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7-趣说古代官场生态-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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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麟骸Ｌ毂�九载九月十二日史索秀玉牒。”改用白话释其大意，就是一个叫韦谟的县令领取俸禄三十四硕（硕是唐代的容量单位，容十斗）的凭证，计禄时间从他八月二十日上任算起，经办人是一个叫索秀玉的吏员，办理日期是天宝九月十二日。因知彼时敦煌所辖各县，都无正仓，上起县令，下至吏卒，都得凭证去郡仓领俸，这就要比京官领俸麻烦多了。　　　　
　　　　二是工资表的编制和审核的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如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唐天宝四载豆卢军上河西支度使和籴米仓牒》，内容是给付一个名叫李景玉的副使春夏两季官俸折实。支度使本是军需官名，在以军镇节制地方的敦煌郡，其实就是财政官，而且多由节度使兼任。换句话讲，这就是军政首长为其所领部属，也包括他自己编制工资报表了。不过郡仓在体制上接受中央财政的领导，所以该牒在表述中又有“准格”两字，“格”就是中央财政颁定的支俸标准，说明仓署在支付时还是根据副使的级别与职务，对照格式操作。北宋的做法，是州府一级的机关发俸，皆由所在地区的粮料院编制报表和发放券历，但必须经过专司监察的通判审核，以防作弊，对比唐代藩镇是一个进步。但是县一级的官俸支付，反而是知县主持，监当官（工商税务局长）审核。迄宋徽宗时，有人指出这个程序有弊端，因为监当官在行政体制上是知县的下属，“虽坐视勘给务违法等事，在于人情，岂敢追呼点检”（《宋会要辑稿·职官》）？于是改变制度，由监当官主持俸禄给务，“而签勾即专委本县长吏”（同上），这就比较接近现代给薪程序中的劳动工资、财会和机关首长三者间的分工了。　　　　
　　　　由“实名制”改为通兑制再走向符号化，政府发行纸币的历史，从宋代公务员的发薪改革起步　　　　
　　　　上述敦煌文书中的唐代官吏支俸凭证，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中也多有相似的实物，如有一条简文写道：“出钱六百，给东望燧长晏万闰月奉（俸）。”因知由汉及唐的工资给付形式，大体一贯。但笔者结合子部所见，窃以为宋代在承袭汉唐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具体讲，其变化从支俸凭证开始。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钱谷搭配说“工资”（4）

　　　　首先，从已见汉简唐牒的实物推度，过去的官吏支俸凭证，似乎都实行“实名制”，就是除了面值即俸禄钱额或折实之数外，还将受禄者的职务、姓名、计俸时间等，也都一一写明在凭证上。但宋代发给的券历，至少是其中用于领取实物（有时也可以协商折兑现钱）的那一部分给券，如驿券、馆券、仓券等等，好像不再搞实名制了。比如前文说到刚入仕途的三班奉职小官，除了月俸七百钱外，还给一张可以领取羊肉的驿券。又如政府对于出差、出使或兼领他职的官员，常用给券形式作为“添支”，就是津贴或加薪，有人以此作为人情馈赠。显然，这类给券是通兑不名的。此外，还有一些史料可以印证，即使是用来换取现钱的券历，也未必记名。比如《夷坚志》卷二记，南宋初，川军训练官蒋某在襄阳，忽“有五兵负钱五万、酒五尊，云太尉赐训练。蒋将犒以官券，已失所在”。同书卷六记，淮东军士李文奉命出差去钱塘，回程至常州，遇见上司吴超统军在途，托他带口信回家，“又命从使持官券十千，犒〔李〕文作路费”。假如说前一则所说用作小费犒赏的官券（即券历）还可能是领取实物之凭证，后一则讲明十千面值可作路费的官券，当是现金领取凭证无疑。笔者寡闻，像这种把不记名的支俸凭证，作为兑付券或代价券送人使用的情况，在宋代以前还没有见过。　　　　
　　　　其次，既然支俸或折实的支俸凭证，已经可以当做兑付券或代价券，则其有效期限也就不会像汉唐时代规定“当日”或限定上旬中旬给付那样急促吧？《夷坚志》卷八记：“兴化人吴公诚，字君与。年七十，以大夫致仕，梦人告曰：‘公犹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觉，取券历会之，凡积留未请者，正如其数。”就是说老吴梦醒后，把退休前尚未兑现的券历面值做一遍加法，恰好是七百千。这就印证了官员拿到支俸凭证后，完全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期限内当做银行的活期存折闲置。该文又记老吴退休一年后死去，及三年丧期满，因为“其子与郡守有旧，悉以向所当得者复给之”，此又说明兑付的时限虽然宽泛，但毕竟还是有期限，仍旧不能等同于现钱。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清代俸银票即支俸凭证实物，均无受禄人姓名职务记实，也没兑付期限，估计都是沿袭宋代的做法。　　　　
　　　　接下来就是由支俸凭证之有限的通兑性所促成的进一步变化了：众所周知，古代的政府发行纸币，始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陪都发行局（即“行在交子务”）印发的“交子”，总数是二百三十万贯，用于东南各路。由于缺乏现金准备，大家反对，终于作罢。到了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任陪都市长（知临安府），又试办新的纸币——会子。五个月后，钱市长改任财政部长官（户部侍郎），在宋高宗支持下，正式推行由户部发行的会子，总额五十万贯，比起二十四年前交子共发二百三十万贯之数，缩量超过四分之三，可见小心翼翼。什么缘故？唯恐商民抵制，又蹈前辙。历代政府务求法币取信于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用于给公务员发薪，起示范作用。据《容斋三笔》记，这个办法就是钱部长创始的：“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因为仅限于京官范围，当时通称“行在会子”。　　　　
　　　　会子就是可以直接充当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货币符号，比较起兑付地点和兑付时间仍有一定限制的原先的券历，性质骤变。京官们在预先得知将以会子支俸时的忐忑，可想而知。为廓清疑惑和阻力，钱部长肯定要大肆宣传用会子支俸比卷历支俸之更加方便大家，同时在临安“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现钱收换”，用白话讲就是在闹市区设置了五个现金兑换处，贴水率为“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就是给财政部派在兑换处从事兑换业务的工作人员的报酬。这种变化在当时来讲，近似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机关企业给员工发薪，忽然从支付现金改为将薪额汇入各人的银行账户，受禄者再凭银行卡在任何一个兑换处兑换现金，乃至直接刷卡消费的“新生事物”。那个“每一千别输钱十”的贴水，就相当于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了。　　　　
　　　　钱部长计划周全，宣传有力，又有配套措施跟上，京官们在实践中多体会到了会子取代券历的方便，起码省却了去左藏库排队的麻烦。商民眼见为实，亦认可了官发会子背后的准备金十足坚挺。钱部长给出的进一步政策是：“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现钱，无欠数赔偿及脚乘之费。”于是“公私便之”，“行在会子”的流通范围扩大为“东南会子”，其后复有四川钱引、两淮交子、湖北会子等各种法币纷纷出台，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法定纸币的国家。唯后人在追述这一段货币史上的重要改革时，往往忽视了它是从官俸支付手段的变化上起步的事实，这又是从官俸支付切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视点。　　　　
　　　　由于种种缘故，南宋的纸币政策最终归于失败，而其后的元明政府继续发行纸币并首先用于官吏俸禄的支付，“始乱终弃”的拆烂污行为一如其旧，前文已经说过明代官员在宝钞折色中大吃其亏的事例，不再赘述。逮及清代，官员支俸方式终于又返回到发俸票发米票的老路上。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机关宿舍说住房（1）

　　　　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的做法，大约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古人宣扬母范，常以孟母三迁、陵母伏剑和陶母邀宾三事并提。陶母，即晋代名臣陶侃之母湛氏。《晋书·陶侃传》记，陶侃“早孤贫”，某日，鄱阳孝廉范逵去庐江访友，路过陶家。陶母想替儿子拉上这份交情，又没钱请客，急迫间竟“截发以易酒肴，乐饮极欢”。果然，由于范逵向庐江太守张夔的极力推荐，陶侃就此踏上仕途而得展示才能，步步高升至江夏太守，遂“迎母官舍，乡里荣之”。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曰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含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由陶母剪发邀宾的因果照应看，一个贫寡村妇骤然从破茅屋迁进郡政府机关大院，居住条件之改善不啻平地升天，难怪“乡里荣之”；另一方面，此“官舍”两字，又不足以尽述中国古代机关住房的具体状况，似应漫说一番。　　　　
　　　　从头追溯，在大小贵族各以封地为行使政令场所的先秦时代，特定涵义的官舍不可能是普遍现象。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汉书》卷三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但是再看《汉书》卷九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官寺舍（机关住房），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汉书》称，光禄大夫魏霸丧妻，其长兄还特意“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宋书》卷四一记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纪》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牐之官舍”，其父赵子偁时在秀州居官；《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曲洧旧闻》卷三记，欧阳修也是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志纪念。　　　　
　　　　官员住房照例都圈在机关大院或机关宿舍区的大墙内。入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各地光复的报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级地方官多在义军攻打衙署时束手就擒或携眷出逃）。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汉时“吏”之概念包含“官”义）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