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7-趣说古代官场生态-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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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兴趣穷根究委的读者，不妨就此切入，对两汉“府吏”乃至整个古代公务员的休假制度，来一番概观。　　　　
　　　　“做公人”定时休假的制度，先秦及秦时已有。《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任秦朝亭长时，“常告归之田”，注引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是说刘邦虽然大小也算是一个基层干部而并不脱产，亦利用休假干点农活。及西汉建国，这个制度也得到继承。上起台省，下至啬夫，各级官吏都能享受制度规定的节假和公休。由于后世所盛行的一整套岁节，在彼时尚未形成，因而从史料记载看，两汉的节假，大抵只有冬至和夏至两节。《太平御览》卷二八引《续汉书·礼仪志》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是说自冬至日起，百司放假，要另选吉日开衙办公。《汉书·薛宣传》称薛宣任左冯翊即首都卫星城市市长时，“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贼曹掾相当于后世的治安科长，过节时放弃休假，主动值班，常人眼里看来应算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干部。但薛宣劝导说：“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来久矣；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一关（笑）相乐，斯亦可矣。”听其叙说过冬至的内容，就同今人过春节差似。而于“日至休吏”四字，颜师古注：“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因知汉代时夏至也放节假。　　　　
　　　　冬、夏二至节假之外，另有定时的公休，相当于今之星期日。《太平御览》卷六三四引《汉书》：“汉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因知汉代规则是五日一休，又以彼时官吏都要宿在机关，抑或一般机关又缺公共浴室的缘故，所以公休又称“洗沐”或“休沐”，意思是放回家去洗个澡。但《资治通鉴》卷二八的一段纪事又引胡三省注：“自三署郎以上入值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因知凡办公地点在皇宫内的官吏，须一旬才得一休，当是职责更加紧要的原因。此外，如太学里的学生，军队中的将士，也都享有休假，但居家离学校或营地太远，不可能当天往返，所以这个假期就得以五日一休的累积折算，像前述刘邦任亭长时的“告归”了。当官而住家不在本地的，也是如此，《史记·李斯列传》里就有李斯儿子李由官居三川守而“告归咸阳”探望父亲的记载。以此推度《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之休假，正属于这类情况。但他是“庐江府小吏”，每年按规定可以享受的往返日程扣除，肯定限制极严，所以急着赶回庐江报到销假，不敢稍缓数日，以致酿成悲剧。至其闻变而“求假暂归”，则属对常规的打破，通常得以日后的休假抵扣。这种情形，后文还要述及相似的现象。　　　　
　　　　轮流休沐或同时放假，不同的公休方式皆有利弊。历史上不少突发事变，都可以从这个视角来重新观照　　　　
　　　　据王国维考证，两汉时官吏五日一休或十日一沐的传统，一直到两宋都保持着。《晋书·职官志》记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更值五日于建礼门内”，然后可休一日。《南齐书·周颙传》记周颙任正员郎时，在京师建康筑有郊区别墅，“休沐则归之”。此皆两晋南朝承袭汉魏休沐制度的例证。《白孔六帖》卷四三上，也有“汉律五日一沐，晋令一月五给”的说法。但仔细辨析史志，又可发现一条王国维未及注意的区别，那就是两汉魏晋南朝时代的休假，除全国各级机关学校统一停止办公教学活动的节假以外，其余的五日一休或十日一沐，多是采用“番休”即轮流休沐的方式，并不妨碍正常的公事运转。如汉武帝临终，大将军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同受遗诏辅少主昭帝，“（霍）光每休沐出，（上官）桀常代光入决事”（《资治通鉴》卷二三）。也就是说，霍光虽然回家休沐，但行政中枢不能休息，于是二把手代一把手决策，从而为日后上官桀阴谋政变创造了条件。像这种利用轮休制度搞点动作的事例，在汉魏史上绝非偶然。汉元帝刚登基时，重用做过自己八年老师的萧望之，宦官弘恭、石显不满，有意陷害，遂伪造了一份萧望之想排挤外戚许章、史高的文件，“候（萧）望之出休日，令（亲信郑）朋、（华）龙上之”。元帝因老师轮休不在，便向侍候在身边的弘恭、石显讨教该怎么办？两人说：“请谒者召致廷尉。”刚当皇帝未久的元帝以为“召致廷尉”就是让人调查，欣然接受建议。孰知其后老不见萧望之来值班，再一打听，原来廷尉（司法部长）已遵照他的命令，把萧望之关进监狱了。大错铸成，又听外戚史高等教唆，将错就错，诏令“赦望之罪”而收缴其印绶，就此解职（见《资治通鉴》卷二八）。　　　　
　　　　《三国志·许褚传》里，也记有一事：曹操出兵官渡与袁绍决战时，部属徐他等人合谋劫持曹操向袁绍邀功。“以（许）褚常侍（曹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许）褚休下日，（徐）他等怀刀入”。岂知那天许褚因轮休返回宿舍后，忽觉“心动”，马上又奔返曹操身边，旋将阴谋暴露的徐他等人一一击杀。　　　　
　　　　大概是这类教训太多的缘故，唐代的公休制度有了新的面貌。《唐会要》卷八二上有条记载：“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上（唐高宗）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视事，以与百僚休沐。”迄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又有敕令：“自今已后，百官每旬节休假，不入曹司。”我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一、唐代官员十日一休的制度已经确立；二、凡遇旬假，照例是从朝廷到百司全都停止办公，不再像汉魏时的轮休，即部分官员休沐而行政体系照样运转。旬休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旬尾，即十日、二十日和三十日。日本汉学家池田温曾对《唐大诏令集》中写明日期的诏令作过统计，发现在这三个日子发出的诏令明显比其他时间为少，当是旬休的缘故。不过发得少不等于没发，“乾纲独断”的皇帝突然有所决策，自然要找人草诏发令，因而旬休时虽然百司都不对外办公，但为了应对紧急情况，都要安排好值班。《南部新书》追述唐代御史台的值班制度说，凡新入台省的官员，照例都是“节假值五日，谓之‘伏豹值’；（其他）百司州县初授官，陪值者皆有此名”。可知各级衙门逢节假公休都要安排专人值班，而且多欺负新来的同事。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百僚同休说节假（2）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里，还记有这样一件事，唐文宗因受握有禁军大权的宦官王守澄、郑注等人挟制，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党，不料密谋泄露，郑注等便谋先发制人，趁太和五年二月戊戌“是日旬休”，诱逼文宗传旨逮捕宋申锡的亲信“于禁中鞫之”，获得屈打成招的“谋逆”口供后，即将宋申锡罢免，牵连进来坐流死者数百人。当时与宋申锡同居相位的尚有路隋、李宗闵、牛僧儒数人，如果在正常朝令即皇帝召诸宰相共商国事的情况下，宦党要来这一手迅雷不及掩耳的反扑，成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可见“百僚同休”的唐朝旬假制度，仍给想干坏事的宦党钻了空子。从史料记载看，至少唐武宗一朝，宰相轮休的制度又见恢复，未知是否从这起政变中汲取了教训的缘故。　　　　
　　　　唐宋时代国定节假最多，明清时代国定节假三个，再由封印制度将之连缀一体　　　　
　　　　与汉魏时仅有冬至、夏至两个节假相比，唐代节假制度的又一变化，是随着传统时令年节系列的渐趋完整和定型，公休之外的节日放假大量增加。据《唐六典》卷二所载开元假宁令，当时的节日名称及放假天数是：“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通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正月七日、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并给休假一日。”这个系列中多为民间传统节日，其中“正月晦日”至德宗时改为二月一日，称中和节，与三月三日的上巳及九月九日的重阳合称三令节。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原为佛教中的佛诞日，可能是武则天信奉佛教的缘故，也被纳入国定假日。其后唐玄宗奉道教，说老聃是唐朝始祖，于是将二月十五定为道诞日，亦给假一天。玄宗开元十七年起，又把当朝皇帝的生日命为千秋节（后改天长节、天成地平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初给假三日，肃宗时改一日；而寒食通清明的假日则由四日延长到七日。据此统计，每年的节假日超过五十天。由于唐代宦员多享有职田，还有不少人就是官僚兼地主，为方便大家料理各自的农田事务，唐制又规定每年的五月和九月，各给官员“田假”十五天与“授衣假”十五天。加上每月三日旬休，总计唐代官员每年的节假与公休近一百二十天，除少数节日如元正、冬至、千秋节等，照例应参加朝贺、团拜等机关集体庆典活动外，其余均得自由安排。而所有这些节假、旬休，以及田假、授衣假等，国子监和州县官学的诸生，均得一体享受（《新唐书·选举志》）。《旧唐书·裴炎传》记裴炎在弘文馆当学生时，“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裴）炎独不废业”。这就是今日校园中所谓“牛人”了。　　　　
　　　　宋代的节假比唐代更多，据宋神宗元丰五年祠部重定休假节日，全年共七十六天，除大体沿袭唐制，将民间传统岁时节令纳入国定假日外，又增加了天庆、光天、降圣、天祺、天贶等道教节日，并将当朝皇帝与皇太后的生日都定为“圣节”。但是宋代的节假又有“朝假”与“休务”的区分，朝假就是皇帝不坐殿，官员不必起早赴殿朝参，可以睡个懒觉，免去了站班礼节，但仍得去各自所属的机关办公；休务则连上班亦免去。此外，所有官员均得享受每月三天的公休，其日期同唐代相同，也是放在每旬的最后一天。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及第时，仁宗皇帝命前十名进士去枢密使晏殊的办公厅致敬，因为都来自江西临川，晏殊单留下王安石叙乡谊，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饭”（《默记》），因知虽官居至尊，也不能在工作时间内设饭局。宋代的休沐日亦有值班制度。神宗元丰时，李端愿“每休沐，必置酒高会”，专请侍从馆阁的学士们赴宴，已成惯例。某一天该翰林学士孙洙值班，也循例来饮，正喝得起兴，侍从提醒他再不回机关就要锁门了，正好“李饬侍妾取罗巾求长短句”，他即援笔匆匆书道：“城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回头肠断处，却更廉纤雨。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所谓玉堂，即翰林院的代称。俟其匆匆告别后，在座者即有人指出，最后两句“非佳语”。结果第二天便传来了孙学士昨晚病倒玉堂的消息。等下一个旬休来到时，他已经是古人了（《南游纪旧》）。这一阙《菩萨蛮》似乎便成了旬休当值日最好别赴饭局的典故。　　　　
　　　　元代是蒙古族皇帝坐朝，但节假安排基本遵循汉族的传统习俗。世祖至元元年（1264）有个关于官员休假日的文件：“若遇天寿（皇帝生日）、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通制条格》卷二）计算起来，比唐宋时“缩水”许多，而且还规定凡旬休日不许杀生，那就意味着即便置酒高会，也只好办素斋了。他如元正、冬正、天寿、立春等节，照例都有集体活动要参加，所以元代官员实际能自由支配的休假时间，要比唐宋时少了许多。　　　　
　　　　不过与明代比较，元代的制度又可称不错了。明制的三大国定节假就是元旦、元宵和冬至，给假天数三至五日不等，后来元宵的假期得延长到十日，但又规定凡与外官进京接受考察的时间相冲突，则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等相关的部门都不放假，也没有补休（《万历野获编》卷一）。同时皇帝还有以各种理由取消节假的特权，如孝宗弘治三年（1490），灾荒频仍，京师地震，迄年关将近时，皇帝接连下诏，要求“群臣修省”，即思过反省，又宣布“罢明年上元灯火”；迄来年春节，又“以修省罢上元节假”（《明史·孝宗本纪》）。此外，《明史·选举志》载庶吉士五日一休，但没有史料表明其他官员也能享受五日或十日一次的公休。据《明会要》载，宣宗时曾仿照宋元旧制，在每年岁首时许百官旬休，而三大节即元正、元宵和冬至都在年末岁首，旬休与节假的复合势不可免，意义不大，何况又仅限于“岁首”。清制与明代相似，也是偏重这三个节日，在休假上索性连缀一体。每年腊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各署封印。至次年正月，亦于此二日开印”，差不多就是自冬至起到闹过元宵了。但是“此一月中，并非不办公事，预用空白印片若干份备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因知亦非天天休务。我读作者身居衙幕的《坦园日记》（清杨恩寿著）时，特别留心了一下，凡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汉地民俗比较重视的传统节日，皆无官衙休务的明确记载，甚至照样批告期呈词，但腊月廿日“封篆”则与京师百司保持一致。此外亦无旬休或半月一休的记录。另据《明史·选举志》称，国子监的学生“朔望给假”，即每月初一和十五放假。《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宪宗时，周洪谟任国子监祭酒（大学校长），因“酷恶鸮声，募监生能捕者与之假”，这就是善于捕鸟之同学的外快了。　　　　
　　　　像周校长这种在给假上随心所欲的事例，在汉魏时的官署中也不罕见。西汉时的宫禁“三署”一度实行过谁出办公经费谁就可享受外快休假的办法，因贫寒而出不起钱的小公务员，“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汉书·杨恽传》），就是因病告假，还得用例定的五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