。显而易见，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在他政治心扉的天平上占据了第一重要的位置。但从理论角度看，他的政治观念还相当朦胧、含混，“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②，处于观念上的选择与徘徊之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剪辫从军，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但不能由此推论，他就从此摆脱了梁启超的思想影响。实事求是地讲，当年毛泽东与许多投身于辛亥革命的热血学子一样，不乏一种情感重于理性、激愤掩盖沉思的意识倾向，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对于革命的起源、方向、内涵和意义等等重要问题，都未来得及深入地理解与思考。因而，激烈的情感高峰一过，紧跟着的便是具有“补课”意义的再理解和再思考。这种情况与辛亥革命本身的理论准备相对不足有着直接关系。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此讲得相当清楚：　　　　
　　　　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定，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③　　　　
　　　　这是一段体现毛泽东当时思想状况的关键性表述。它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当时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是肤浅的，其认识还仅处于经验的层次上，因此才“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才“决定回去念书”。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行为归结为意识上的浅薄和失望。因为在这一观念中，实际上蕴含一种更加深沉的价值追求，就是回去念书，开始向理性的方向靠拢，追溯革命变动的之所以然的原因。所以，这种失望与期望的矛盾，成为那一代青年人寻求改造社会之新道路和新方法的重要动力和契机。　　　　
　　　　毛泽东回忆说，此后一段时间他读了若干西方政治和学术名著：　　　　
　　　　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①　　　　
　　　　据龚育之等学者考证，毛泽东以上所列书籍大部分为“严译名著”。②一些学者也反复论证过严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但使人困惑的是，在毛泽东此时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的大量笔记、眉批和通信中，不仅从未专门论及过严译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起过严复的名字，反复出现的倒是梁启超，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总能看得见和感觉到梁启超的影子。例如，早年毛泽东曾引述和评论过的著名格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③，就直接援引自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毛泽东当年读书时提示“参见梁启超‘利己之心之三种’……‘唯心的利他’”，指的也是梁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和《论私德》等文。他还屡将泡尔生（Ｆ．　Ｐｕｌｓｅｎ）《伦理学原理》一书之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如他在泡尔生译本第６７页上批语“见梁著《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文意”。①联系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后，杨昌济教育开导他时常“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的情况，②毛泽东在其政治观念的社会化过程中，明显地保持着对梁启超的偏爱，是通过梁启超的“流畅锐达”，去理解和体会严复的“太务渊雅”的。最突出的事例是，毛泽东接受进化论的熏陶并不是直接来自严复，而是来自梁启超。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鼓吹“竞争为进化之母”，重言“权利”与“独立”，曾反复博引中外史实，说明“以动力反动力相搏，而大争起焉，此实生物天演之公例也”的进化论道理。对“战国时代，学术蜂起，或明哲理，或阐技术，而后此则无有也……两汉时代，治具粲然，宰相有责任，地方有乡官，而后此则无有也”的历史兴衰感叹不已。③受其影响，毛泽东也认为：　　　　
　　　　是故政治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④　　　　
　　　　不难看到，毛泽东接受进化论思想与《新民说》大有关系；而且这种“由大乱走向大治”的社会政治历史观对他一生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11节　梁启超的政治文化启迪（2）

　　　　在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６年的反袁斗争中，毛泽东也直接受梁启超影响，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与梁氏保持着同一性。众所周知，“筹安会”大张旗鼓之时，梁启超“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①，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会”诸君，反对帝制复辟。而后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等文，锐气酣扬，笔力雄洒，社会影响极大。　　　　
　　　　毛泽东当时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通过学友会，把那时梁启超等人所写的反对帝制的文章，翻印成小册子，题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到处散发”②，以梁氏为旗帜从事反袁活动。恰在此时，该校国文教员黎锦熙入京从事编辑著述，社会讹传他将辅佐袁世凯。毛泽东当即致书，劝他“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袁氏“收揽名士之策，日起日巧，有自命‘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矣”①。一年之后，他再次致书于黎，抨击“袁氏笼络名士”的勾当，讥讽少数骚人墨客“堕其术中”、“乘权借势”。②可见，他的态度和笔调与梁启超何其相似。１９１６年６月袁世凯死后，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议和。同年６月１１日，他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废巡复督、善后会议六项和谈条件，并认为“闻有赦帝制祸首明令，时论哗然，恐增口实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７月１５日肇庆军务院解散。事后梁对此解释，谓“今日之局，与其对峙增猜，不若统一协议”③。毛泽东此时所持政见与梁甚为接近。他也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魁，稳定政局。毛泽东在当时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及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①　　　　
　　　　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毛泽东并不赞成逐走以劝袁称帝而著称的“一等侯”汤芗铭，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①。他强调“驱汤”后“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政局动荡失稳。“湖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也”，“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②　　　　
　　　　综上所述，梁启超在毛泽东心目中并不是“一座迅速踏过的桥梁”，在１９１８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前，梁启超仍是他观念中的主要精神领袖之一。　　　　
　　　　上述引证的资料的确显得颇为零散，但不能认为早年毛泽东与梁启超间的思想沟通属于偶然的巧合。因为，我们以后的比较将试图说明，二者之间不仅在论证问题时出于同一角度，而且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方面，也有共同之处。简言之，梁启超在后期《清议报》和前期《新民丛报》中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观的整体思维逻辑，对早年毛泽东的宏观认识结构产生着明显影响。　　　　
　　　　历史上梁启超虽“流质易变”，未曾建立起严谨的思想体系，然而就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３年而言，其思想脉络及其逻辑线索却清晰可见。概括地说，这就是梁启超曾指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的《清议报》宗旨。从宏观的思想结构把握，梁启超这一时期思想的内在逻辑是：凭借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以“新民”学说为思想核心；对外强调“厉国耻”，求独立，对内主张“倡民权”，废暴政；而其最终的目标与理想则要达到众生平等的“大同”之境。　　　　
　　　　“厉国耻”是梁启超政治文化观的逻辑起点。他多次论述“西人之议瓜分中国也，数十年于兹矣”的观点，指出偌大中国，铁路权、内航权、财政权、用人权、租借权等，“均归人手”，“仅余外观之皮毛”。惊呼“赫赫宗周”，长此以往将“鞠为茂草”。“民族帝国主义者，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厘然而集注于此一隅，彼俄人之于满洲，德人之于山东，英人之于扬子江流域，法人之于两广，日人之于福建”，国日危矣。他对祖国的安危痛心疾首。①　　　　
　　　　梁启超认为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有“最腐败之政府”，二是中国有“最散弱之国民”。虽然他对“最腐败之政府”也不遗余力进行抨击，但他显然认为，“最散弱之国民”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他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致康有为书》和《新民议》等文章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他在《新民说》中，将其思想概括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