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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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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消息对学生家长就有一种误导，家长会认为是申报，其实不是。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新世纪当初投入的资金是5000多万，但是现在只卖2000多万，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很耐人寻味。”
看来，新世纪案留下的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谜，要揭开谜底实非易事。
“新世纪”雪崩繁华落尽
炎夏。午后的日光照在“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牌上，有几分繁华落尽的落寞。倾斜的校门锈迹斑斑，疯长的野草在六月的风中轻轻摇晃，红色的教学楼因为经年漏水已经显出陈旧的斑驳。
走进明智楼，一眼就看到宣传榜上张贴的论文，是关于教学改革和创新教育的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刘道玉的文章很是醒目，可以想见这位昔日的教育界精英对于新世纪曾怀有的理想追求。
在长廊中穿行，触目所及是教室里厚积的尘土。化学实验室的门还是虚掩着，仿佛学生刚刚完成了一场实验，蹩进去却只见烧杯、烧瓶散落在橱架上，这仓促、潦草的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世纪似乎是一夜被改变的命运。惟有天井里几株芭蕉，寂寞地绿着。
死寂。校园里荒草萋萋，从那里的树上、草丛间不时传来不知名的鸟儿轻灵的啼声。远处的教工公寓、学生食堂，依稀能辨出当年簇新的痕迹。
在荒芜的三年里，一位常年驻守于斯的刘师傅告诉我，他在这里整整呆了七年，目睹了新世纪最鼎盛时期的繁华景象，也亲见它的一朝覆灭。这位刘师傅来自江苏泰兴，他所在的施工建筑单位承包了新世纪的部分基建工程，但时至今日，还有一百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被拖欠着。
“我们公司还欠着别人的款子，没办法，老板就派我住在这里，一来看管建材，二来学校一有新的说法，就要想办法拿回款子。日子长了，烦呐——”单调的留守生活让刘师傅不胜其烦。据说，看管学校的人员，每月可拿到200元的生活费，由市政府发放。
新世纪的鼎盛期，门前常常车水马龙，接送学生的车子一直排到村口。那种盛况，今天想起来让不少村民唏嘘不已。
“董事长田汉桥很少到学校里来，但开学时他必定会来，来收学费呀！一直到学期末都不见人影！”学校周边的村民七嘴八舌地说。
选择在这样的时刻探访新世纪，或许是一种追忆，或许是一种凭吊。在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上，新世纪的倒掉无论从何种视角上看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新世纪收取学生的各项费用超过1亿元人民币，这起国内规模空前的私立学校倒闭案在披露伊始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其学生家长状告有关教育部门行政侵权很可能是我国教育界所碰到的涉案人数最多、索赔金额最大的一起集团诉讼案。不仅仅如此，新世纪的夭亡似乎揭开了武汉市民办学校连环倒闭的序幕，人们还来不及叹息就看到了曾经显赫一时的香梅高中、私立华奥纷纷走上了不归路，震惊之余不禁惊呼、发问：民办学校，难道真的已经沦为圈钱的工具、教育创新的幌子？
2000年，对于中国民办学校来说是不寻常之秋，空气中弥漫着肃杀之气。“有三分之二的民校捱不过这个冬天。”预言像瘟疫一样在城市里流传。招生寒流、竞争巨浪、教育储备金风潮等……这个冬天有点冷。不太健忘的人们还记得，新世纪就倒在这一年的冬天，12月19日，武汉市教育局宣告新世纪“解散”，并正式停办。
12月15日，这一天在许多新世纪学生的记忆中是难以回首的伤痛，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们的受教育生涯多了一份磨难的记录。
像每一个寻常的上午一样，9点钟，700多名学生正在安静地上课。突然，刺耳的警笛由远而近，随之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吵闹声、嘈杂声。学校的宁静就这样被猝不及防地撕碎了。
很快，9辆司法用车开进了校园，原来是武汉市口区法院的10多名法警闯进了学校！10点钟，法警打开了学校车库，要求强行带走学校的8辆平时用于接送学校师生的车。但是受到了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法警只得暂时作罢。
法警行动让师生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果然，原来法院是来强制执行财产保全任务，起因是新世纪欠下了武汉市某单位贷款100多万，因而被告上了法庭！正逢周末，前来接学生的几百名家长闻讯后感到十分震惊，当即要求面见董事长、校长，了解学校的财务状况。
但是，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董事长不在，校长无能为力。家长们行动果断，立即向武汉市政府的有关部门汇报，希望事情能得到尽快解决。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四天后的下午，武汉市教育局就宣布新世纪解散，立即停课。学校于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老师不再出现，校领导也没有出来做任何说明，天真的学生们还没有闹明白怎么回事就不明不白地失学了。而此时距离期末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所曾经被视为私立学校发展“样板”的“贵族”学校，一所曾经被喻为“中国基础教育新曙光”的民办学校，就这样突然消失在新世纪的门槛前，让人惊谔之余扼腕不已！
我随手翻开1996年5月的招生简章：“本校是经武汉市教委批准建立并开始招生的民办收费全日制寄宿制优化型学校，由著名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教授任会长的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和武汉市红康发展公司等单位联合创办，并由刘道玉教授亲任校长。本校是武汉惟一一所民办外国语学校，学生高中毕业后，绝大部分能考入国内大学本、专科继续学习，成绩优秀的可被推荐到国外大学自费留学深造……”
初期，新世纪的教学质量很为人称道，1998年、1999年在武汉市中考中，曾蝉联武汉市江岸区第一名。1999年新世纪就招了300名新生，在校学生达900名，一跃成为武汉市乃至华中地区私立学校中之翘楚，一时国内外多家权威媒体竞相报道。
新世纪支撑了足足5年。在后来前仆后继的民校倒闭潮中，它的生长期可谓不短。香梅高中假借陈香梅女士的名望，但仅维持了两年就关门了；而华奥也仅仅存活了短短的3年。
他们的瓦解都缘于共同的死因：资金黑洞。
“新世纪”雪崩资金黑洞
新世纪倒闭后的整整一年里，武汉的大小媒体均对此表现得讳莫如深，退避三舍。直到一年后，这则迟到的新闻才揭开了其间诸多惊人的内幕。其中，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新世纪的财务状况。
据参与调查此案的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透露：新世纪从1995年起收取学生的各项费用超过1亿元人民币！但是，这笔钱究竟用在了何处？如此巨额“资产”何以导致债台高筑？至今还是一个谜中谜。人们看到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记录是：新世纪欠银行贷款1965万元，需退还给学生的教育储备金1550万元，拖欠教师工资70万元，学校伙食赊账300万元，基建工程欠款286万元。总计负债高达4000万元！
如今，师生们回想起来，其实早在学校关门前，财政危机就爆发过好几次。尽管学校收取了学生高昂的赞助费和学费，却时常露出“穷酸”之态。老师们的工资经常无故被拖欠。学校法人代表、董事长田汉桥屡屡向老师承诺兑现工资，并开出空头支票200多万，其实根本无钱支付。本着对学生负责任的精神，老师们才强压怨气咬牙坚守到最后。
到后来，学校竟然无钱买教材，学生上课靠抄黑板学习。这是当初东拼西凑、辛辛苦苦攒足学费的家长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由于时不时地拖欠电费，学校经常面临供电部门拉闸的威胁，食堂甚至拖欠人家的菜钱。债主们开始陆续登门，学校领导皆称病不出。
有记者曾对2000年新世纪倒闭时的学生花名册档案（加盖了武汉市教委学籍专用章）做了粗略的统计，发现新世纪的学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小学部301人，初中部238人，高中部135人（其中4人准备出国）。而自1995年以来前后招生2000名学生，在这当中缴纳了13万、18万、20万乃至30万不等的教育储备金约200多人，其余都交了2万元的建校费。光教育储备金加上建校费，新世纪5年中所收取的可计算费用就超过5000万人民币。如此巨额的“收入”竟然会引发财政危机，这个资金黑洞是怎样造成的？是学校管理上的疏漏，还是其中隐藏有更大的内幕？
有知情人透露，新世纪在内部管理上的确存在着较大漏洞。到学校关门时止，平均每2。8名学生配一个教师，后勤人员众多，员工工资高出同类学校很多。据说，一个保安一个月可拿到2000元工资，同时还管吃保住。
江岸区谌家矶司法所所长吕京汉，曾接触过一位新世纪财务老总。这位老总曾透露，新世纪的开支费用的确很大，后来他一上任就抓财务，短期就降低了20多万元开支。
“新世纪创办初期凭借名人威望，的确为学校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但它内部的管理体系还很不完备，这就为日后的亏空埋下了伏笔。田汉桥毕竟不懂教育，而刘道玉又不懂经营，教育和经营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当然，不能排除田汉桥澳门豪赌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学校运行中的问题。新世纪的落马说明了如何把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结合起来还是个艰难的命题。”
但吕京汉这番温和的说辞却并不为家长、老师们所认同。
愤怒的家长们坚持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窟窿大得让人难以相信。计算300多名学生的建校费和教育储备金，并不足以达到后来资不抵债的惨况。那这笔糊涂账该怎么算？这笔巨款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
在这种追问的背后，有关田汉桥奢侈生活的传言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了家长。一位新世纪副校长用“花天酒地”来形容田的生活：乘的是奔驰600，戴的是白金手表，还经常出入赌场且出手阔绰。
调查还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线索。新世纪自建校以来，并未按章办事，而是另搞一套。他们完全按企业方法进行核算，并且使用违规收据和自制收据，致使学校的收支和债权债务情况得不到真实地反映。而且，按照相关规定，“教育机构的财产应当与举办者的财产相分离”，但是新世纪的账务和大股东红康公司的账务并没有分开，学校大量报销红康公司的各种单据。
除此之外，新世纪收取了高额教育储备金、建设赞助费、学杂费后，并未按要求设立专项的学校教育基金，更没有建立教育基金管理监督机构，这就给田汉桥大量挪用或侵占资金大开方便之门。
新世纪在资金的转移上可谓费尽心机，奇招迭出。1994年9月12日，新世纪的初创合同上写明：以田汉桥为法人代表的武汉红康发展有限公司占学校股权的65％，以刘道玉为法人代表的武汉市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以无形资产入股拥有学校5％的股权，江岸区谌家矶管委会和谌家矶乡政府分别占学校股份的15％。由此，田汉桥成为新世纪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
但是，1998年6月30日，湖北省社会力量办学评估检查，换发新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在新的许可证上，举办者已经变成了武汉路石公益有限公司。原来学校是四家持股，后变更为一家持股。股权戏剧性的变化的同时，令人费解的是，一家公益公司何以持有这么多的股份，而作为小股东的武汉红康发展公司法人代表田汉桥却仍然“出人意料”地成为学校董事长！据说，这是“他们私底下商量的结果”。
有法律人士分析指出，新世纪股权的“巧妙”变更为大量资金的转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可能。
新世纪案发后，作为掌握学校财政大权的田汉桥却神秘地“失踪”了。据知情人透露，其实这期间田汉桥仍然在武汉。2001年10月22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学生家长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意外地发现，田正驾驶着一辆红旗轿车从武昌开往汉口方向。
而就在2001年2月6日，田还给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发了一封“密信”。信中充满了“歉疚”和恐慌之情：……新学期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是没有希望了。尽管从2000年10月至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为此，我们感到非常内疚和失望……家长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愤怒，因而我个人已无生命保障。因此，我要回避一段时间……
田汉桥，1962年生，曾是一家工厂的科员，后来做生意赚了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即武汉市红康发展公司。1994年前后，在田的动议下，红康公司等四方签署合同，创办了股份制新世纪外校。
学校倒闭后，众多的家长面对无法兑现的收据欲哭无泪，对田竟然还能如此“安全躲藏”大惑不解。一些新世纪老师透露，田和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当地的政府部门关系“非同寻常”，曾出钱分批组织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到欧洲等国“考察学习”。正是这些“保护伞”使得田在危难关头一直得以“安然无恙”地栖身于“火山口”。
新世纪的倒掉，究竟是办学过程中的管理不善、监管不力造成的，还是从一开始办学方向不明确和动机不纯的结果？在一份《关于筹建私立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具体实施方案》上，记载着投资回报的详细核算：“……从上述投资与回报中不难看出，从投资到回报的七个月内就有较大利润，而且当年不再有较大投资。显而易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创办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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