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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2-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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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门火车站。
这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众多的人在为梁超送行。
经周总理批准，梁超将赴苏联治病疗养。回国后调任广东省某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
梁超和张志国手拉手一起走向车站，两人的心情激动万分，总觉得有千言万语，如今却如鲠在喉，就是说不出来！两个被誉为“将相和”的战友就要分手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此刻，梁超这个久经战火考验的汉子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刷刷地掉了下来。解敏等几个女同志也忍不住哭出声来！
“回去吧，同志们！”梁超不断地向身后的战友和群众挥着手。
“老梁，多保重！”张志国向梁超握手道别。
当梁超登上火车车厢门口向送行的人再次挥手致意时，突然，他看到了梅尔兹神甫也挤在人群中，他迅速地走下火车，对张志国说：“打击披着宗教外衣而从事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张志国的脸上也立刻严肃起来，他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送行的人群，并以成竹在胸的口气告诉梁超：“是的！请你放心。中央和市委对宗教里的敌情是清楚的，并且已经有了部署，打响这场战斗已经为期不远了。”
火车发出两声狂吼。车轮慢慢地转动起来，徐徐地离开了车站然后风驰电掣地朝前方奔驰而去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侦破“炮击天安门”阴谋案纪实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
——侦破“炮击天安门”阴谋案纪实
1951年8月17日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召开宣判大会，对充当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七名罪犯进行宣判。
主犯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
意大利人马迪儒被判无期徒刑；法国人魏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意大利人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德国人甘斯纳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中国人马新清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十五年。宣判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立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执行枪决！
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处决外国人！
在押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去天桥刑场的途中，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人头攒动，万人空巷。他们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坚决镇压反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尾随囚车到达天桥刑场。中国人民是那样的欢吹鼓舞，那样的开心，那样的扬眉吐气！
难道不是吗？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中国人民处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尤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宰割和压迫。他们从来没有扬眉吐气过，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敢于高举正义之剑，斩断帝国主义强盗的魔爪！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派难受之时。”就在这一天，已经撤离到香港的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领事柯乐伯，蜷缩在领事馆里，他像被重拳击懵了，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眼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面对在中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他还有什么说的呢？美国原驻华使馆武官处武官、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却与柯乐伯不一样，他在屋子里气急败坏地踱来踱去，嘴里还不住地喊着：“中国人疯了，疯了……我要去联合国控告他们！”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侦查从这里开始
1950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华北军区保卫部的方科长匆匆来到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28号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研处驻地，要求尽快见到李广祥处长，孙有光同志把他领到李处长的办公室，二人简短寒暄几句，方从他的文件包里掏出一袋外文材料递给了李广祥，说：“这是杨部长（当时杨奇清副部长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长）让我把这些材料送给你们，这些材料是在北京解放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北平分支机构和美国大使馆与其他外国人来往的材料，没有整理还有些零乱。”李广祥非常感谢总政保卫部的支持，并布置调研科科长曹纯之、副科长成润之抓紧时间去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几个大学物色外文翻译人员，争取尽快把这些外文材料翻译出来。
经过半个月突击翻译，一袋外文材料全部被翻译成中文。李广祥处长把翻译的中文看了一遍，不觉皱起了眉：材料很零乱，从这些材料中也看不出有多少敌情。
成润之说：“处长，不要看这些材料没有头绪很零乱，但得来也是很不容易呀！这是在北平解放前，我们做情报工作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搜集起来的呀！”“是的。”李广祥处长严肃的神情缓和了一些，“虽然材料很零乱，但从材料上能反映出外国间谍机关在北京的地址和一些可疑的外国人，如柯乐伯、包瑞德、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哲纳、马迪儒等。这对我侦查工作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材料！”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来了，他听了听李广祥的汇报，又翻翻译文稿，沉思了一会儿，说：“对这些材料不能一份一份孤立地去看。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要深入调查，把这些死材料变成活材料才行。”
杨奇清副部长分析在中国尤其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的情况大约有这么几种类型：一是长期居住中国的普通侨民；二是在中国外资办的经济、金融、文化机构和宗教团体中任职的外国人；三是解放前在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工作，解放后尚未撤走的人员；四是日本投降后，未遣返回国的日本人；五是苏联十月革命后跑到中国来的白俄。这五种外国人除第一种外，其余四种人中不乏外国间谍。
杨奇清副部长说完，又沉思了一会儿，指示道：“你们可去华北军区保卫部了解一下，这些外文材料是谁提供的，可找提供材料的同志调查一下，也许可以得到材料以外的一些情况，这样材料也就活了起来，我们的侦查就有了方向了。”
李广祥等同志听了以后，如醍醐灌顶，思路明朗了许多，表示一定按杨副部长指示去做！
曹纯之和一位侦查员很快去了华北军区保卫部，了解到提供材料最多的是陈某。陈某是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日语教授。于是，曹纯之很快找到了陈教授，陈教授提供了许多过去没有掌握的情况。
根据陈教授介绍，日本投降后在北京东四三条不知何时建立了一个美国人的机关，对外称是“美国新闻处”，也没有挂牌子。起初，国民党显要人物经常到那里去，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他又得知各国的侨民经常出入这个机关。他以教授的身份与外国侨民的接触中得知，北京东四三条这个美国人的机关，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到这里来的多数是长期来往平、津、保（保定）三角地区的德、意、日籍的显赫人物。这就是说，这些人物受到了美国情报机关的保护，美国情报机关取代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平、津、保地区的间谍机构，并且还利用这些国家的间谍分子从事间谍和其他的破坏活动。陈教授平时注意了这些人的活动，并把它记录下来，材料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形成的。陈教授还介绍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哲立、马迪儒，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的一些情况。
调查回来之后，曹纯之向李广祥处长作了汇报：“听了陈教授的情况介绍，一些材料活了，如北平解放前夕，东四三条有‘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机关，该机关撤走后，我们不掌握这里还有分支机关，我们侦查工作就有了重点。这些材料还需要去伪存真，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由于受材料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每份材料都搞得一点出入都没有！这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调查。我们要动用一切侦查手段对这些可疑的外国人进行侦查。下一步工作，就先从这些人的历史活动入手！”
李广祥表示同意，并指示曹纯之写一个立案侦查报告，报杨奇清副部长审批。
李广祥还指示曹纯之道：“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让他们协助我们进行侦查，并希望他们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对帝国主义间谍进行侦破工作，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的反动气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做出贡献。”寻找侦查的突破口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坚决执行公安部指示精神，积极配合公安部对帝国主义间谍的侦查，同时根据北京的具体情况，采取公开管理和秘密侦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帝国主义间谍及其组织给予坚决的打击和摧毁。
北京解放初期，同帝国主义间谍作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敌情不明。这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对国民党特务在北平的情况了如指掌，是因为在北京解放前夕，担任北平国民党特务机关较高职务的人，向我起义投诚，并给我们提供了翔实的组织情况和名单，所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在打击国民党特务时，情况明，行动快，干脆、利索、准确、彻底。但对帝国主义间谍，明明知道他们肆无忌惮地搜集我们的情报，却不知从哪里下手。但是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坚决执行党中央在1948年10月西柏坡政治局会议关于北平接管外事工作所确定的“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惩办外国人中不法分子”指示精神，克服困难，艰难起步，积极发现敌情线索，寻找侦破的突破口。
北京解放初期，北京公安局治安处成立外侨管理科，为了摸清北京市外国人的情况，于1949年7月对北京市全部外国人进行登记，并明令外国使馆人员一律按外侨登记。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狄飞，经请示市局党委同意，派出侦查员和外侨管理科的同志一起做此项工作。这样，就把公开管理和秘密侦查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外侨登记中，外侨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对外侨逐人进行谈话，把谈话情况做了记录，制作了卡片，要求外侨每人交照片一张，填好登记表，从而掌握了外侨的住址、姓名、国籍、职业等情况。同时，还要求外侨写一个小传，这样对外侨的历史情况也清楚了。
从7月11日开始到8月底，除12岁以下小孩216人未作登记外，共登记了1679人。
侦查处的侦查员对登记的1679名外侨进行分析、调查、甄别，发现18名外侨有间谍嫌疑。侦讯处对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作进一步侦查，这样北京市公安局在打击帝国主义间谍方面寻找到了突破口。
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纳、魏智、马迪儒等人册中有名，这些帝国主义间谍重点嫌疑人，已纳入了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侦查视线之中。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巧遇山口隆一（1）
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侦查员小孙和小许，准备跟踪一个间谍嫌疑人，此人是日本医生吉泽国雄。他们知道他在东单二条开诊所，但不知道这个人的面貌特征，跟踪无从下手。怎么办呢？一天下午，二人来到管辖东单二条的校尉派出所，找到了派出所所长徐建新。
“徐所长，你是‘地方官’，想个办法让我们认识一下吉泽国雄呀！”小孙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好办。”徐建新所长停顿一下，说：“这样吧，待会儿，天要黑的时候，我去吉泽国雄诊所，就说我不舒服，让他给我检查身体，你们二人也穿上警服和我一同去，把他的相貌特征记下来，不就行了吗？”
小孙、小许齐声说：“好主意，就这么办！”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徐建新所长给他们找了两套警服，小孙和小许穿起来很合体，把大盖帽压得低低的，跟着徐建新所长到吉泽国雄的诊所“看病”去了。
吉泽国雄的诊所位于东单二条中段路南，是一个独家居住的小四合院。他们进院后，房东以为他们是来查户口的，把他们领进东厢房的会客室。吉泽国雄的妻子是中国人，有一个三岁小男孩。会客室还有一个日本人，吉泽国雄和徐建新都认识他。吉泽国雄指着那个日本人，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道：“这是我的朋友，也是日本同乡，他叫山口隆一，在法文图书馆工作，他下班来这里拿些药。”山口隆一也用中国话跟他们打了招呼。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正为侦查山口隆一犯难的时候，在这里却意外地碰见了他！
山口隆一打完招呼就走了。小孙和小许把山口隆一的面目特征记在脑海里：他是个小个子，胖胖的长方脸，留着小胡子，走起路来像军人走正步似的。
山口隆一走后，徐所长说明了来意，吉泽国雄把他们领到北房的诊疗室。他认真地给徐建新检查一番，说：“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工作劳累的原因，消化不好要多休息，要多喝水，慢慢就好了。”吉泽国雄开了药，他们就出来了。
不久，吉泽国雄带着老婆孩子回日本去了。
不管是公安部政保局的侦查员，还是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侦查员，像小孙和小许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山口隆一还是第一次，为此，公安部政保局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通报了山口隆一的面目特征等情况，以有利以后对山口隆一的侦查。
他们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经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缜密侦查，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的“庐山真面目”越来越清晰了。
李安东，男，时年55岁，意大利人，1896年生于中国的上海。1906年回意大利，在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党。1919年返回中国，一贯从事危害中国人民的活动。1923—1924年，他在天津开设义亚公司，曾将飞机、大炮售给北洋军阀曹锟，挑拨中国打内战，实施“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权术。1926年他在北京组织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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