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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画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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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天有机会再谈好吗？”赖雅礼貌地对她说。
那一晚，回到工作室，爱玲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赖雅的全名叫甫德南·赖雅，189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完全按照德国生活习惯的家庭中长大的。从小便会讲流利的德语。5岁时，随父亲横穿大西洋去德国探亲。早在孩提时代，赖雅常常能在喜庆的场合按照优良的德国传统即兴赋诗，显示出他的文学天赋。1908年，17岁的赖雅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文学专业。20岁以前，他就创作了不少诗，以及一部名为《莎乐美》的诗剧，成为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1912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14年，他凭借一部《青春欲舞》（Youth Wish Dawce）的剧本，被乔治·贝克教援（Professor George Baker）吸收到著名的戏剧研究组去。这部戏剧人选彼得堡召开的麦克道威尔戏剧节（Mac Dowell Colong）。同年夏天，他获得哈佛大学文艺硕士学位。随后，由于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学者威廉·尼尔逊教授（Professor William Neilson）的推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教英文。然而，赖雅的性格是活泼好动的，他不喜欢过一成不变的生活。这时候，他迷上了棒球和摄影。1914年，他离开大学，成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报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到美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并开始过一种自由撰稿人的变幻不定的生活。在那里，他以其颇有魅力的个性结识了许多好友，其中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以及其他美国著名文人。
1917年，赖雅曾以一夜功夫完成一则短篇，并被当时颇有声望的《星期六晚报》杂志刊登。同年7月他与吕蓓卡·郝威琪（Rebecca Hourwich）结婚。她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16岁便加入华盛顿为争取妇女投票权而进行的示威游行，还曾参加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行。他们两人的性格似乎都不适合于过家庭生活。赖雅结婚时，父亲曾送他一笔钱作为贺礼，希望他能把新房好好装修一下。而他却到纽约最豪华的饭店去花了个精光。父母要来看他时，他不得不事先把其他东西典当来租家具。因此，两人婚后是各干各自的事情，聚少散多。1916年至1920年，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在诸如《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哈泼氏》（Harper′s）等杂志，及《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内容从英国诗人济慈到外国烹饪，无所不包。他有一个理想化的见解，他确信美国中西部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地，必将产生出伟大的作家来，同时又不忽视着制度上的缺陷，放眼于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1920年，他在《麦克劳氏杂志》
上连载了一篇名为《人、虎、蛇》（The Man the Tiger and the Snake）的中篇小说，获得2000美元的稿酬。他是一个喜欢“把握当前生活”的人。他去了欧洲，先后旅居在巴黎、柏林、英国及土耳其，并有机会访问了更多的文学界重要人物，例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人。女儿霏丝的出生曾一度使他很着迷。他试图和妻子商定过一种较为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他们在缅因（Maine）的罗宾汉（Robinhood）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然而，琐碎的家庭生活更加使两人的差异无法调和。1926年在吕蓓卡的要求下两人以离婚结束了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离婚后，他的时间主要分成两部分。一块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的公寓；另一块是和以前一样周游世界各地。什么时候缺钱了，他就把文章出售给诸如《女士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和《红皮书》（Red Book）等刊物。这些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出售的一种商品，因此，也不可能是经过反复艺术推敲的严肃的能为他赢得声誉的文学作品。
1927年客居柏林时，赖雅结识了德国剧作家贝托脱·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自此成为莫逆之交。30年代在美国，赖雅的知名度比布莱希特大得多。赖雅为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一直不遗余力。
1931年8月，赖雅应朋友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之约去好莱坞当编剧。赖雅在南加州一住就是12年，赖雅启程之时，他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士预言他会一夜成名。然而，他的预言不幸而落空。赖雅的横溢才华虽备受制片人和导演的欣赏，但好莱坞的高薪（每周起码500美元薪水），使他沉浸于“梦幻工厂”的逸乐之中。加之，赖雅又是一个生性热情的人，他总是热心地为朋友修改稿子，把许多金钱和时间贡献给朋友。他曾为捷克记者和德国舞台导演移民到美国做保人。30年代的好莱坞是左翼思潮的大本营，在那里，赖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此后，他始终是以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的形象著称于世。但他并没有加入美国共产党，只是亲密的同路人。1933年初，德国的纳粹势力猖蹶，布莱希特从德国逃亡出来。赖雅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设法将他的家眷弄到美国，并在加州的圣太莫尼卡（Santa Monica）定居。赖雅是布莱希特在美国本地少数几个作家朋友中知心的一个。赖雅与布莱希特合作过两部电影剧本，协助布莱希特好几部戏剧的修改和演出，又是《伽利略传》的主要英译者。布莱希特经常给赖雅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坚定了赖雅的政治立场。1949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后，赖雅是他所有作品的正式代理人。后来。布莱希特成立著名的“柏林剧团”时，赖雅是惟一被正式邀请赴德成为永久团员的美国人。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3）
40年代，由于反法西斯战争，好莱坞拍摄了一些正面描绘苏联社会的电影。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即出自赖雅的手笔。1950年左右，赖雅应布莱希特之邀到德国去，希望能再次联手大干一场。作为左翼作家，布莱希特的名声在40年代扶摇直上，具有了世界的知名度。然而，他对赖雅的态度却前后判若两人。虽身为共产党人，但布莱希特为人自私，常常善于利用别人。渐渐，赖雅感觉到了布莱希特邀请他是一种虚情假意，而他整天被手下那帮人包围着，沾沾自喜。性情爽直的赖雅对他这种令人敬而远之的态度非常不满。过不了多久，他就不辞而别，回到了美国。一个对待朋友充满“古道侠肠”的热情的人，遭遇到这样阴险的欺骗，当然是感觉非常沮丧的。布莱希特为了挽回友谊，写了几封并不诚恳的信给他。当然，赖雅没有给他回复。但是，赖雅不会因为布莱希特的人品而轻视他的作品。他依然热情地向大众介绍布莱希特的作品。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腿还轻度中风。此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54年，又一次因中风而住院。年华老去，创作精力也日减。赖雅年轻时颇有“千金散尽”的侠士之风，故虽曾富有，但到晚年已几乎没有什么积蓄。1956年冬，他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居住机会。他希望能抓住最后不多的机会重振雄风，东山再起。也许，“麦克道威尔”对他而言会意味着好运，就像42年前，他以《青春欲舞》一剧入选“麦克道威尔”戏剧节那样。而这一次，他遇到了张爱玲。一个将和他走完余生的东方女性。
第二天晚上，在大厅里，不知为什么，爱玲的心里老是想着那位赖雅先生。她的目光不禁偷偷地滑过大厅里每一个人的脸。可是，没有他。爱玲心里浮起淡淡的失望。
“爱玲小姐，晚上好！”爱玲回头一看，赖雅正站在她背后呢，朝着她微笑。
“你好！赖雅先生！”
“叫我甫德吧，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你的英语说得很地道，你来美国很久了吗？”赖雅诚恳地问。
“不，我来美国才半年。我一直都呆在纽约。”
“是吗？！”赖雅颇感惊讶，凭着爱玲熟练的英语，他以为她已经来美国很久了。
两天后，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文艺营广袤的大地披上了银装。天寒地冻，冷冽彻骨，爱玲还从没有经过这么寒冷的冬天。艺术家们都挤缩在温暖的大厅中。爱玲和赖雅则趁机聊天，谈话内容也渐渐深入，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在听完彼此的“传奇”后，都不禁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美丽”。两颗心越走越近了。
他们的感情继续向前快速发展着。3月底，他们开始到对方的工作室里作客。4月1日，他们在大厅里共享复活节的正餐。爱玲把她的《秧歌》给赖雅，并且希望得到他的指正。
雪后初霁的日子。赖雅轻轻敲开了爱玲工作室的门。
山舞银蛇，好一派冰雪风光。赖雅与爱玲在雪地上走着，簌簌有声。赖雅取出了那本《秧歌》。“甫德，你不喜欢，是吗？”爱玲小心翼翼地问。
不，爱玲。没想到，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文笔又是如此优美。”赖雅认真地说。
“可是……”爱玲似乎有些不信。“可是政治观点和艺术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爱玲从他的眼里读到的是真诚。他们在道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赖雅开始给爱玲讲他人生中的一些奇闻异事和早年的一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爱玲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夜暮降临。归来的路上，天寒路滑，赖雅轻轻地握着爱玲的手，怕她滑倒。爱玲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心间。她觉得干涸的心田正被一种春的甘露滋润着。
雪地上，留下两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一直伸向远方。……到了4月，天气渐渐转暖。爱玲与赖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亲密。因为赖雅的风趣幽默，赖雅的宽厚仁慈，爱玲心头那种苦旅天涯的愁苦情结也开始越来越淡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常常在晚饭后携手去散步。谈话的主题转向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国政治著作，包括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他们并不想以说服对方为最终目的。只是把对方看成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赖雅也常到爱玲的工作室对她的新作《粉泪》给以建议和指导。到了5月，他们的关系已非常亲密，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去房中有同房之好。”（Went to the Shach and Shacked up。）可惜，陷于热恋中的他们，不得不面临分别。文艺家在文艺营的逗留时间是有期限的，冬季为4个月，夏季则更短。赖雅的期限为5月14日，他将转到纽约州北部的耶多（Yaddo）文艺营去。
爱玲坚持要去送他。自从跟胡兰成分手后，爱玲自认为已心如死灰。没想到，在异国他乡，她心内的爱情之火，又被另一个男人点燃。可是，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却不得不跟所爱的人分开。“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火车还没有来，小站里只有稀稀几个人。爱玲跟赖雅谈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她的代理人、出版商、美国市场以及她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尽管她手头比较拮据，还是拿出一些现款送给赖雅。赖雅再三推辞。他被爱玲的一片赤诚之心感动了。赖雅曾多次去国离乡，但这一次分别，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牵挂。这时候，火车的汽笛已经鸣响了。
“再见，别忘了来信！”赖雅望着车窗外爱玲孤独的身影，不禁再三嘱咐。轰隆隆的车轮一声声巨响，碾过离人的心头。两个人的车站，夕阳照得见她的忧伤。
赖雅在耶多文艺营的期限只有六个星期。期满后，他搬到萨拉托卡泉镇（Saratoga Springs；NY）的罗素旅馆（Kussell Hotel）中去住。7月5日，他收到爱玲的信，却让他大吃一惊。信中说：爱玲已怀上了他们的孩子。虽然，赖雅在心里深爱着爱玲，也渴望跟她在一起，但谈到婚姻，总还是觉得顾虑重重。以前，有几次，他也想对爱玲说出这个要求。但最终都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自己年轻时就讨厌过安稳的家庭生活。现在，他已离婚30年了，独来独往惯了，他怕伤害爱玲。再说，他已今非昔比。身体不好，创作力减弱，又没有固定收入，朝不保夕。这能让自己所爱的女人幸福吗？思考再三，赖雅觉得自己应该负起责任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去开创今后的共同生活。赖雅写下了一封激情洋溢的求爱信。写完后，尽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赖雅还是开心地冒雨到邮局去寄出这封信。他已经等不及了。那时候，爱玲也已结束了在文艺营的期限（6月30日），并获准在10月可以重返营地。这时，她暂租在纽约市W第99街一位营友罗丝·安德逊（Ruth Anderson）的公寓里。
两天后，爱玲亲自来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她还没有收到信，但她必须来与赖雅会面。走在小镇的街头，古色古香的街灯发出幽暗朦胧的光。爱玲与赖雅聊了很久，很久。赖雅再次向她求婚。但是，赖雅坚决不要孩子，他称孩子为“东西（The Thing）”。爱玲最终是听从了赖雅的要求。爱玲在年轻时并不特别喜欢孩子和动物。但这次必竟是亲骨肉。我们无法推断“不要孩子”究竟是不是出自于爱玲的本心，还是因为现实的无可奈何。当时爱玲已36岁，再要有孩子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当时，他们的生活颠簸动荡，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赖雅身体又不好。爱玲在作出决定前，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之后，她曾有一段时间病得相当重。这可能与人工流产有关。后来，她在英文小说《赤地》中增加了女主角被共产党干部当情妇遗弃后，做人工流产的情节。对临床体验的冷静描写，以及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痛苦之情，更可作为其有亲身体验的证明。
1956年8月14日，赖雅与爱玲在纽约举行婚礼。马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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