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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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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四，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提出将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双方就此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且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撤退和移交工作应当于1955年5 月31日前完成。苏军于5 月25日撤退完毕。
好事五，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秘密补充协定》于1950年2 月14日签订。此后，毛泽东对此多次向苏联及其他外宾表示不满。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暗示可以考虑放弃该协定。1956年5 月10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认定《秘密补充协定》已经不符合苏中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建议予以废除。5 月29日，中国政府复照表示同意。
好事六，改变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1956年10月23日中苏签订协定，对之前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加以改进，按照当时两国国内60多种日用品的价格计算，协定规定双方正式比价保持不变，但是在非贸易兑换时每元人民币补贴4 卢布，即实际比价改为1 ：6 ，即1 元人民币相当于6 个卢布。这个比价同人民币和卢布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大体相符。1957年5 月11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和《关于调整两国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非贸易清算的议定书（草案）》，建议这一期间的非贸易支付均按1956年10月23日中苏非贸易支付协定规定的办法结算，苏方补偿中方9610万旧卢布。
好事七，在我国3 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 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 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 年偿还，不计利息。
（二十五）靠比较优势发家对于中国这样缺少资源的后进国家，不大搞进出口是不可想象的。大干进出口，会有很多毛病，但这些毛病再多也比不搞要好，两种经济模式从本质上就不可同日而语。就如上节所分析，必须加到世界产业循环中去，在这个大环境中往上爬。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了，发达就很有希望了。你搞技朮还是提高商业环境都好，总之是要在世界产业链中争取占据有利地位。成功例子很多，日本四小龙都是如此。不按这个做的，全都混不好。中国与印度是两大苦主，拉美的“进口替代”也走向失败。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这是后进国家搞“发展经济学”至今为止唯一正确的选择。相对于苏联转型时的“下降螺旋”，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上升螺旋”。这是我思考中国经济问题领悟到的最高层次的理论。虽然经济学家们有过这样的论述，但淹没在大量非关键的论述中，如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中总结论证出来的“福利经济学”定律，“产权”理论等等，这些在经济学理论地位上更重要，但是对中国而言不如比较优势理论更适用。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理论，确实发现比较优势理论最合适。例如现在流行的“自主创新”，应该放到这个大框架中去理解。自主创新是为了“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这个目标必须明确，不能为了“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重新发明轮子这样的事不能做。为什幺说“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就是因为只有企业才能去“挣到更多的钱”。用上面总结的理论，自主创新是自然的结论，还可以推出更多的东西。例如我们开始就只能去把纺织业机电组装业这些低级的产业占住，靠这个挣钱。对于搞科技创新没有优势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没有出路了，可以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正循环。例如内蒙发展草原养殖业，挣来更多钱，一边保护环境一边扩大产业，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长最好，这远比从前把草地吃光经济差环境也破坏了的错误政策要好。现在中央说“可持续发展”，实际说的就是“形成正循环的机制”，不然靠比较优势挖矿卖油爬两下，出了大问题不可持续，这就不是“正循环”，而是短视。一些大吹老毛经济政策的人说，用收取农业剩余及保护主义的方法发展工业技朮积累实现发达，用上面的方法分析，很容易就知道是错误的。这样做，特点就是穷，实质上是没有正循环机制不可持续，总会因为各种问题搞不下去，因为没有用比较优势去挣钱。工农业剪刀差30多年，还是没有实现以工养农，农民穷成那个样子，这没什幺好推诿的，就是犯错误了，忽视了挣钱的正循环。牺牲农民还理直气壮说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和周边地区一比就没话可说了。周边地区日本四小龙早就实现了以工养农，农民比你城里人还富。原因不是日本四小龙的妇女靠卖淫挣钱（这样总结别人富的原因，很不实事求是），是因为人家实现了比较优势的正循环。
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用比较优势去挣钱也有一段时间了，终于可以开始“以工养农”，“工业反哺农业”，开始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胜利。我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就是因为在高层次的经济路线问题上，终于稳定在这个正确路线上了。中央层面上我确信这个路线已经深入人心，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很清楚地都是以此为根基的。近来看不少地方干部的言论，进步也很大。只要顺着这条正循环的路走下去，不停想办法克服困难，彻底解决发展问题就在不远的一段时间内，不用等到21世纪中期去。现在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局势是相当好的。其实中国已经算是东亚地区发展慢的了，以我们的资质应该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慢，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摸到这条正确路线用了很长时间。而东亚其它经济体别无选择，没什幺资源，人比较进取，只能用这条路线去拼，结果一个个都拼出来了。以东亚地区的民族素质与历史底蕴，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是必然的，就等中国来完成这最重要的一步。
当然这个理论对中国以及东亚是合适的，因为我相信以东亚地区民族的素质，“挣钱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是相当可行的。东南亚拉美非洲即使知道这个理论，也可能不合适。因为他们靠天生的比较优势挣来钱了，但因为素质问题，发展不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也不是人笨，但人家的文化喜欢踢球过狂欢节，不象东亚人这么努力），发展的高度大致由天生的比较优势厚度决定，原材料丰富的GDP 就可以炒高些。印度不好说，资源可能还不如中国，除了靠人聪明英语好搞IT外包有比较优势（与印度人口规模相比太小），条件太困难。印度看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把制造业发展成下一个比较优势。印度人不比中国人笨，但制造业已经被中国占了位，它即使有出路，也会麻烦得多。
以上把后进国家的发展理论总结了一下，这很重要。如果按照这个发展理论来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没什幺好争的，并非关键。各国会有各国做事的方式，日本员工终生制大锅饭一样，照样搞。韩国就是国家扶植的大企业，也不合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有竞争力，要有比较优势。所以，组织方式可以偏计划，经济运行的方式一定得是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最后整出来的经济模式叫计划还是叫市场是哲学定义问题（日本有人自称是计划经济，觉得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计划可言是乱来），实质是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
大致上，中国80年代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那时理论界喜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搞，你好还是我好吵一吵，或者找转型的办法。象80年代两个重要经济理论会议，巴山轮会议（在轮船上开的）议定在四种经济模式中应采取“有控制的市场经济”（其它三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灵活一些的计划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莫干山会议建议用世界独创的“双轨制”从计划经济价格机制转向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就这些办法与结论本身来说，是相当有水平的。但这仍然是在讨论“做事的方式”，至于“做什幺”，就认识不太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到世界经济中靠比较优势抢饭吃的意识。那个时期，中国拉外资不算多，还不如东南亚了，进出口有发展，但不算很快，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进出口带动的，应该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
到90年代，就真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搞了，进出口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之一（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以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察，他们已经缺省地把这个理论当作最高指导原则了。我认为这才是“主流”的意思，所有主流都同意这条道路。至于所有制、产权之类的运行机制，主流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并不能脸谱化选一种最恶心的来批。如果不同意或者不清楚这个以提升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理论，迷失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那么只能是丧失话语权，已经没什幺好争的，属于认识层次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政府里混得不错，原因就是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管用。一方面确实挣来了钱，一方面对于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解释，也能想出一些解决办法，政府可择其善者从之。反主流的那些激烈言论，在具体问题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经济学认识太浅，错误的地方很多，可以当作“群众呼声”对待，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考虑因素。从辩论的角度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对手，主流经济学家们以前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出来驳（不客气地说，我这个业余的去辩论都有必胜之算）。后来被骂得凶，才出来表白几句，也不是说理论，就是自觉有功反被骂觉得委曲。这也是宣传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在媒体上写不少文章，但可能是因为太专业，往往简单一句话有一堆复杂背景，我因为熟一些是能看明白的，但一般人很难明白主流经济理论的要义。但中央确定无疑是会按这条比较优势的路线走下去的，而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障碍（如要形成正循环的机制，就要去改革科研体系）。具体运行就是官办经济运行大法，想做的事就是提升比较优势挣钱。
当然这个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说挣了钱怎幺用怎幺分配，它只是说你怎幺挣到越来越多的钱。挣钱这个目标确实是达到了，老朱照此弄了几把，虽然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确实经济实力做大了，而且形成了套路。他离职以后，反而挣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政府财政真正大翻身了。我认为老朱这个历史地位还是有的。在花钱以及分配上，有很多问题，这个不能否认，如应该早些用外汇储备趁油便宜大买特买，但这都是挣钱这个大原则之下的事。老朱应该就是让政府挣钱有些本事，怎幺花钱炒期货之类的，这个要经验，犯错误不奇怪。90年代初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00 多亿美元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料得到中国这个“即将崩溃”的穷国2006年外储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在老朱手里做成了。再怎幺说外汇储备多了危险，也还得算挣到钱了，得算综合国力里很大一块，出去访问砸钱都有底气。98年金融风暴韩国金泳三找老朱借300 亿美元，没给他，现在再有这样的事肯定借出去了，近年来百亿美元都不当多大事的。
挣到了钱，又是政府级别的市场经济，小民没有地位，怎幺分配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围着政府吃，吃到的就发了，吃不到的就成“弱势群体”。这方面经济学理论确实没办法。越是信经济学，越觉得这太合逻辑了。说到底，经济学是分析事情如何运行变化的，并不是分析善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得去改变政府的运行方式，控诉经济学家是没有用的。经济学家自己跟着官办经济捞些也是人之常情，捞不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也有不捞的经济学家，照样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用那个政府通管的体制来搞靠比较优势挣钱的经济，必然就是官办经济。
从毛泽东放弃与美苏全面对抗的反全球化开始，中国走到世界经济环境里是迟早的事。一方面政治环境逐渐稳定，越来越稳定，甚至在世界上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政治运动让位给经济，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直到90年代，又最终摸对了全球化中后进国家的正确发展道路，走向了官办经济。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我们对官办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很多历史与理论背景的介绍与阐述，接下来可以去分析一些现实的成绩与问题，对未来作一些展望。
（二十六）富政府的“超级现金牛”
改革开放中老邓的摸论，在80年代，理论与实践都是小范围的瞎摸，几个特区摸得比较多，其它地方等中央指示。在90年代，通过“不争论”把理论干掉了，全国各地政府都开始了大规模彻底的瞎摸，这就是官办经济。很快就自然而然地摸到了“比较优势”这条路上去了，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巨型怪兽。搞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本来在以空对空瞎吵吵（一些主流经济学家90年代以前的言论看起来搞笑得很，估计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大规模实践一搞，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中国的实际，弄出了很多新办法新理论。短短十余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一般把改革开放从70年代末算起至今是一个整体，但80年代主要是政治格局变化很大，经济体制与实际运行与从前相似之处很多。90年代以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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