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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画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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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已不年轻的昔日政敌招为西席，事隔无多，他居然又将其招为东床，李鸿章把自己23岁、青春貌美的女儿慨然许配给了这位落魄谪官。尽管自己的太太大吵大闹，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20来岁的囚犯，然事已至此，夫人的哭闹已无用了。
曾朴在《孽海花》中的描述使这一段结缘的现实故事成为美妙的文字传说，从《孽》中，我们可见，这两位在政治风云的惊涛骇浪里搏击过的官场中人，依旧不脱及第才子的慧敏与含蓄，是那样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与诗书的雅趣。书说，有一天，张佩纶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了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此后又无意中看到她作的一首七律，题目《基隆》，虽写他败北疆场，但笔墨之间又含有为才子辩护之意：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无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边关。
焚车我自宽户盧，乘障谁教使狄心。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这首诗既有责备他书生意气的一面，更多的是充满了怜才之心，是说他兵败疆场但才气尚存的赞誉之词，张佩纶看后，深谙内心，颇为感动。李鸿章有意许女，便假托张为她相夫。
书说：威毅伯（即李鸿章）笑道：“只是小女儿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仑樵（即张佩纶）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这样的才貌呢！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哈哈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ZW（）曾朴《孽海花》14回。〖ZW〗〗
张佩纶愣怔之后悟出中堂大人的意思，回去托人求婚。于是，中堂大人清秀端庄、青春貌美的女儿李菊耦在23岁时嫁给了这位已40出头、死过两位太太的贬谪穷京官作填房。差距无疑是大的，门弟、相貌、年龄，论哪一样都十分不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太配不上母亲。况且，有才有志的张佩纶后半生是落寞守成、隐居无为的，太没有这个大家族威风的延续。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经李鸿章推荐，张佩纶从他和李菊耦婚后定居的天津复出北京，任翰林院编修。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但那时李已是岳父，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晚年是不得意的，生活费也是靠妻子的嫁奁。孩子们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喜欢这位不得意地跟着母亲吃嫁奁的父亲，姑姑曾对已是第三代的爱玲替她母亲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20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6岁的，一辈子嫌她老。”爱玲还在念中学，惊奇地发现爷爷原来也有名字，于是刨根问底地向姑姑探究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爷爷一点都不记得了。”（“爷爷”是姑姑跟着爱玲的称谓）。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这段佳话到了子女们的眼中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的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是女的配不上男的，还是男的配不上女的。世俗的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三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1896—1953），基本上延续了父亲后半生的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他的名字，只因女儿、父亲、外祖父而为世人所知。张廷重因为父母老夫少妇的婚姻关系，7岁便失去了父亲，母亲李菊耦严守诗书世家的传统，这个年轻寡居的世家小姐立志：要把早亡的、有才的，未及施展平生抱负的丈夫的遗志及早传给儿子，于是望子成龙，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书就打、罚跪。厚重成功的家庭背景成为张廷重一生稳妥的靠山，也成为他难以摆脱的巨大绳索，绑缚着他的生活、思想、婚姻、情感与事业，他走不出这道槛。早在1905年，中国已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祖父辈、父辈的那条老路早已无法走通了，可是强大的惯性使这个家族的子嗣一下子刹不住车，于是只好冲进了无法回头、没有前途的死胡同。在爱玲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未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别人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作为讲求洋务最早的世家，张廷重也经受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熏陶，家里曾给张廷重请过英文家庭教师，张能处理英文文件、信函，能说英语，能用一个手指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字。可是，就像他们那很多住在租界里的亲戚们一样，他们是在夹缝中偷生的人，总之是尴尬：做生意外行，蚀不起，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政界当然不行，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于是闲在家里做遗少是最适当的选择。不光是时代的转折使他尴尬，他自身性格的形成也早已埋下了尴尬的因子。母亲李菊耦一方面因为孤儿寡母望儿子光耀门楣而对其严加管束，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她自己婚姻不怎么如意，给儿子女儿各自的自由是失衡的。为了防着儿子跟着子弟们学坏了，她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履，老女仆何干回忆说：“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对照记》，P。42。她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躇，一副女儿家的腼腆相，也得小心地预防着他别把干净辉煌的家声弄坏了。可对女儿，倒给她穿男装，称“毛少爷”，不叫“毛姐”，李家的小辈也都称这姑姑“表叔”，不叫“表姑”，爱玲的祖母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阴阳颠倒的怪癖使她的两个子女发展得不比寻常：女儿飘洋过海，独立自主；儿子一辈子守在家里，靠着她从她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家业度过一生。张爱玲的父亲和她的母亲黄素琼22岁结婚时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门当户对，才貌般配。黄素琼（后来改名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宗炎的女儿。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明初民主自由气氛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不甘于深闺宅院里传统妇女的生存方式，渴望能与一个志同道合、民主新潮的伴侣共同营建完全不同于祖辈的新世界。可是，她失望了，她所嫁的这个门当户对、诸样般配的丈夫在思想精神上与她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接受了新式教育、聪慧漂亮、洋溢着时代朝气的妻子的映衬下，张廷重从旧家庭中带出来的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和恶习重重的公子脾气更加昭然可见。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3）
张廷重身上虽然带着没落贵族的陈腐味，但出身洋务世家的他并非不懂新思想、新观念、新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他看白话文的平民化的小报，在别的上头不讲究却很注重购买国外产的名牌汽车，他看西洋小说，欣赏他们的自由自主，没有羁绊，购买大套的《胡适文存》看他对旧制度旧文化的大力批判而自认是同道同人。爱玲后来爱看小报也是得自父亲的习惯，屋里乱摊着的大叠小报让她有种回家的感觉。在天津的时候，父亲购买西洋新被翻译的小说，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叫《心碎的屋》，是他当时买的，空白上还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
题识的语法浸润着西洋语言的深深影响，他对西洋文明思想，和他妻子一样，是谙熟而欣赏的。可要到接受的程度，他不能和她一样，那样会直接威胁和破坏到他自己，他不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局中人，他只能是个旁观者，培养和塑造他的那种方式和这种气息在相当程度上是直接对抗的。他只能懂得，他不能接受。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这些旧式男人的生活内容他一样不拉，全都拥有，如果叫他放弃这些，他的生活可就没有别的填塞内容了。儿子后来回忆说：“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份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永远的张爱玲·我的姐姐》，张子静。女儿爱玲看得更透：“他们（指父亲、母亲和姑姑）在思想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对照记》，P。32。
母亲黄素琼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她长得清秀高挑，有点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有点像拉丁民族，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可能有南洋混合血统。她更多地承袭了湖南人的勇敢，她自己也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黄素琼的母亲是农家女，嫁给她父亲作妾——他是将门之子，湘军水师的儿子，所以爱玲的母亲实际上更是湖南长沙农家女的女儿，她不但有湖南人的勇敢，更有来自乡野的、未被诗书拖累的勇气。丈夫如此与她不合谐，她憎恨这为了门弟葬送她幸福与梦想的婚姻。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的行为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可是她要抗争，她劝戒，她干预，都没有用，于是她消极抵抗。住在上海的时候，因为人多，闹别扭要避人耳目，便三天两头回南京娘家，现在住到天津以后，对于丈夫蓄妾抽鸦片等种种恶习无力劝戒以后，便不关心家里的事，另外寻找一番她自己向往的天地，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打扮自己。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自叹遇人不淑，整日闷闷不乐。好在家中还有一个她的同盟者，小姑子也看不惯哥哥的腐朽作风，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影相随，为这个家增添着一点新鲜活泼的气息。可见旧习惯也有它的一丁点道理，自古姑嫂多难容，亲上做亲比较易相处。黄素琼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姐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姐妹，所以两人的婚姻也是“亲上做亲”的，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母亲和姑姑好，父亲却常到舅舅家去走动，是很自然的事，除了志趣相投的原因外，似乎也不能不归功于旧时代亲上做亲的一点好处，否则夫妇感情不合，一方总要本能地排斥、怨恨另一方的亲属的，亲上做亲倒仿佛可以避免这点偏见。
黄素琼消极地过着不痛快的婚姻生活，心里时时地盼望着能有机会寻找自己梦想和憧憬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出国留学需要监护便偕同出洋，那一年她已31岁，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3岁。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个浮华奢迷却死气沉沉的家，她异常地果敢坚决，虽然以她这样的身份出国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异端，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份，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黄素琼带着对两个幼子女的牵挂出洋去。爱玲看着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裙上亮闪闪的装饰小片在她身上颤颤地发光，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了，她像没听到，佣人把小？推上去，叫她说：“婶婶，时候不早了。”（爱玲在名义上是过继给族伯父志潜的，所以唤父母叔叔婶婶。）母亲只是哭，趴在那里，绿衣绿裙上抽搐发光的小亮片仿佛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里有海洋无穷尽的颠簸悲恸。佣人没有教给她别的话，小？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她手足无措，她却没有哭。母亲终于出洋去了，她为自己改名黄逸梵，她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娜拉。
母亲去了之后，父亲早已蓄养在外的姨奶奶住了进来。从此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做戏。姨奶奶原来是个妓女，名唤老八，比小？子的父亲年纪还大一点，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这位姨奶奶试图通过歧视这个家庭男继承人的地位而抬高自己的身份，因此不怎么喜欢弟弟而一味抬举？子，她来了以后，小？跟着她倒看了不少以前没见过的风景。姨奶奶每天晚上带爱玲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小？坐在桌子边，桌上摆的蛋糕上的白奶油与她眉毛一般齐，她把她的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由佣人背在背上回家。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爱玲难得进去，进去就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终究是一个风月场中见惯繁华的人，来到这个沉闷规矩的家中，还要照应两个年幼的孩子，终于不耐烦起来，脾气越来越坏，她自己的一个侄儿因为背书经常被她打得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她把爱玲的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她带着满满两榻车银器家生离开了他们家，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好也好不了，姨奶奶被逼着走路没多久，她父亲也被逼着走路了。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是通过堂房兄长张志潭的推荐并在他的辖下工作，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籍，影响张志潭的官誉，只好把他的职位撤销了。张志沂失去了这个小小官差，觉得颜面失尽，赶走姨太太一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写信求妻子回国，答应戒毒，为了摆脱以前不愉快的阴影，决定再搬回上海——因为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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