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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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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弄的这条路线，以后的政府确定无疑是会继续下去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快速发起来了，官办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老朱的最大任务是挣钱，把穷政府变成富政府，他做到了，富的程度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新班子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挣钱，另一方面，因为有钱了，也要更多考虑怎幺花钱了。因为人民，很不满意。
（二十七）“社会主义大事业”变成了“官办经济”
中国政府发了，主流经济学家们high了。这几年的漂亮数据亮出来，经济学家们矜持地评点着，大部分言论谈的还是困难，虽然是智珠在握，也没有得意忘形。洋人也还有些白痴在弄中国崩溃论，真正懂行的，都服了。萨缪尔森写了个文章，意思是说美国与中国自由贸易“可能”不利于美国，开始敲警钟了。西方经济学大佬们都变得客气了，夸起中国来比较大方，有些还经常上中国转几圈，和政府官员、主流经济学家们互相吹捧。“主流”们正目视远方畅想未来，忽然就迎来了一阵板砖，一时被轰了个昏头转向。这时才发现，官办经济整了十多年，经济有了极大增长，人民却出乎预料地很愤怒。
这让主流经济学家们觉得挺委曲的。经济学家们的委曲是很可以理解的。用经济数据来攻击他们，是错误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不可辩驳，这是中国政府的特强项。就是人民生活的硬指标，从物质角度来说，也是极大增长的。我自己的评价，这十多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形态已经上了一个档次或者更多，拿各种大众商品一列就一清二楚了。从统计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是靠得住的。经济学家们觉得，经济成绩这么大，再怎么也有些功劳吧？怎么反而被骂成这样？委曲，想不通。后来被骂得凶了，不少人还上媒体写文章反击，中央也安抚了他们一下。
但我认为，民众的愤怒也是相当可以理解的，经济学家没有去理解民众，才会觉得委曲。除去一些非理性的经济数据上的错误攻击，民众确实有理由感到愤怒。关键是，我们应该用精神，而不是物质去分析。愤怒是一个精神现象，经济学家们拿物质指标来说事是找错方向了。如果只去考察物质指标，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生活比从前有多少提高，民众应该是觉得欢欣鼓舞才对。但民众不会这样，他们就是直接愤怒了。
“官办经济”在经济上的成功无可质疑，但是在精神上，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这也是无可质疑的。失败之处在于，以前的“社会主义大事业”本来是个经济与精神一体的事业，后来的“官办经济”就只有经济了，精神方面已经主动放弃了。新中国从建国开始，就采用了一体化的方法搞事业，理论与实践上全国人民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确实是相当厉害的一点。我们在前面说了以前有很多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是成就也是巨大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靠的是精神方面的动力，可以说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政策失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对以前的经济政策很不满意，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明显的失误，以我们特有的精神力量，可以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力量，我们的目标就得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具体来说，新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以独树一帜的精神激励机制代替一般国家的物质激励模式，来发展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项事业。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传统办法。首先，把所有人都放入“单位”管起来。你加入单位了，各方面生活就由单位给你解决了。解决的好不好另说（往往解决得不好），人会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及安全感。如果不是发生文革那样的动乱，在正常运行模式下，人病了，单位会安排去治病，单位会派人来照顾。小孩上学都安排进子弟学校之类的附属机构。除了很少一些的特权人物，大家的待遇都差不多。工资就全国统一安排，分级拿工资。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能力一般的人，会觉得比较平等。能力好的人，可以给各种荣誉，也有激励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下，人们会觉得是在一起为一个大事业努力，精神上可以得到某种满足。社会精神状况比较单纯的情况下，这确实是相当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大大弥补物质享受不足的缺陷。说实话，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种工作环境的，就一门心思想怎么为国家作贡献，不用考虑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利益方面的事情。日本的社会组织其实有些类似之处，所以民众工作态度不错。
我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是以这样的社会组织，去从事我前面总结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经济建设道路。但可惜的是，后来社会思想乱了，大跃进等重大经济失误还不是关键，文革等政治运动实在是很痛心，搞得人心都混乱了。社会主义大事业的理想出现了大裂缝。周恩来是这种经济路线的代表，他以身作则有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多少人想到总理就不问报酬甘愿奉献，现在还能感动很多人。但我实在不理解老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把周恩来以下那么多老实搞建设的人弄得那么惨。老毛的经济失误其实可以理解，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就算是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可以放过。如果一些人不把老毛吹成无所不能的经济天才，我也并不会说太多。但老毛晚年搞的那些政治运动，我实在是没法原谅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我相信他们都是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能力不错的仁人志士，怎么就不能让他们安安稳稳搞社会主义大事业？就算是老毛想支援穷国反霸斗争多花些钱，也可以接受。但为什么要搞政治运动，搞得社会上一些烂人领着冲动的年青人斗并无多大过错的老实人？把个好好的社会主义事业斗得乱七八糟。
从文革开始，中国就失去了以理想模式搞建设的可能。十年动乱下来，人心乱了，真正心思纯朴一心干社会主义的虽然还有不少，但也有很多人心思不对了。新中国要靠以周恩来为首的非常感人常人难以做到的许多好榜样，才可以从正面影响民众心理。学坏容易学好难，这要把人心思搞坏，就容易多了。各单位出那么几个混的干部，一个单位的风气就可能从此完蛋。所以后来发展到官办经济干脆放弃精神了，很正常。在80年代那种混乱的情势下，又要发展经济，又要收拾人心，靠的是那样的干部队伍，我是没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吃了亏，后来能没有想法？失了人心，谁替你认真宣传社会主义？老邓如果能把人心又重新收拢回来，那真成神人了。我觉得也不能怪知识分子，其实搞理工的有传统还是相当爱国的，只是实在没法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全球的社会主义都差不多垮了，还想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纯洁得很，这过分了。现在很多人骂知识分子，说老毛整得好，这本末倒置了。退一万步说，老毛整完了，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反而垮掉了，也没什么好吹的。
老毛是精神激励专家，确实牛。但他搞精神原子弹，最后还是失败了。不管是他自己操作失误，还是臭知识分子死不悔改，反正人心乱了。老邓要搞精神肯定牛不过老毛，他不会走这条路。他搞改革的结果，是充满着铜臭味利益为先的“官办经济”。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金钱至上，一方面可以说中国是精神失败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过是回归大流。
但中国人民是知道“社会主义大事业”怎么回事的，不是没见识过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你官府搞经济，拿我当工具，那我也不会对你有感情，我也不会有什么事业感，最多我发扬传统爱爱国。这官办经济从本质上就不讨人喜欢。我是比过去有钱了，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事情也要我自己管了，病要自己上医院，小孩要自己交钱读书，房子也要我自己买。虽然学校与医院比过去设备好，我不管租房还是买房住得比过去宽畅了，吃喝也好了，也用上了不少新鲜玩艺，但就是觉得没劲。人生真没有意义，就是上个班挣个钱，图个啥？为公司挣钱大头让老板捞去了，真黑，不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看在钱的份上才不得不干。
这样一搞，整个社会都压力重重。竞争很厉害，没工作了不好办。人家过上好日子了，买房买车了，不是过去那样大家排队等分房，自己生活就算没变差，感觉也不好。混得好的钱虽然不少，但也没理想，觉得混社会真累。混得不好的心一横就杀向社会为非作歹。搞来搞去大家比黑比坏，越弄感觉越差。也就是经济还在增长，可以靠物质弄些醉生梦死，不然早闹开了。
何况你还那么不公平。本来对搞市场经济很多人就不适应，你再来些人围着政府吃，还让人怎么过？一个个暴发的看着都不是什么正派人物，连媒体上都是一连串黑暗事件，就别提口耳相传的那些恶心事了，对社会的怨恨就更深了。
不公平也就算了，还看不到希望。一方面期望被些富人提得太高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想买大房子，不象从前加一级工资就觉得阔多了。一方面人也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处境改善。个个觉得自己没法混出头，精神灰暗。
就这样，能不愤怒么？人是物质的，但更特别的地方在于，人也是精神的。愤的不是自己吃喝比过去差了，而是从整体上就不喜欢这种让人提不起劲的社会。有些即使处境不错也还是替别人愤怒。不愤的，那是特殊分子。捞大了的会感谢社会给他机会，一些觉得大有机会的人精神亢奋忙着捞。还有象我这样的，没有善恶事非观念，没啥情绪的把社会当物质评论，也不愤。但总体上，中国人很愤怒，凑一块就骂社会。谁要是说这社会的好话都不好意思开口。
其实就愤怒这个事本身来说，是个好事。你既然以利益为根基搞经济，政府天生就该挨骂。只有在中国这种奇怪的转型国家，才会发生民众在媒体上称颂政府的怪事。以前也不好，骂政府就是反革命有人身危险，这个再怎么也解释不过去，就是政治落后。我很不喜欢无聊的推卸责任的民主，不赞成以民主为决策根基治国，但更不喜欢连低限度的言论思想自由都没有的社会。政府应该允许民众把愤怒表现出来。
而且这种愤怒，我觉得不危险。经济毕竟在增长，国势在上升，不是沉沦。问起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在全球都是最乐观的。这和个人的灰暗感觉似乎矛盾，但其实很合理。中国人也并不是完全精神地仇恨社会，虽然凑在一起骂社会，潜意识里也知道比过去还是有很多地方进步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对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人还是有信心的，政府天天拿数字轰炸宣传，外国人也在帮腔，还是起了些作用的。但怕自己成为失败者，所以灰暗。真正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以至于相信崩溃论的，是一些见微知著想得更远更深的聪明人（他们能讲出一些崩溃的道理来），或者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是相信会崩溃的情绪化非理性愤怒人士。但这是少数，多数对中国还是觉得乐观的（下层人士可能不会去考虑这种问题，问也没用）。人民的愤怒，不是那种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革命式愤怒，而是牢骚。
因此，人民一定要愤怒。有什么不满一定要闹出来，闹得越大越好。
（二十八）官办经济中的“官”与“民”
前面的分析说了，官办经济放弃了精神，采取了彻底的唯经济路线。这样一种方法在操作上是比较方便的，你考虑的问题采取的办法都是为了经济，得到经济数据反馈又去调控修正经济策略。就这样一轮轮操作下来，越搞越有经验，经济确实做大了。
如果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大家都很高兴自然是好。但没有这么好的事，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实在是水太深，任何方法都必然要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有时方法，能让1000万人受益，但会损害100 万人的利益。有些方法根本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受益，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有些短期内会损害全部人的利益，但长期会有益于国家。有些正相反，短期内好象大家都高兴，长远国家吃大亏。改革走到这一步，不可能有什幺好办法能不引发矛盾冲突。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模式里，这些问题由最高层“高瞻远瞩”地决定。老毛的决定到底是好是坏，可任人评说，但人们只能习惯性地按老毛的意思办。我们可以喜欢老毛说他是为了人民利益在决策，但人民实质上没有决策权。不仅人民，连高层官员都是动不动就靠边站。文革了，闹了一通大民主，微观决策权下放，其实也不是什幺正经决策，无非是各种各样的捣乱方式，让人们知道大民主不是这么好玩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这么搞（改革开放后民主闹不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毛去世了，决策模式也变了。邓小平没有老毛这样的权威，也不喜欢那种一言堂的模式。他是去平衡各派的利益，这方面他的政治手段相当了得。另一方面，他也是以理服人为主，动用权威的时候少。平衡的结果就是“摸”，特区可以摸，上海等重要地区就听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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