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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画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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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4）
第二天，姑姑得知消息来替她说情。后母白了她一眼说：“是来捉鸦片的么？”没等她开口，张廷重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姑姑也被打伤了，进了医院。但是，姑姑也没有去巡捕房。她虽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却也觉得如果把家事传出去，沸沸扬扬的，太丢张家的面子了。
在这个空旷的，如同坟墓一般死寂的屋子里，爱玲被关了半年。一个年仅17岁的女孩子，在她还需要父母的爱护时，却被关在这样一个空旷的房子里。在那些个寂静的夜晚，月光从窗外的斑驳的树影缝里漏泄进来，在地上构成各种诡异的图案。风轻轻吹动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爱玲感到一种寒意，来自地底。
短短几个星期里，她仿佛经历了万劫百难的人生，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她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她把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湛蓝湛蓝的天空，那时候的天空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她们家里。她希望与这个家一起在烈火中烧死。
爱玲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作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
真是祸不单行。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得了痢疾。她父亲不请医生，也没有药。爱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差一点死掉。那些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她每天沉沉地躺在那儿，浑身是滚烫的。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乏力和虚脱。她预感到她将死了。只是从未想到会在这样阴冷寂寞的环境中走向生命的终点。有时候，她也躺在床上睁开眼看看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她忽然想起小时候跟私塾里花白胡子的老先生读过的《桃花源记》。她是多么羡慕那些“乃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在那里，丰衣足食，尊老爱幼，其乐融融……有好几次，她梦到了桃花源。深夜梦回，唇边还留着浅浅的淡淡的笑。一阵初冬的凉风从窗缝里吹进来，爱玲浑身一哆嗦，打了一个寒噤。她忽然觉得跟这个房子挺有缘的。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即便在这样垂死的情况下，爱玲还是没有打消“逃走”的念头。她还禁不住高兴地想：也许，因为我病在了床上，他们会疏了防；也许，我真会有机会逃出去。她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便是睡里梦里也听得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声。何干见爱玲的病一日比一日严重，心有所不忍，又惟恐她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连带负责任。她躲过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诉了张廷重。也许，张廷重也觉得此事因他而起，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面上不好看。于是他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爱玲注射。几次以后，爱玲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母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爱玲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健康。这一次可算是大难不死。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天不该绝我”的信念。她似乎看到了一种新希望的曙光。一等到她可以扶墙摸壁行走，她又开始计划着要“逃”。她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她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她就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打开了门，把望远镜扔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她没有想到，策划了半年之久的出逃计划就这样轻松实现了。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当她当真立在人行道上时，她还真疑心是在梦中。没有风，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爱玲想着，在这样凄寒的冬夜里，别人一定都是一家子围在温暖的火炉边，欢乐地吃着合家宴。虽然这个世界冷得像个大冰窑，但对她而言，这已经是相当的可亲了。她独行于苍茫天地之间，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遇到一个黄包车夫，便和他讲起价钱来。爱玲觉得挺高兴，自己还没有忘记怎样还价。毕竟这让她重新感受到一种“在人间”的生活。但是，她的心里还是如同有小鹿般砰砰跳。太危险啦！如果被发现，她随时可能被重新抓进去。
不久之后，爱玲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用英文写成文章，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post）。这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张廷重就一直订阅它。编辑先生还给文章定了一个很动人的标题：“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张廷重是最怕家丑外扬的，看到之后，自然是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后也无可奈何，到底文章已经发表了！1944年，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散文《私语》，把被关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生动的描述。那时候，张爱玲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不知道张廷重看到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许是深深惋惜，也许是扼腕长叹，也许是老泪纵横……
于是，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张爱玲一直与姑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的生活与教育的费用都由母亲承担。爱玲跟母亲的关系不像一般的母女那样是非常亲密而无话不谈的。自出生以后，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一种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而此时，突然间走得那么近，近到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爱玲也看到了母亲平凡的一面。她雍容、大度，可是，也为手头拮拘所困扰。
她记得有一次和表姐一起去逛霞飞路。2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时装业的兴旺可想而知。一家家门面装修漂亮的时装店，成为上海街头引人入胜的景观。霞飞路在爱玲眼里就像是一个漂亮的巨大的时装展览馆。那里不光有带着浓郁古中国情调的旗袍，而且有来自欧洲各国的式样最新最时髦的各式洋装。她们常常可以逛上大半天。有一次，逛着逛着，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爱玲走到一家流光溢彩的服装店门廊下避雨。隔着透明的大玻璃，她痴迷地望着里面模特儿身上那一套粉红色的缀着花边和彩线的晚礼服。她离玻璃隔得那么近，呵出的热气，在大玻璃上结成白色的水雾。她离漂亮的晚礼服却又那么远，她想都不敢想可以得到它。绫罗绸缎的家族辉煌，早已没入了历史，衣敝蕴袍的成长历程却嵌入了身体。
。母亲的这次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爱玲升学。母亲却发现爱玲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愚笨和与外界环境的不协调：她发现爱玲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她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她电铃在哪儿她还茫然。她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生活里，她等于一个废物。
母亲发现了这些，在惊讶之余便是深深的失望。但是，她下定决心，要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教爱玲学习适应环境。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所有这一切，爱玲都在努力地适应着，努力地学着。可是，在待人接物的这些常识方面，她显露出了惊人的愚笨。事实上，一切证明母亲这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母亲的那些沉痛的警告没有给她任何的影响。有一次，母亲逼急了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作为新时代的女性，黄逸梵欣赏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人生观，爱玲的这种状态显然是不能让她满意的。母亲甚至怀疑是不是值得为这个女儿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随着日子的流逝，黄逸梵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此时手头也越来越紧了。爱玲觉得每次向她要钱，对自己而言，都是一种折磨。母亲虽然每一次都满足了她，但爱玲自己总觉得心理上十分的难受。而母亲显然也开始讨厌这样一种困顿的生活了。
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步地销毁着母亲对她的爱。如果说，与父亲的冲突是以激烈的形式表现的；那么，与母亲的冲突则是缓慢的，不易觉察的。但那却是在心灵上能一点一滴感受到的。“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爱玲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她觉得自己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她不喜欢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每当这时候，她就是充满灵性的。她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
这时候，爱玲最大的梦想仍是到英国去留学。“英格兰”这三个音节让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是浴室里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虽然游历过欧洲的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爱玲还是更愿意想像着明媚的英格兰的天空，伦敦大教堂的悠远的钟声，古朴的大街上缓缓走过的英国绅士，以及泛着微波的莱茵河的碧水……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她就潜下心来好好复习了。母亲为了爱玲要考伦敦大学，特意为她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报酬是每小时5美元。那些心怀梦想，期待未来的日子是美妙的。爱玲这一次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的许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远东地区第一名。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果未能成行。1939年，她以同样的成绩单转去香港大学求读。
另一个崭新的精彩世界将要展现在她面前。
回忆这一段中学时期，爱玲后来对爱人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就像继母曾给她用雪青丝绒做了长袄裙，她便说：“喜欢你。”每每回想都是不甘，美丽的年龄，尴尬的生活。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1）
（1939—1941）
1939年的夏天，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学读书。她第一次看到香港海的时候，那蓝得令人吃惊的浓而阴郁的海，令她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爱玲的心情也未必是十分畅快的。毕竟，入港大本非她的第一志愿。美丽的英格兰之梦破灭了。然而，必竟离开了伤心地的上海，希望就在前方。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她母亲与姑姑托了在英国认识的老友工程师李开第先生作她的监护人。这个人后来还成了爱玲的姑父。
爱玲的同学中，大多是东南亚各国有钱华侨的子女，也有本埠和上海的学生，家里也是富裕的。爱玲当然没法跟他们比。但是，她暗暗下决心，要好好用功，用优异的成绩来获得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而且港大优秀的学生毕业后还可以送到英国去留学。爱玲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可以实现自己残缺的英格兰之梦了。
而此刻，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30年代起，中国大地上遍燃战火，香港却因为各种因素未受战火之扰。在时代的造就之下，香港变成了离乱的中国文学的洞天福地了。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香港成立，由许地山担任主持工作。同时，许先生还在港大担任教授。七七事变后，大批知名作家抵港，茅盾、夏衍、于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郭沫若、叶灵凤等都活跃在香港，或办报纸刊物，或从事创作，香港新文学呈现空前繁荣，成为中国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大量文艺刊物遍布香港，如《文艺阵地》、《立报·音林》、《星岛日报·星座》、《华商报·灯塔》、《大公报·文艺》、《大风》、《时代文学》、《时代批评》等。那时候，后来在爱玲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就在香港。他以“流沙”的笔名在大名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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