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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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亮度，老爸为老妈的办公用灯制作了一个洁白的灯罩。老爸用白色的道林纸做成了一个斗笠状的东西，这东西将灯光一点不剩地笼络到老妈的写字台上；老妈在聚拢的灯光里写备课笔记，批改学生的作业。老妈干得一丝不苟。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还与父母同住一个房间，每当我们半夜醒来，总会看到老妈还笼罩在那面积不大的一圈灯光里。因此每当听到歌颂老师的歌曲响起，我们都会特别动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令人心酸的歌儿，都是为老妈而创作的。在老妈的追悼会上，我突发奇想，我觉得如果能用歌唱老师的歌曲（比如说《我爱米兰》之类的）来替代哀乐的话，悲伤的气氛一定会更浓。我总觉得，在无比悲伤的时候，一首欢乐的歌曲更能令人断肠。　　　　
　　　　　　在学校，老妈有着崇高的威望，这已经说过了。再调皮的学生，见到老妈，就变得不调皮了。每当老妈走进教室，教室里就会鸦雀无声。老妈个头不高，她在讲台前一站，差不多就只给学生们展现一个脑袋。然而就是这个脑袋，令所有的学生都不敢有半点越轨，就是各种不轨的念头也不敢有。老妈的脸上架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因此通常人们很难看到老妈眼睛里流露出什么样的眼神。老妈令人捉摸不定，这也许是学生格外怕她的原因之一。老妈站在讲台前，显得格外的自信。我相信，这样的因素不可排除，那就是，讲台将老妈的罗圈腿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老妈对讲台有着特别的感情，老妈站在讲台前，有着特别的安全感。　　　　
　　　　　　某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老妈的睑上突然浮现了一层红色，后来我们才获悉，那是老妈紧张所致。老妈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这是因为，她忽然发现自己的一对乳房出现了过于悬殊的大小。也许是老爸还在熟睡，也许老妈根本就不愿意让他知道，反正老妈径自往我们的房间里来了。老妈一进我们的屋子，就把她的上衣全部撩起来了，她的乳房在我们的面前显露了出来。我相信，虽然谁都不可能在吃奶的时候就记事，但是，我敢说，谁都会在他母亲的乳房面前内心油升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姐妹俩，在老妈裸露的乳房前，忽然感到了一阵温馨。如果在这样的时刻老妈轻轻地说，孩子，吃吧，吃吧，吃得饱饱的，我的脑袋无疑将不由自主地向老妈靠去。可是老妈没有任何亲昵的暗示，她只是双颊红扑扑地走近我们姐妹，最后怯怯地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要我们帮她认真检查一下，她的乳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革命家庭走向夕阳（2）

　　　　　　　　
　　　　　　彼时我还没有完全睡醒，睡意还似有若无地在我这儿徘徊。倒是妹妹比较清醒，她率先伸出手去，将老妈的两只乳房草草地捏了一遍。当捏住老妈的左乳时，妹妹几乎是惊叫起来。妹妹的叫声这才令我真正地摆脱了睡眠。我从妹妹的手中，抢过了老妈的左乳，我也差一点叫出声来。我像妹妹一样，确实发现了问题。是的，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老妈的左乳与她的右乳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老妈的左乳，不再具有乳房所应有的柔软，它变得硬邦邦的。我清晰地感觉到，老妈的这只乳房里，有了不小的肿块。疼么？我的心儿怦怦直跳，一边这么问老妈。老妈一定被我们惊慌的反应吓坏了（后来我想，我们真不该表现出那样的惊诧！老妈也许因为摸到了乳房肿块而一宿未睡，她一整夜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和妹妹清晨的惊慌反应，将老妈的紧张情绪推向了高潮），她根本不能对我的提问做出回答，她只是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这时候我注意到，老妈脸上的鲜红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纸一样的刷白。　　　　
　　　　　　老妈确实有理由感到紧张，她的担心（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是有道理的。由老爸出面，陪着老妈辗转了几家医院，从镇卫生院到县医院，再到上海一家肿瘤病权威医院，医生们仿佛事先开会统一了思想似的，他们的口径出奇的一致。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对老妈做出检查后，悄悄地对老爸说，老妈的病情不容乐观！医生在说这话的时候，虽然语气未必紧张，医生们从来都不大惊小怪，也不像相士那样故弄玄虚，医生在论及病情的时候，总是显得很轻松，但是，在医生们看似轻松的论断背后，却常常会透露出一股寒气。这很容易让敏感的人们所捕捉到，老爸就在医生的谈话里听出了不祥的内容。医生对老爸建议说，要及时进行手术。医生说，这样的部位一般术后问题都不会太大。医生说完这些，微笑地看着老爸的脸，仿佛他们向老爸宣布的是一个可喜的消息似的。　　　　
　　　　　　敏感的老妈很快意识到，在她的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麻烦，那些金风送爽桂香醉人的日子，因此对我们家来说显得特别沉重。幽默的老爸，他的家庭笑话虽然一如从前般层出不穷，但是，其中明显地有了勉强的成分。就像如今的相声演员那样，他们越想逗人笑，越让人感到可怜。是的，我们在为老妈而感到不幸的同时，深深地同情着老爸。老爸的笑话非但让人笑不起来，它的苦涩却是显而易见的。老爸在饭桌上，嘎叭一声咬到了一颗沙子，他强作欢笑地对我们大家说，我一生吃下了无数这样的沙子，我体内的沙可以用来造一间小小的房子了。面对老爸这个生硬的笑话，我们谁都没有笑。老妈非但没有笑，她反而像一个真正的校长那样呵斥了老爸。老妈对老爸说，遇到了什么喜事这样高兴？　　　　
　　　　　　我们注意到，老爸脸上的笑顿时收敛了。也许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也许他是不愿让老妈继续不高兴，反正他忽然严肃起来。老爸的神情令人同情，我在内心为他而感到酸楚，我觉得老妈这样指责老爸是有欠公允的。但是，我并没有对老妈有什么意见，因为在我们目前的评判中，老妈的言行是无所谓对与错的。她想说什么，想干什么，都可以无所顾忌。　　　　
　　　　　　其实我们大家对老妈的病所持的态度，显然过于悲观了。后来的事实表明，乳房癌手术后的成活率是所有癌症中最高的。也就是说，许多乳房癌患者，在施行了切除手术后，都安然无恙。老妈在割掉了她的左乳后，又坚持工作了十年。　　　　
　　　　　　当时，老妈对切除手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并不等于说老妈是个讳药忌医的人，事实上，她非常希望能通过有效的治疗使她重返教育岗位。对抗手术的全部原因在于，老妈是不愿意她失去一只乳房。老妈表示，这样的方案让她感到非常别扭。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老妈当初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当老妈术后重新回到她校长的岗位上时，她的行走方式，甚至是她的体态，在人们的眼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妈在人们面前站立时，总显得有些重心不稳；而当她行走时，躯体晃动的幅度明显右大于左。说明白些，老妈显得不那么对称了。这当然与失去了一只乳房有关，因此当我向她提议，让她穿上一件特制的胸衣，她终于答应了。　　　　
　　　　　　起初老妈对我的建议心存狐疑，她不相信这样做能改变她的形象。她握了握乳罩填有海绵的那一半说，这没有丝毫的重量。我却对老妈说，你要它有重量干啥？它的作用是，把你另一边的胸脯撑起来，这就够了！　　　　
　　　　　　老妈固执地说，撑起来又有什么用！说这话时，她一副校长的架子。她从来都是居高临下。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说，海绵虽然没有重量，它却能对你的心理产生影响。这就是重量。难道说一定要在秤上反映出来的才是重量么？我这么反问老妈。面对我的反问，老妈默然。我知道，我的话起点作用了。我于是接着又对她说，你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是对称的，你的步伐也就自然平衡了。我当时的神情，仿佛一个教师，我为自己的自信而感到好笑。我想，一定是老妈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不然的话，我怎么会以如此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服老妈呢？　　　　
　　　　　　老妈终于听从了我的话。她戴上特制的胸衣后，确实精神多了。我们在她的行为中，再也看不出有半点病态，她就是在服药的时候，也显得慷慨激昂。　　　　
　　　　　　老妈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决定立即重返教育岗位。老爸当然极力反对她这么做。老爸提出了种种反对理由，都被老妈无情地一一驳回了。最后，老爸提出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理由，他差一点把老妈击垮了。是的，老爸所指出的问题，真的是十分棘手。可以说，老爸这样说，有点残酷。这大抵是因为老爸被逼急了，他已经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是再不背水一战，他就不可能将老妈拦住了。请你猜猜蠢老爸说了些什么？他有些神经质地指着老妈的脑袋，简直有点恶毒地说，瞧你，瞧你，瞧你的头发都快掉光了，难道光着头去上班不成？　　　　
　　　　　　老爸的话掷地有声，大家都因此而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脆弱的妹妹，终于在这份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嘤嘤低哭起来。她的哭声让人觉得心里好受了些，我发现不仅仅是我，还有老爸，甚至老妈，都在妹妹的哭声响起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相信，这么舒一口气，大家都会变得轻松一些。　　　　
　　　　　　老爸说得没错，老妈的头发这一个月来确实脱落得所剩无几了，这与窗外那棵落叶纷纷的梧桐相映成趣。而这一点，未经老爸指出时，我们还都没有十分在意。老妈的头发是一根根脱落的，由于它们的脱落有点潜移默化的意味，我们没有为此而感到惊讶。现在一经老爸提出，我们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一点确实不可小视。老妈怎么能没有头发呢？没有头发的老妈又怎么能走进校园走上讲台呢？　　　　
　　　　　　接下来的几天，老妈显得十分安静。她每天很早起床，在院子里进行一种简单的甩手锻炼。这些日子里，我特别注意着老妈的脑袋，老妈的头上，确实太过冷靖了。原先浓密的头发，怎么就悄悄离开了呢？尽管在化疗前，医生预示了这种可能性，医生说，经过一阶段的化疗，患者的头发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但如此严重的脱发，还是令我们始料未及。我们实在很难接受这一现实。我不知道老妈的内心起了怎样的波涛，我为她而感到难过。我了解老妈，她不担心别的，只因为脱发给她的重返工作岗位造成了重大的障碍，她有理由伤心。我看到清晨的天光流泻到老妈的身上，它在她头发稀疏的头皮上发出了显而易见的反光。我觉得，作为老妈的长女，我有义务动脑筋想办法，为老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就我内心而言，是与老爸一样，并不希望老妈这么快就去学校上班的。我觉得患癌虽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但如果能让老妈就此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从今往后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披星戴月地燃烧自己点亮别人，倒也不失为一种机遇。需要说明的是，我这样想，并没有一丝一毫感谢癌症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老妈既然得了顽症，就应该面对现实，首要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　　　　
　　　　　　在我解决问题的办法诞生之前，老妈一直安静地呆在家里。很久以后，当我想起这一点时，我禁不住深感内疚。我这么想，要是我不生出什么聪明的主意来的话，老妈是不会再去上班的，那么，她也许就会真的安心地在家养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害了老妈。难道不是这样么，老妈这段时间里不仅不再焦虑地想着工作的事，她反而能将心思放到如何操持家务上了。这是一个多么可喜的变化啊！老妈一早起床，在院子里甩甩手，然后去菜场买菜。等我们大家回到家里，精美的饭菜已经在餐桌上摆放好了。特别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老妈将家里擦拭得一尘不染，每个房间都清洁得叫人深深地热爱生活。我们因此对老妈改变了看法。从前我们都认为，老妈是一个不太称职的老妈，她只会工作工作，她会不会烧开一壶水，能不能把一块尿布洗干净，都叫我们感到怀疑。家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老爸一人料理的。老爸是任劳任怨的家伙，他甚至有着一段不短的倒马桶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我们家搬入有卫生设备的套间之前，这项看来有失大丈夫斯文的工作是由老爸包揽的。我们相信，要是家中没了老爸，我们会不会吃生米都很难说。然而现在的事实表明，老妈不仅是一个敬业的校长，她一旦干起家务来，也是一把好手。那些日子，我和妹妹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抢老妈，我们以抢先抱住老妈给她一个吻为荣。不止一次，老妈都差一点被我们姐妹扳倒了，她的眼镜都险些跌落下来，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老妈很快乐。　　　　
　　　　　　由于老妈的工作转移，老爸也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上班。需要补充交待的是，老爸是一个退伍军人，他从部队退役后，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他的身份是三级残废军人，他的双脚，因北方寒冷的气候而得了脉管炎。当他从部队回到地方上来时，他的左脚的小脚趾和右脚的中脚趾，都因为脉管炎而坏死了。如果不说，谁都不会知道老爸身有残疾，事实上许多人在获悉了老爸居然是三级残废时，脸上都露出了惊异之色。人们打量着老爸，努力要从他的身上看出什么不是来。最后人们不以为然地说，两个脚趾头不管用了，算什么残废啊！老爸就是因为这两只脚趾头，才一直深居简出，除了干好家务，惟一的消遣就是拉一只仅有六个贝司的小手风琴。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手风琴只适宜孩子练习用，我们曾建议老爸，如果真对手风琴着迷的话，可以去买一架像样些的。我曾故作慷慨地表示，如果老爸真想买手风琴，我完全可以捐出其中的一部分资金。老爸却谢绝了我的美意，他明确地表示，这架小手风琴不仅顺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他一位战友的遗物。老爸特别强调，这位不幸在建设工地上以身殉职的战友，是一位雷锋式的好战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