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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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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了得，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谁敢于当面顶撞这一位“旗手”啊？邓小平真是捅了马蜂窝。
“四人帮”推举王洪文立刻飞赴长沙求见毛泽东，来个恶人先告状，状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并说邓小平在北京“大闹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医院养病期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频繁出入医院，他们在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王洪文以为，他向毛泽东进行了这一番煽动性的“汇报”，定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和支持。岂料毛泽东听完他的情况汇报，大为恼火，十分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指出对邓小平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提，不要背后搞，应多跟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总跟江青搞在一起。
毛泽东虽然在外地养病，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仍在掌握之中。有关“风庆”轮问题，他早已知道。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小事情，况且李先念他们正在解决当中，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
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指出：“不要多出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至嘱。”
毛泽东训斥“江青有野心，想做党的主席”。
毛主席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由总理与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此，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的大局，由毛泽东一锤定音。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三〇五医院，周恩来得悉，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并传达给叶剑英及李先念等人。他们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四人帮”在“组阁”问题上，算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还挨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邓小平没有被整垮，反而更加职高权重了。这使他们怀恨在心，为日后变本加厉整邓小平埋下了伏笔。
1974年11月下旬，叶剑英元帅用保密电话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后，以十分严肃的语气问道：“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
我听了叶帅这突如其来的话，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心想，周恩来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后没有几天，仍有血尿，身体还虚弱，正在康复当中。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怎么能随便外出呢？再说，总理目前的健康状况，叶帅是清楚的。他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叶老帅在电话中正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能沉默不语。
“您知道，总理正在康复当中，身体比较虚弱，若能再过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一些再外出，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我略微思索后回答道。
他老人家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了一些。他关切地说：“还有一些时间，你作好外出的准备工作，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
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讲，要保密。”
我觉得此事责任重大，不让我跟任何人讲，心里有点不踏实，起码要先跟邓大姐通个气吧。我很快将叶帅交代的任务报告了邓大姐，并提出了医疗班子的人选和准备工作的设想。
“你就按叶帅的意见办，医护人员就这么定，不必再同其他人说了；作好准备工作，等待通知。”邓颖超听了我的汇报后吩咐说。
从邓颖超的口气中可以判定，她是心中有数的。
周恩来住在三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他老人家仍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故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
便将电话挂断了。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12月的一天晚上，叶剑英来电话问：“今天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新情况，还算稳定。”我只是简单地回答叶帅。
叶剑英又详细地询问了总理日常的饮食起居等情形后，用相当慎重的语气向我交代说：“下个礼拜，你们要陪总理去长沙，见主席。”
他讲完后，叮嘱再三：“要严守机密，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对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关于出发的时间，你们等待通知吧。”
这次，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商谈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组班子的名单等重要问题。周总理赴湖南前，他们已议论过多次，觉得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由他亲自去一趟长沙，向毛主席当面陈明情况，可能有利于解决“组阁”等重大问题。
12月23日，由警卫科长、警卫员、协和医院的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泌尿外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保健医师张佐良及护士许逢生等人随同周恩来，由西郊机场乘专机直飞长沙。
我们在近中午时抵达长沙市，住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周恩来午饭后小憩不到一个小时，便在床上按电铃叫人，值班警卫员、护士、医生等人进入总理卧室，刚开亮电灯，他就问：“洪文同志来了吗？”
“还没有到。”有人回答道。
大家劝总理再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养养神。他不肯，坚持要起床。我们只好帮他更换衣服，到客厅休息。
专家们闻声急忙赶到周恩来卧室外等候。他们主要担心膀胱癌出血，也怕过于劳累诱发心脏病或其他不舒服。我们都牢记叶帅再三交代的，要总理安全返回北京的重托。这使大家都感到肩膀上的分量很重。所以，不敢稍有懈怠，一听到有点动静，马上主动地赶来了。
周恩来在客厅里沙发上坐等了一会儿，似乎有点焦急。他不时地站起来，到走廊里漫步，有时到大门口去张望。大约在下午5点钟，周恩来刚回到客厅坐下一小会儿，有人来通报说，王洪文到了。
王洪文进入门厅，一见到周恩来，在握手时就连忙解释：“昨晚上有点事，睡晚了……”
周恩来未等他再往下解释，便用不太高兴的口气说：“你这么晚才来，主席已经起床了，在等我们呢，我们走吧！”
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的院子不大，坐汽车一忽儿便到了毛泽东住地1号楼大门口。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已在那里迎候着，他们引周恩来与王洪文去见毛泽东。
在1号楼的门厅里，我见到了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他是随王洪文一起来长沙的。廖是上海人，二十几岁。此人甚健谈，喜交际，据说是王洪文在上海打天下时的小兄弟。
周恩来外出，一向轻装简从。此次来长沙面见毛泽东，和毛泽东同住一个院子里，两座楼之间的距离很近。假如他的健康状况许可，那么到毛泽东那里去开会，肯定是步行往返，决不会坐汽车的。
这次，周恩来只有一辆座车，每次去1号楼，只有一名警卫和一个医生随同前去。保健医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每次都跟着，随周恩来到长沙的其他人员都在2号楼待命。
有一天晚上，我和警卫科长随同周恩来到了1号楼，总理便进主席房间去谈工作了。不知何故，那一天，王洪文没有去。我们在门厅里等候，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走过来与我们坐到同一张大沙发上。
“你们要记住，从现在起，不管谁到你们那里去，都不许跟别人讲，一定要保密。”
全国解放前，警卫科长曾当过张耀祠的警卫员，他们之间是老首长与老部下的关系，故耀祠对我们的叮咛，无疑是一番好意。可见，这“谨言慎行”四个字，恐怕是党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起码素质。
我常随周恩来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见到王洪文的机会自然很多，也早就认识王的秘书廖祖康，我同他也算得上是个“老乡”。但我就是恪守上面提到的“谨言慎行”的原则，不主动与他闲扯。这或许是受西花厅“周家作风”的熏陶吧。因此，我对张耀祠的嘱咐，听起来很自然，理当遵守。这不仅有利于保守党的机密，对本人亦可少添麻烦。
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2号楼住地休息。因事情办得顺利，故昨天夜里睡眠还不错。通常，上午是毛泽东睡觉时间，不会叫周恩来过去。由于秘书没有随周恩来来湖南，所以他手上没有需要批阅的文件，想了解一点情况亦不方便。有人向周恩来提议玩扑克牌，他平常忙于工作，哪里有时间玩扑克牌。他不会玩什么花样，只会打“百分”。我也不善于此道，好在有人陪他玩，我在一旁观战。
大家只玩了几圈牌，便有人送来了《参考消息》清样。周恩来让我念给他听。
“12月×日，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出现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一条法新社的消息这样报导。
“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这是另一家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导。
“王洪文副主席频频地在长沙临近出现，说明中共主席毛泽东就在湖南长沙。”一位外国记者敏锐地评论道。
周恩来听了这些消息，将手上的扑克牌朝桌子上一甩！“他怎么到处乱跑，这样不是暴露了主席活动的地方了吗？”周恩来十分生气地说。
因为这些消息都是前一两天的事，所以周恩来吩咐身边的人打电话问一下王洪文走了没有。
大家一见这种情形，知道周恩来已无心继续玩扑克牌了，便各自回房间去了。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这天下午，周恩来从毛泽东那儿谈完工作，准备坐汽车要返回2号楼。
“停一下，叫平化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上车来，我有事跟他说。”汽车刚要启动，他对司机说。
警卫员下车去叫张平化。这是辆双排座汽车，我立即下车给省委书记腾出座位来，自己步行回到了2号楼。
那几天，我成天跟着周恩来转，总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心理状态，没有理会这一天是礼拜几，也不晓得今天是几号。待我回到了2号楼，有人告诉我：“方才总理在汽车上向张平化交代，今天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
参加的人不要多，摆两桌就可以了。总理指定地方上的负责同志，有张平化、李振军（湖南省委书记之一）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我这才醒悟过来，这一天，原来是12月26日。
晚饭时，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听张平化书记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看得很高兴。当我们听完张书记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大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确认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是，湖南名酒“白沙液”的供应很充足。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无拘无束，大家开怀畅饮。有四五个人喝得过了点量，但未闹出什么笑话来。
北京来长沙的客人，对于湖南醇香扑鼻、口感不错、喝起来蛮上口的“白沙液”酒并不熟悉，谁知道它的后劲还是挺厉害，有人喝了“白沙液”，又喝“茅台”酒，这两种高浓度白酒合起来的作用，使一些久经“酒精”考验的人也被“撂倒”。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情绪。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长沙蓉园2号楼的房间本不算少，能让随员们住的房间距离周恩来的主房间较远，而主房间旁边的“标准间”太少。尽管总理随员不多，但从工作考虑，除了警卫人员外，医疗组的专家与护士都必须紧挨着总理的房间为好，便于随时呼叫。只因“标准间”不够用，我在靠近周恩来卧室外的走廊里临时支起一张行军床，用屏风挡起来，就算是敝人的卧室了。
26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请他过去谈工作。我与警卫一起陪同他坐车去1号楼。到了1号楼，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长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按照医疗方案规定，白天，周恩来应该每四小时服一次药。
此刻，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药已经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缠身，深夜坚持工作，我考虑加服第五次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扰两位领袖的谈话。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我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不能光怕“打扰”，想起离开北京前，叶帅的“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嘱托，我几次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了解谈话是否快要结束了，若将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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