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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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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新东方已经展开了多元化发展的翅膀。出国英语在全国居垄断地位，但在新东方内部只占20％。从四、六级、考研到少儿英语、中小学英语，一环套一环，均匀发展，齐头并进，产品的价值链条渐已形成。
2003年，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成立，置地4000亩，投资2。2亿元。据说建得比任何一所贵族学校都漂亮，但每年收费只有8000元，在全国的民办学校中是最低的。道理很简单，俞敏洪是一个平民教育的积极推动者。
谁都知道，品牌转型是有风险的。从英语培训转到基础教育，据说当初股东们都很紧张。明摆着，怕不成功。可新东方硬是在第一年就做出了轰动效应，“非典”的横行也没能阻挡潮水一样的招生流，俞敏洪抱着“吐血”的打算动用了新东方比广告宣传更大的力量就是讲座，扬州市委书记亲自表态，除了俞敏洪进来不被隔离，其他人都被隔离。结果，演讲15天，招了1200个学生，报名的达到3000人。此情此景，舆论哗然：从来没有第一年能招到1000人以上的！甚至在扬州流传着一个笑话，某公安局副局长的孩子要到新东方来，考了三次都没及格，新东方于是坚决不收。结果副局长威胁校长说，说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这位校长向俞敏洪“呼告”：如果哪天我没了，就是他干的。
草创伊始，新东方扬州基础教育已经达到盈亏平衡了！俞敏洪豪情满怀地宣称。
新东方高歌猛进，下一步打算往高端走，准备在北京找一个400亩地，盖一个容纳800人的实用学院，内设电脑、英语专业等等。凭着多年的品牌，新东方进入绝对有优势。
新东方产业也发展得欣欣向荣。跟联想合作的远程教育总收入能够达到4000万，变成中国最大的英语教学网站；软件开发公司已经开发了30多个软件，背单词软件年销售量是15万套，销售量已经达到了2亿左右。
做得很杂，但围绕一个中心，就是从教育做到教育产业。人们看到，经历了痛苦转型后的新东方依然抱持着高远的理想追求，“教育最高的理想就是把教育办成文化，一个民族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民族思维的改变，这个思维改变是通过教育来的。虽然冒险，但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理想，值。”
新东方真的做大了，但依然挑战重重。
“目前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才的挑战。”胡敏毫不讳言。对于快速拓展中的新东方来说，人才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品牌的拓展。
“新东方的人才危机不是来自没有人才，而是发展得太快，出现了大量的管理空缺。这批人进来后，一点都不了解新东方文化，一下子把他放在管理位置上，很可能就带有某种危害性。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挖掘内部人员，另一方面引进外面的人才，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使之符合新东方的要求。”俞敏洪的语速永远是在演讲状态，很“抓”人。
新东方对上市一直保持谨慎态度。俞敏洪肯定上市肯定会做，不管是子公司分拆出来，还是总公司上市。但是新东方会很慎重，因为一上市，就不得不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比如说，股民每年需要至少10％的回报，那么为了迎合股民的需要不得不做一些短期内很赚钱的项目，但这样做又和新东方的企业文化、战略思想不相符合，结果就会出问题。
“中国的经济泡沫已经破灭了，新东方可以踏踏实实地来考虑这个问题。”已经从具体管理事务中抽身出来的俞敏洪有了更多精力思考战略问题了。
2003年，新东方终于向外界展开了一个漂亮的笑脸。而在此以前的三年内一直处于连续的动荡和不确定状态。由“诸侯割据”的分工格局转为以法律制度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其间的高层纷争演绎出的知识分子精神变异、导致的企业政治生态危机，从根本上导源于对民营经济的立法歧视和产权不清带来的恐慌感。
新东方到底是谁的？这个敏感的问题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以前的政策空间里一直困扰着雄心勃勃的俞敏洪们。这种“成长的烦恼”应该是中国民办学校共同的病灶。而做大了的新东方更是难以躲闪人们好奇打量的目光，所以不建校舍、玩“蚂蚁搬家”式的转移游戏，这些民办学校煞费苦心“曲线救国”的惯用手法，一直成为新东方饱受外界非议的焦点。据说，曾经有不少券商找到新东方，旋即就被吓跑了。因为产权不清。
“表面的风光难掩内心的落寞，舞曲奏响，他们只能徘徊在舞池的边沿。”《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鹏云的感叹算是写尽了彼时新东方繁华后面的无语凄凉。产权不清必然带来创业代的恐慌，纷争由此而起。
俞敏洪的自省多多少少有了一份风雨后的超然：“任何斗争都是源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新东方结构的调整，必然涉及每个人利益和权力的重新调整。如果每个人现有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未来的预期又不明确，就会发生过激的反应。现在，从董事会到股东会，大家的战略思想一致，从根本上解决了个人的位置问题、未来稳定和预期问题，而且以法律保障的形式。”
从依托“哥们儿义气”、“热血男儿”的“家天下”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导入，新东方的转型历程是艰难、痛苦的，但阵痛已经过去，转型还没有结束。
又一道坎出现了。2003年9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简称ETS）、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简称GMAC）起诉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及商标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新东方败诉，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1000余万元人民币。
关心新东方的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1000万元，对于新东方意味着什么？是“小意思”还是“大伤元气”？
徐小平代表新东方的发言是：新东方是能够从经济上承受这个打击的。这是一个严重打击，但不是毁灭性打击。我们不希望这个打击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就要勇敢面对。
“惟一的影响是，是使中国学生对考试出国留学的前途又产生了忧虑，产生了不确定感。不过，这个判决对新东方的教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早已未雨绸缪，做了各种防范。从2001年开始，我们自行研发了TOFEL和GRE仿真题各20套，加上新东方购自美国的各种原版教材，现在又有了ETS和‘大百科’合作的托福题，基本够用了。”
新东方对于这个判决中有关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审理程序等方面，持有异议，已经决定要对这个判决提起上诉。
在徐小平的代言和此后的新东方声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成熟同时更加负责任的新东方：
“新东方的成功，扎根于中国学生对新东方的信任。新东方的利益，已经与中国考生利益以及ETS考试的权威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我们的规模和成果，新东方已经成为被中国社会赋予了公共价值的承载者。因此，欲维护新东方的利益，我们的不二选择，就是寻求创造与ETS和中国学生的三赢局面！”
“请相信，新东方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告别过去、追求未来、不断自我完善的新型教育机构！我们不仅从过去的辉煌中获得动力，我们也善于从过去的失误中获得智慧！”
如果说刚刚完成转型的新东方获得了“凤凰涅磐”般的新生，那么面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先锋品牌，新东方必将面临着更加艰难而痛苦的新的蜕变。
冲破体制之枷这里的革命静悄悄
见到徐正福，是在杭州的全国教育券研讨会上。作为演讲嘉宾，徐正福一上台却大谈椒江的酒文化：
“到过椒江的人就会发现这里和别的地方很不同。比如说喝酒，一上来一大桌子的人，如果喝啤酒，每人先发一瓶；如果喝红酒，就拿一个大杯一个小杯，都倒满。不像别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倒，喝完再依次斟满。我们这里不大讲规矩，但是讲效率。这就是效率。
“我们椒江的学校相对于以前来说，效率高，质量也有了提高。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教学质量……”
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去过椒江。美丽的海滨小城，出产美味的海鲜、自由的海风和中国最早最活跃的股份制企业。在椒江的日子里，我发现当地旅游部门在推出“渔家风情游”外，还有一个独特的项目：“股份制明星企业考察游”。原来，椒江还是股份制企业发端的源头。
椒江旧称海门卫，是典型的港口小镇，隶属于台州。提起椒江，人们很容易想到它长期形成的“码头文化”，却不知“负山枕海”的台州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历史上曾融儒、释、道三教于一炉。后人将台州的地域文化归纳为两极：“硬气”与“灵气”。硬气，意指崇尚气节、求是务实的精神品格；灵气，则指“和而不同”、兼容创新的个性风格。
台州之所以成为股份制企业的源头，正是这种“台州式的硬气”与“灵气”的彰显。据说当年的台州人积极寻找出路，兼容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才首创了融集体企业与个体、私营企业之长于一身的股份合作企业。
经济快速发展的椒江面对的却是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失调的教育格局。
1999年椒江“初升高”比例为65。24％，距2005年的目标85％还有20个百分点，需要由此增加的投资年均超过2000万，是椒江区现行教育财政所无法承担的；另一方面，椒江现有承担高中阶段教育任务的8所学校，其中省级重点中学只有椒江中学一所，年招生数600人，约占初中升学人数的15％，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远远满足不了椒江人越来越迫切、旺盛的需求。
显然，欲增加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供给，必须增加大量投入。靠教育财政又有限得很，怎么办？椒江教育界把目光转向了民间资金。
没错，这的确是一块易被忽略、未被开采的富矿，像零星的小火花散落在民间，可一旦凝聚、集中就会发出巨大的热力，不可小虚见。这时的椒江，股份制企业遍地开花，已占台州企业总数的65％到78％左右，且逐步迈入成熟规范期。
股份制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金的分散。社会可利用的资金更多的不是集中于少数大老板手中，而是散见于众多的小老板手中。
假如将这些分散的“不成气候”的资金投入到嗷嗷待哺的教育中，谁能说就成不了“大气候”呢？而且对于学校来说，这种融资方式更有利于保证资金的稳定，因为存在多个投资渠道，资本的份额也已被分散，作为投资者的单个个人、组织或团体的收入、收益的波动对学校的影响力已经被相应缩小了，这更有利于学校长期、稳定地发展。
越想路越宽，越想越坐不住了。
台州书生集团就在这样的试探中“分娩而出”。1996年底，32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同入股1200万元，资产规模达8000万元，成立全国第一家以股份制方式组建、以投资办学为主业的教育公司。
从这个火花被点燃起，椒江教育界就被一种平静却又热烈的激情鼓荡着。
那些难忘的不眠之夜，至今想起来徐正福心中都涌动着难言的情愫。
6年前的椒江，民办教育尚处在荒凉的初级阶段。没有人理解徐正福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一个教育局长为什么对一所民办学校的出世抱有那么高的热情？除了利益驱动还能有什么？背后的眼光指指点点。
烦恼、委屈，他不是没有过。但是，认准了的事，他不轻易回头。
这和他的理念有关。台州股份制企业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使徐正福对“自治”两个字有着深刻体会，认为未来的中国一定得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来改造社会。这个爱琢磨问题、好捣鼓点子的教育局长坚持认为，任何一种所有制只要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就是好的。所以，公办不见得都好，民办不见得都对，股份制能解决问题，就拿来。
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折腾了中国人多少年。解放思想，得蜕几层皮。
他们是在吃“第一只螃蟹”，当时全国对股份合作办学还有争议，情势很敏感。这一行动，后果如何？怀疑、求证，反反复复，好几个回合。
“当时一提股份制，教育界人士立马想到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与《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相冲突，省里有领导认为‘教育股份制’的提法不妥，因此，讨论后决定将公司章程中有关营利分红的内容改为‘按照投资比例计算股息’，才算是过了这道关……
“1999年元旦，中央教育电视台怀着浓厚的兴趣专程赶到椒江，拍摄了专题片，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具有非常积极的先锋意义。但后来听说片子在教育部没通过，不能播放。”书生教育公司总经理牟振彬回忆经历的风风雨雨，长吁了口气。
“教育股份制”就这样在初期“上层不认可、不能张扬”的气氛下推动着。它所建立的“双法人结构”基本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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