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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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1976年1月8日上午，时针指在9点57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告别了人间。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大家长久地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十里长街送总理；骨灰洒向祖国山河，千山万岭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
　　医疗组的抢救工作停止了，人们用一条新的白床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了起来。
　　专家、医生、护士与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中央领导人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终身相依相伴的邓颖超大姐。她还在走廊里，我们已听到了她的悲泣声，有人嚷道：“邓大姐来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房门口，只见她由工作人员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进病室来。她身上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里，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邓颖超走进病房看到眼前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一年零七个月来她所熟悉的挡在周恩来床头的屏风、病床两侧的床头柜等物都被撤走了；心电图监测仪、输液架与输液瓶不见了，其他抢救用的医疗仪器都被放到了墙角边；她的亲人恩来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他，被白床单覆盖了全身；原先都围在恩来病床旁的专家、医护人员，此时，他们都站在离开病床的地方，房间里一片抽泣声，大家用尊敬、关心和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周恩来穿着蓝白相间病号衣服的上半身露了出来，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脸上擦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大姐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同她生死与共的恩来了，他们就这样永别了。












　　这时，邓颖超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悲痛与无奈，她，本可以大哭一场、大喊大叫地宣泄出来。但是，邓大姐没有这样做。大姐的一生也毕竟经历过无数风浪，她意识到必须，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她不能因悲伤过度而病倒，还有许多事情正等待着她去做。周恩来的身后事需要她来料理，特别是他们间相约要进行火化而不保留骨灰的大事必须由她请示党中央，在得到批准后方能了却恩来的心愿。
　　她蹒跚地扑向周恩来床头，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顿时号啕起来，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嘶哑着嗓子哭喊着：“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屋子里的人们见到体弱瘦小的邓颖超如此悲痛，于是悲声大恸再次达到高潮。邓大姐弯下身子，低头吻着周恩来的额头，不停地抽泣着。大家担心她老人家心脏病发作，有几位护士主动搀扶并劝老大姐离开病室到隔壁房间休息以节省体力，因为出于礼节，待中央领导人陆续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志哀与告别时，她必须亲自守候在旁。
　　江青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病房，正唏嘘着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只见她走到离周恩来床头大约一米远处，就站住了。这时江青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她没有看一眼周恩来的遗容，更没有向周恩来遗体鞠躬与志哀；自然，在她脸上没有泪痕，更见不到丝毫悲伤的神情，她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大家对此感到意外、不解和不悦。她只是转动着身子大声喊着：“小超，小超……”
　　有人搀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随后，老帅们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陆续到来。他们一个个神情悲痛，眼中含着热泪，向周恩来遗体脱帽行鞠躬礼并注目志哀。这同江青对周恩来的大不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医院的遗体告别仪式极为简单，很快便结束了。
　　后来，在北京医院正式举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广大观众看到余秋里、江华与谭震林等许多老同志进门一见到周恩来遗容就痛哭不止，若身边没有人搀扶几乎会跌倒。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那时，电视机尚没有今天这样普及，多半是机关及单位里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大家将见到的情景愤恨地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首都和全国。












　　江青的行为激起了百姓们严重的不满与愤怒。这也可说是后来爆发“四五”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江青公开同十亿中国人民为敌，点燃了自焚的火焰。
　　当天中午11时许，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来的遗体被抬上救护车，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熊汝成、虞颂庭、于惠元、吴德诚；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陈在嘉；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司机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是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在中央没有宣布周恩来逝世消息之前，尽管上面强调保密，出动的车辆不多，人们亦很守纪律，但周恩来逝世这样的大事情是人民关心的焦点，而且已经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想要完全不走漏风声是办不到的。
　　其实，在周恩来住院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期间内，医疗组、警卫与服务人员忙于工作，成天围着周恩来转，经常出入于各单位及部门之间办事，我们虽然并未在意，别人早就注意到我们了。特别是周恩来病危以来，我们外出办事难免心里紧张，来去行色匆匆，让人家看出了苗头。所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社会上去了。
　　有人听到噩耗一时愣住了，反应不过来，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北京医院一位老同事见到我就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是真的吗？”
　　因为中央还没有宣布消息，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他调转头去边走边哭，后来，终于忍不住而哭出声来。有人听到此消息当即号啕起来，甚至因悲哀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而去医院抢救。
　　在当时的形势下，老百姓的心里只觉得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总理，周总理走了，我们怎么办？人们都这么想是极为自然的。
　　周恩来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布衣，两袖清风。他是平民“宰相”，能“为民作主”，他是清官，是好官，是中国共产党崇高形象的代表，是中华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是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如此周恩来去世，老百姓能不如同失去亲生父母一般吗？
　　1月9日晚上，警卫同志为周恩来挑选了平时他喜欢穿的那套旧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内衣和鞋袜等物，征得邓大姐同意后送到了北京医院。此时，北京饭店高级理发师朱殿华带了他的徒弟小卜到医院为周恩来理发和刮脸。周恩来与邓颖超青年时代的好友、著名牙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北京医院副院长、也是牙科专家的韩宗琦在医院主理周总理身后之事。
　　我们站在一旁，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他还托人捎来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周恩来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五医院为他理发。
　　那天，朱殿华和徒弟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恩来，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周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点，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敬重的、风度翩翩的周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俗话说：已脱了形！
　　此时的朱殿华师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绝不会忘记在那疯狂的年代，北京饭店同样是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日子，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边站、剥夺他理发权，更不让他为中央领导人服务。
　　一次，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理发，上面指定一个不熟悉周恩来的人为总理理发。这位理发师费了好大的劲儿就是刮不了周恩来的胡子。结果，这个理发师自己搞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务，只好就此罢休。周恩来批评了造反派，找饭店领导人耐心地谈了话。
　　“朱师傅是一个理发师，他的技术好，年轻人（指造反派）还没掌握熟练的技术，为什么要夺朱师傅的权啊？”












　　就这样，没有多久，朱殿华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
　　现在，朱殿华跟徒弟说：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抹好几次肥皂沫，热毛巾闷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刮下来。现在不能用热毛巾了，不然，皮肤的颜色会发紫，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这不仅说明朱师傅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更说明他对周总理有着深深的缅怀之情。
　　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极其简陋的太平间里。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来拍摄镜头，直至后半夜才结束。
　　1976年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老百姓在当晚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张春桥走向守灵的邓颖超，同她拥抱，邓颖超还拉着张春桥的手说话（说话声音未播出）。第二天，有不少看到这一镜头的熟人，向我表示不理解。尽管我每天住在西花厅陪伴邓大姐，但在出现上述镜头时刻，我并不在现场；因此我同他们一样不理解。很想问问老大姐，但考虑到治丧期间，邓大姐的悲哀和劳累，又不忍去打扰她。
　　到了5月，邓颖超的心情比较平静，为了向大家表示感谢，她请在京的医疗组专家、医护人员及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饭店吃西餐。席间，她一再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大家由衷地祝她健康长寿。
　　见到大姐的心情好些了，我便在一次闲聊中，向她提起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个引人注目的电视镜头问题。
　　“那天，我毫无思想准备，张春桥走到我跟前伸出胳膊跟我拥抱。此人来这一手，可能是一种姿态吧？当时，我很难拒绝他这样做。”邓大姐若有所思，亦觉为难地说。
　　“大姐，你跟张春桥说了些什么话？这个镜头还蛮长的。”我又问了这么一句。
　　“还不是去年12月，总理在医院里跟他说的，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嘛。”
　　我听了大姐的话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大姐遇到张春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她也只好应付了之。由此可见，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当今世界，大人物的一举一动是多么令人注目啊。张春桥这种人跟周恩来、邓小平与邓大姐相比，他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
　　治丧委员会规定1月10日和11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太平间进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面不断发出限制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等通知。这导致群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恨情绪。
　　有的单位领导对上头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亦不赞成，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无法向群众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他们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应付上头的态度。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早就心里有数。许多国家机关与北京市等单位便自发组织群众前来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东单大华路、台基厂头条、东交民巷及北京医院西门外等地，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四人帮”
　　仍在台上张狂，限制群众参加悼念周恩来活动的人数。他们低估了百姓的觉悟和对周总理的感情，只想到了限制白天的人数，满以为晚上不会有人来参加悼念活动了。他们更不会想到许多机关干部带头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悼念活动。他们自己做了蠢事，让平民百姓钻了空子，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白天黑夜连续进行悼念活动，群众的这种逆反心理，导致出现了同他们愿望相反的情况，使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好几倍！此乃“四人帮”始料未及的。
　　更为令人恼火的事情是，上面一再提出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甚至不准佩戴黑纱。
　　人民对周恩来的热爱是很深很深的，“四人帮”兴风作浪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们这不许、那不准的，这无疑是给悲痛及愤恨的人民群众火上加油。上头这些生硬的规定真是触犯了众怒，迫使老百姓自发地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到天安门广场去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后来有一个单位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的心声制成一个巨大的横幅树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1976年1月，北京真是一个天寒地冻、肃杀萧条的严冬，天气冷，老百姓的心就更冷了。11日下午5时许，由少数治丧委员会成员、邓颖超、医疗组、警卫人员、周恩来的亲属等再次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随即起灵移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灵车开出医院大门时碰到大批围观群众，他们很快自动散到马路两旁，让长长的灵车队顺利通过。车队从王府井大街南口往西缓缓而行。只见自东西长安街直到八宝山，沿途挤满了人群，男女老少长时间站在刺骨的西北风中流着眼泪迎候着。
　　周恩来的灵车四周挂着黄黑两色的挽幛，上面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