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7-趣说古代官场生态-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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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为小金库有可能涉及地方官吏考核优劣乃至出入于法纪之间的缘故，所以确有一些有见识者对小金库问题持理解态度。《谷山笔麈》卷五记，明代万历年间，石星在户部任职，为充实中央财政，“日夜焦思，不遑洗沐”。有一天在等待出席朝会时，碰到曾任户部尚书的宋纁，便高兴地说起，最近查到某省有一笔账外的“羡金”，可以收缴上来，为什么过去没人想到从这上面动脑筋？宋纁说“不然”，随即侃侃而言“且莫刮洗，留在彼处，终是国家之用”的道理，就此打消了石星的念头。同样，果真像白居易那样深明大义的地方官员，也不会为图取私利而向小金库伸手。如《玉堂丛语》记，明代弘治年间，刘大夏出任广东地方官时，一个官库吏员告诉他，“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公然取去”，现在还有“遗下未尽将去者”，反正不上账的，问他要不要拿来活络活络？刘大夏“沉吟久之，乃大声呼曰：‘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销，毫无所取”。不过这种处理是要得罪人的。　　　　
　　　　北宋进奏院用卖封纸所得零钱充实机关小金库，引出一场“监守自盗”的惊天大案　　　　
　　　　前文曾经说过，历来对于用作增进机关福利的京师官署的小金库，多取宽松政策。但也不宜一概而论，下面再讲个故事作为本篇结束，主角就是前文出过场的苏易简之孙、苏耆之子——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字子美。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述：“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食。至其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也就是配合民间祭神赛会的传统节庆，每年搞两次机关聚餐吧。因为还安排音乐、娱乐等助兴节目，意义又不同于寻常的食堂会餐，开销也要多一些。为此，“京师百司”即中央各直属机关，都把平时出售报废物品（登记在册的肯定不许碰）之类的钱攒为专款，事实上就是支付这两次活动经费的小金库了。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漫说衙署“小金库”（4）

　　　　庆历四年（1044）秋，传统的祭赛时日将至，朝野上下都开始准备过节。当时苏舜钦正以集贤院校理官身份主持进奏院工作。进奏院就是全国州一级政府的驻京联合办事处，负责摘录各州章奏事由，报告门下省，又代为投递各州文书给中央各有关部门，同时将中央各部门的文件转发给诸路（比州高一级的地方政府）。因为大批文件文书都在这里折封、摘录、改封转呈，每天要报废一堆文件封纸，进奏院则将卖封纸所得钱作为小金库保管，现在便依惯例，取出来作秋赛开支。苏舜钦是文坛名人，决定把一些也在京师任职的名士都请来，一起热闹一番，又要借驻京部队的歌舞小姐们（即“两军女伎”）演出助兴。为表示公私分明，“遂自以十千助席”，其他客人，就是非进奏院的出席者，“亦醵金有差”，用现代话来讲就是“AA制”了。有个叫李定的人听说后，自愿出钱参加，苏舜钦没答应。这个文痞气不过，“遂腾谤于都下”，消息马上传进了御史台。　　　　
　　　　当时主持御史台工作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在政见上与此前因反对改革（即“庆历新政”）被罢相的吕夷简等同属一党，而与范仲淹、富弼等一起推行新政的宰相杜衍，恰好是苏舜钦的丈人。王拱辰决定“举其事以动相臣”，借此扳倒力行改革的政府。等到进奏院祠神聚餐一结束，马上唆使御史鱼周询、刘元瑜等出面劾奏，“事下开封府劾治”，而开封知府陶翼就是王拱辰所举拔的亲信，“于是〔苏〕舜钦与〔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宋史·文苑传四》）。这些因自己掏钱参加别人机关宴会而受连累的人，不仅多有文坛名望，而且俱因热衷新政，正受到杜衍、范仲淹等人的重用，今人所熟悉的梅尧臣、王洙、吕溱等也在其中。梅尧臣有《客至诗》记述这场飞来横祸：“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此“一客”，就是指在外面“放野火”的李定。　　　　
　　　　宋人费衮《梁溪漫志》里，收有一封苏舜钦事后写给欧阳修的信，鸣冤叫屈，措词愤激。信中说，“进邸神会，比年皆然，亦尝上闻，盖是公宴”性质。御史台借口“谓去端闱（指皇宫）不远，以榷货务（太府寺下属机关）较之孰近？榷务后邸两日作会甚盛；若谓费用过当，以商税院（三司下属机关）比之孰多？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记，前后文记甚明（指历来都有记录）。况都下他局亦然，不系诸处账管（即不入公账）。比之外郡杂收钱，岂有异也？外郡于官地种物收利之类甚多，下至粪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宴会”，何况“与同官各出俸钱外，更于其钱内支与相兼，皆是祠祭宴会，上下饮食共费之”。从北宋官署“小金库”现象之普遍观照的角度讲，这是一段颇有价值的史料。据信中叙述又可知，这桩具有政治斗争背景而借题发挥的“案件”，当时“震动都邑”，连演出助兴的歌舞小姐们也被收捕（“枷掠妓人”）；“二相（指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遂令坐客因饮食被刑，斥逐奔窜，衔愤沥血名辱身冤”。其实此事是一个信号，不久，范仲淹、杜衍等一概下台，所谓庆历新政的改革，就此失败。　　　　
　　　　按宋朝法律，官员“监守自盗”应处极刑，不过北宋倒有不杀大臣的传统，所以苏舜钦得以“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他也想得开，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说：“舜钦年将四十矣，齿摇发苍……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故当缄口远遁，不复更云。”言出行随，马上卷铺盖出京，跑到苏州，买了一块临水之地，筑亭堆石，读书吟诗，这就是姑苏名胜沧浪亭的缘起。我们今天去游园，还能拜读到他写的《沧浪亭记》。　　　　
　　　　利用卖废报纸破纸盒之类的小钱积累，贴补员工活动或福利经费，这在今天仍是许多企事业单位的“理财”习惯。但想想为此竟兴起大狱，打倒一批文坛名人，断送一场庆历改革，又引出一处旅游名胜的兴建，真令人感慨系之。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点卯签到说考勤

　　　　“上班”和“下班”都是古已有之的词汇。导演们拍了这么多清宫题材的影视剧，却从未落实过“借光上班”的真实细节　　　　
　　　　公务人员每天按规定时间去所属机关工作，称“上班”；迄规定的工作时间结束，即谓“下班”。《红楼梦》第九三回述：某日贾政早起，刚要上衙门，得知有人在荣国府门上贴大字报，揭布他家的丑闻，气得衙门也不想上了。经贾琏劝解，道是要查实此事，总得费点时间，请老爷只管去，“贾政听来有理，只得上班去了”。与之对应的事例，可举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开封府吏张千请假探亲，得到批准，高兴地对前来替补的同事娄青说：“兄弟，我如今下班去也。”可见，“上班”和“下班”，都是古代词汇，不过这是俗语，正规的书面表达，则有上朝、上值、朝参、退朝、散值、散衙等十余种之多。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称“朝参”。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道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常朝的开会时间定在黎明，但分居各处的常参官员要提前到达会曾孙授读，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贽敬的赚钱机会。彼时对下班也盯得很紧，特派太监管门，对京朝机关的散值情况逐日登记，官员若有部院应办事务或奉旨特派事件而应早散值，必须将早退的缘由告知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十四）。乾隆时供职军机处的赵翼有《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诗云：“郊园散值归，访寄番人宅。”因知这条按时下班的纪律，在当时是得到严格执行的，所以他必须在下班之后才能去走访西洋侨民。到晚清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如《官场现形记》第三四回所谓“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　　　　
　　　　此外，除衙署有闲、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别，还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转”。晚清时，京师官场上流传有两首体裁韵脚相同的打油诗，专门描摹军机章京的起早上班。一类是兜得转的“红章京”，诗云：“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另一类是吃不开的“黑章京”，诗云：“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试看，同样是上班迟到，一则全无顾忌，一则忐忑不安，底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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