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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画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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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是周小姐的障碍，还有眼前的这个范秀美，开始的时候，张爱玲想都没敢想她是胡兰成新交的情人，可是渐渐也看出了端倪。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四、天地间放生（2）
一日清晨在旅馆里，胡兰成倚在床上与爱玲说话良久，隐隐腹痛却自忍着，后来范秀美来了，他就向范诉说身上的不适，分明秀美是他的亲人，而这个千里迢迢冒着风险来看他的妻子倒是被生分在外了。爱玲以胡兰成妹妹的身份到胡兰成与范秀美同居的地方去，在柴间一样的房里，三人说话儿，爱玲看看那房，看看秀美与胡兰成，心中的隐痛只有自己知道，谈至深夜，她还是一个人住到那旅馆里去。在她住的旅馆里，爱玲给范秀美画像，她很大方地对胡兰成说：“范先生真是生得美的，她的脸好像中亚西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范秀美坐着让她画，胡兰成立在一边看，她勾了脸庞儿，画出眉眼鼻子，正待画嘴角，胡兰成为三人的安稳与平衡高兴得正要赞扬她的神来之笔，她却忽然停笔不画了。秀美去后，爱玲向兰成诉苦衷：“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画不下去？”言下不胜委屈。爱玲一向是一副独立的大人样，所以胡兰成也没有想到要去安慰她，对于她愁怨的言容，他总是诧异多于爱怜，此乃是清醒聪慧独立女子的吃亏处。张爱玲在温州和胡兰成，还有他的情人范秀美一起呆了20天。胡兰成说他的感觉好像《红楼梦》里睛雯被撵至外头，见宝玉竟来看她，只恐亵渎闪失了，宁愿催她早日回上海。其实是他见事情穿帮自觉有违爱玲一片赤诚之心，所以十分尴尬难处而宁愿爱玲早早离开。爱玲却一股真心地留恋，她本来还想多住些日子可是等下去没有盼头，她的宝哥哥永远不可能对她说：“妹妹，你放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不肯，他要兼得兼爱。经过这么多缠绕纠葛，爱玲总算明白了这一点。临行时，张爱玲对胡兰成说了寥寥几句伤心的话： “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怀着一颗失落孤独的心，爱玲回到上海，而后，给胡兰成去信一封：“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知道他在温州生活的艰苦，她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随信寄去，并叫他不要忧念挂记她。
从1947年2月间开始，以张爱玲的姓化名在外的胡兰成境遇有所好转，他给爱玲的信中逐渐又显露出他从前张扬的个性来，可他已伤透了爱玲的心，从前吸引她迷醉她的地方如今正成了令她伤心嫌憎的地方，她回信道：“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5月份的时候，胡兰成又去信告诉爱玲他的近况，他新近结识了刘景晨先生，在温州大约可以站稳脚跟，且又与梁漱溟先生通信得到他的赏识，将来定有机缘再出中原，虽然因怕邮信被检查叙事用的是隐语，看着这样的信，想着一年多前在温州时的所见所闻所语，不禁悲从中来，所幸他已脱险境，别亦无所求了。
于是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兰成这样率性的人当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言行给爱玲带来的伤害，更没有预料到爱他的爱玲会作出这样坚决迅捷的反应，他看到这绝交信的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雷，但他内心宁静清楚，他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什么。爱玲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里所说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这些地方可见患难夫妻的真情。如今亮烈决绝的绝交信，又有谁知这背后浸润了爱玲怎样流泪的眼与破碎的心？信中她还附了30万元给他，是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酬，胡兰成流亡在外近两年，爱玲寄钱给他维持生活，从未间断接济，最后一次也是如此。要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是次要的，爱玲不是一个责任感如此强烈的人。归根结底，是她爱他，怜惜他，可他不惊悔，不肯专一地托付于她。为了不使自己落到雾数不清的地步，她只好自卫了。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要主动抓捏一点人生中可依靠的什么，可她抓不牢，于是她只好聪明地先撒手了。
胡兰成对于爱玲与他绝交，当然是不情愿的，他知道她的好，对于好的东西，他都要兼有的。以前他们一起在温州小巷里游逛时看到旧式床柜上美丽的雕刻，胡兰成就想用钱即刻把它买下来，朝晚连睡觉吃饭是也摆在眼前，而爱玲却一点也不想要，只要想看的时候能看到就可以了。胡兰成不愿爱玲离开他，但他理解她思想的清贞坚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是无法左右她的，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可他心里是痛楚的，像他从丽水到温州时上滩下滩的船，只觉得船肚下轧，砾砾擦着人生的河床，这种苦楚是分明锐利得几乎要使人迟钝的，爱玲与他分手的痛楚使他更加发奋地写《山河岁月》，他依旧得感激她。
胡兰成知道爱玲一语既出的认真，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去找她，他永远都不可能对她要求的选择作出答案。他没有奔走去寻爱玲，夫妻分手，总有一方要作挽留，为了不自异于众，过了两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女友炎樱。信里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经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牵强附会的词赋，已掩盖不了事实残酷的本来面目，炎樱当然没有回信，兰成也知道她是不会回信的，这封没有回音的信，仅像电影结束时银幕上那个清晰眩目的“完”字，没有实质内容，仅是一个宣告而已，宣告一切悲与喜，乐与忧，繁华与素朴都已成了过去，被凝成了岁月长河中的一颗不起眼的水滴。对于两个剧中人而言，这颗水滴曾经，曾经让他们看到了整个喧哗的世界。
胡兰成后来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才子事后的狂言原也不太足信。
可爱玲确是这样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成语里概括得太深邃的悲剧性格。
天地中的万物生灵有多少被囚禁，被羁笼，他们可以属于你，可当他们身心分裂而为你拥有时，你实际上并没有拥有。放生吧，相信离去的那个人仍爱着自己，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幸福，是放生的幸福。
放生，也被放生。
被放生，而使自尊得以存活，一个表面冷淡内心热情的忘情了的女人最后一点可怜可叹的自尊。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切实地想抓住生命中可把握的一些东西，可还是得放弃。回头来看张爱玲的一生，她的一生只是在放弃，一生为求自尊而放弃会伤害的事物，放弃了父亲的家，放弃了最初的爱恋，最后，连生命的欢愉也统统放弃了。
放弃的过程是凄惨而黯淡的，可在放弃之前也曾是热烈而眩目的得到与拥有。与胡兰成的这一段爱恋，是爱玲暗色生命中难得的一点反衬，是刺激而眩目的，就像小时候自己给姐弟俩的卧室墙壁所画的橙红色背景。虽然妈妈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避忌红色，因为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而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于绘画是不那么适宜的，可爱玲还是愿意选择这不甚适宜的橙红背景，连画小人也喜欢给它画上红的墙，是为了温暖而亲近的感觉。
这次恋爱与婚姻，就像儿时房间那不适宜的墙，橙红色的，刺激眩目热烈，虽不那么恰当，可它是仓促苍白的生命中少有的温暖与亲近，抗拒不了的温暖与亲近，太难抓牢的温暖与亲近。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1）
（1949—1952）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上海，这个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个欧美在中国最后的盘踞地；这个多少官僚名流云集经营的华丽水晶宫，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人们在薰香温室中已呆得太久了，露出脸来，几多茫然无措。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都这样想；该怎么办呢？却谁都不知道！最光明畅达的道路在哪里？走一条路，但不是任意哪一条，在这纷纭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选择他（她）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一条路走。可是真正确吗？别人怀疑着，自己也怀疑着。
那些曾在上海遮云挡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官员们仓皇不可终日，纷纷出渡，在台湾，他们作张作致，梦想着重新营造昔日的欢乐洋场；未能出渡的人们感受着生命无着落的强烈担忧，他们茫茫然，也惶惶然，恐惧迎接自己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命运；一般的小市民也在揣测中等待命运的宣判，是福？是祸？不管是福还是祸，不是大福便临大祸，时代的冲击力如此巨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时代如轰鸣的五四列车，浩浩荡荡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只感到模糊的恐怖。在模糊的恐怖中，人们默然，茫然，只有等待，等待时间给他们揭开这生命变化的答案。张爱玲也在等待中，虽然等待是这样无着落的烦心，虽然不是没有离开这烦心地的机会，但是，她是这样喜欢中国脏乱喧闹中可爱的月夜；她是这样亲近上海圆滑世故中踏实安稳的人生，她更愿意留在这里，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熨贴的地方。
上海解放了，解放——从禁锢到解禁的过程，最大最难的解放在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个毛孔都必须承受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是非曲折必须完全倒个，完全更替，更迭浪潮中的人们照例茫然失神，惴惴不安地度过一个白天与黑夜。所幸，这样情绪低落的气氛持续时间并不长，历史很快翻开新的一页。共和国百废待兴，上海，这个开埠历史悠久，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是全国建设棋盘上一颗顶重要的棋子，共产党把这颗棋下得又快又精彩，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时代的新答案：每个人都有一试身手的舞台。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真正翻了身，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平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甚而成为他们的“主人”，人们空前兴奋，到处是宣写欢乐的红旗标语，到处是歌唱喜悦的敲锣打鼓扭秧歌。
在窗外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屋内的张爱玲依旧保持着生活的平静安宁。前几年所遭遇的政治风波依然让她心存一丝隐忧，但她又想：我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职业文人以写作为生，以读者为上帝，在职业道德上心怀坦荡，理直气壮。依恃这最后的心理屏障，她依旧坦然地和姑姑住在一起，同时也用新奇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思量着如何将之形诸笔墨。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爱玲写作之余，经常和姑姑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见了熟人点头微笑，不多喧嚣应酬，性格、生活一如从前。有时姑侄俩人到书店淘淘旧书，回家翻阅，她们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间相互传阅。外面的天地已发生了翻山倒海的变化，但她们一贯的舒适惬意还没有沧海成桑田。在这样宽松自如的环境中，爱玲心中的一丝隐忧逐渐被拨开了，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人们现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吗？她想记录下自己眼中的历史真实。
人们在政治上不可思议的狂热，左翼作家对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写作，爱玲心里是诧异而不敢苟同的。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总觉得那是太大的事情，跟她眼中的百姓生存之间隔着层楼高阁，隔着千山万水。而且，政治使人发烧、狂热、失去理智，爱玲是一个坚贞决绝、理性为上的人，她爱清静和冷静，不喜热闹和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从小浸渍其中的家庭历程给了她潜意识中对待政治的态度：她那浓墨重彩的家族不正是在与政治多年的牵牵绊绊之中，戴着绚目辉煌的光环走过来的么？最后有什么呢？只有颓唐的后裔，无尽的苍凉。父亲、母亲、弟弟，儿时的玩伴，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这些都是她爱的人啊！可是，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的那层悲剧的阴影，就是一直压在爱玲心头无形的墓碑，她害怕，她反感，她只有逃避，她不想与政治这没有形状却有无穷力量的敌手交锋。
在文艺观上，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简直可以视作张爱玲文艺观的反面教材。她总觉得他们是在毫无艺术感地图解人生，缺乏对人生透彻的体悟空谈主义。1948年因为《太太万岁》等影片还遭到了左翼作家猛烈的抨击，空气如此紧张，有一些很欣赏影片的左翼文艺家也不能正常地表现自己的好恶。爱玲以前曾说：别人的评论不管说得有无道理，只要说她好她就喜欢，说她不好她就反感。可对于这些左翼的抨击，爱玲打心底里感到不是同道中人，她不喜欢他们的评论，没有说好话倒在其次，更极端反感他们不解艺术之道，不配谈文艺。当历史的书页翻至今日的时候，我们才有爱玲式的清醒：那时左翼作家们虽然在笔墨中充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救世之心，但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非常拙劣的。爱玲认为，作家要迎合读者的心理，方法不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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