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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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人“提前”过上了这种日子，社会上骂也属正常。
　　我感觉这些大头项目得用国家整体战略去搞。不是说回到以前计划经济去给人分房子，那肯定不行，太没效率了。也不是说就市场经济大家哄抢越炒越高崩完了回头又炒起来。官办经济解决这种问题其实有长处，那就是调控着按照政府规划的节奏发展。表面上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都有价格，但政府调控这个价格的能力必须很强。政府好象是有这样的意思。从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经济将会是非常独特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体。在需要竞争发展效率的时候竞争十分残酷，在需要调控时又能强力控制住。我觉得这是官办经济的发展方向。前一阶段发展主要是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出口导向混出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形成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引导内需良性发展。
　　这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但也不是没希望。毕竟政府手里资源太多了，社会商品剩余八成都归了政府，全球就中国政府有这个条件。要警惕的是一种现代思路，说是要打破垄断，政府放权让民众自己发展，政府转型，转成理想的服务机构，小政府大社会，好得不得了，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样想的。左派那种回归计划经济的思路太极端，摆不上台面，不需要警惕。我觉得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就是民众互相拼，政府不管，会产生很多超级富豪，广大民众给这些超级富豪打工，小小的香港就是如此，民众生活很没有意思。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官办经济到底，广大民众给政府这个超级富豪打工，政府还有希望把利益分下来。现在虽然说中国贫富不均很厉害，实际上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城乡差距大，地区差距大，大富豪并不算多，与中国的财富总值很不相称，因为大头财富跑到政府手里去了。这个“优良传统”不能丢。当然，政府垄断，会有一些效率问题，这个我觉得可以付出一些代价，不影响发展就行。事实上垄断也可以高速发展，中国电信也搞成了全球知名品牌，电话费贵就贵点，全国人一摊也没多少了，中国这一点很厉害。如果让私人发展电信，资费可能会便宜（也不一定），但不知会出什幺样的大富豪。
　　所以政府一方面是搞自主创新去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去调控大头消费项目还惠于民。这个调控就是要去搞定利益团体，教育医疗从业人员，地方政府，地产商人，再加上一大堆民众，一通混战，想想都可怕。但还是那句话，要相信政府。我觉得中国政府还不能算是与民众对立的，它也受到了很大的道德压力，不是开大会商量怎幺压迫民众，还得商量怎幺让广大民众受益。这是因为人性很复杂，虽然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民众的利益，但有余力为民众做些事也还愿意，大富豪也会做善事，特别是有道德压力的时候。发达国家工人闹事也闹到了不少利益，中国民众也应该有这样的机会，生产力够了完全有机会。只有说是国家真穷的时候，那闹事就不管用。以前开事闹出大问题了，所以要强调稳定，现在却可以闹闹给利益集团压力。也不要容易出乱子的民主，就是民间舆论，网上骂骂人，工人农民找到机会就上上街，都不错。一方面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好了，要政府做这做那，今天反腐败明天打日本。另一方面，也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坏了，自己把自己气死了，掂记着革命闹事。现在中国政府应该是个挺好理解的，用相当正常的逻辑思维行事的国家机构。
　　（三十二）微观的枷锁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需要的假设太理想化。水平一般的学者操弄模型与数字，将自己与读者都迷失在条件设定与复杂推理之中，靠着专业门槛混饭吃。文章写出来象是带着枷锁一样，没有个干脆话，“假设、如果、另一方面、或者、可能”之类的词满天飞。高手在不得不忍受这一套的同时，还能靠老辣的直觉弄出真正厉害的东西。包装的形式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低手弄没意义或者错误的东西，高手整的有意义而且经得起检验。真正的大师能够摆脱枷锁，自己设定框架，在里面较为自由地弄些新东西，别人来研究得依着框架来，相当于为别人做了枷锁。
　　中国政府的经济实践不是搞理论，但也是这个处境。看上去好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下一推，微观上就满不是那幺回事，往往是反效果。错误犯多了，经验多了，政府聪明了些，知道一定得结合实际小心行事，就弄些七扭八歪的现实着数，解决了一些问题，却生出许多弊病，谁看了都不顺眼，象是带着微观的枷锁行事。
　　这个“微观的枷锁”，即现实的制约，实在是非常烦人。理想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这些微观枷锁不放在心上。不当权的理想主义者，就觉得当权派又笨又坏，才会不用好主意，搞出那么多坏事。理想主义要是当了权，那就大轰大嗡，提出一些吓人的目标，事还没干，就先跟现实体制打成一团。只有老毛这样的超级牛人，才能打破微观的枷锁，连微观结构都给它统统改造过来。
　　公平地说，我认为老毛的根本思路是正确的，对这些微观的枷锁，有时就得狠狠地去打破，不然再怎幺搞都跳不出圈子。地主不打倒，土改不搞，中国社会就只会是死气沉沉。这么整了一把，政府的土地红利一直吃到现在。但老毛的问题是，他在宏观政策有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原因归到微观结构上，去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搞就过了。明明是宏观的问题，却去用微观的办法解决，那么就越搞越僵。现在朝鲜就是这样，宏观上闭关锁国跟不上世界潮流再怎幺也没法搞，人与人之间不管如何互相揭发批评鼓干劲，人人主体思想独立自主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困难，说实话，需要老毛这种打破微观枷锁的能力。宏观上，我们问题不大，经济学家也好，各级政府也好，都知道一些基本的路数了，现代经济有了个最基本的了解，还算跟得上时代潮流，在一些观念上甚至领先一步，如“不争论”。面对微观现实，也知道不能主观臆想，宁肯搞七扭八歪的现实政策，也不去搞危害极大的理想主义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说你就能永远这么现实主义地混下去。你的微观结构问题成堆，迟早会是大麻烦。现在起点低目标不算高，还可以在这种结构下往上冲，以后目标更高了，就可能积重难返，要坏事。
　　我们的微观结构确实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的成本太高，质量太低。国际上一些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微观运行效率还不如印度，长远会不好，有一定道理。我们是官办黑箱操作，决策不科学，强干硬上，有利益了归小团体，出事了就国家包底。之所以这样的微观操作总体上还成就不小，是因为我们有政府级别的竞争，保证了优胜劣汰，整体上生产效率还是有极大提高。但很多情况下是“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结果，经过市场无情的检验才产生出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因为我们微观运行差，才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如果微观运行效率高，决策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是“高水平良性竞争”，虽然也是优胜劣汰，但企业素质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我们企业素质低，所以占住的就是一些中低层次的，或者是靠中国独特优势的产业。
　　对这些微观结构的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首先是不要怕，以为不如人家就没法混了。黄亚生经常“挺印贬中”说印度好企业比中国多，长远比中国好，过于片面了。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就是国家与政府级别的运行效率非常高。说圈地就圈地，说拆迁就拆迁，要公路就公路，要港口就港口，快手快脚地都做了。慢了不行，无数地方政府在竞争着比快。企业与政府的运行决策问题确实大，但是政府的效率优势补上了一些缺陷。在需要政府出手配套的产业竞争上，我们还是有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别人在国家级别的综合竞争上往往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说一不二的“强政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管选举等政权问题的“弱政府”这一点上要强。这也是我认为官办经济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原因。包括做大央企等思路，都可以从这个原则上推出来。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竞争是多层次的，有些是“强政府”能搞定的，有些还得靠一个个企业的运行与组织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才最靠得住，政府包打天下是计划经济式的幻想。如我们狂推的自主创新，再怎幺“强政府”疯狂投钱，也得企业与科研单位实干出来，不能幻想有钱就行。
　　所以，政府今后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靠强政府的独门绝技“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撑住，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或者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延续过去“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总路线。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政府财雄势大，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搞宏观经济的经验也相当多，这套“硬功夫”相当了得，再来个20年的高速增长很有希望。另一个就是要打破微观的枷锁，按中央的说法，就是提高“软环境”，政府与企业要科学决策，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企业也要向现代企业转变，靠真正的竞争力打天下，不能围着政府吃。我们的社会组织也要向好的“软环境”转变，不能大家比坏比恶比无耻，要在竞争中良性发展。这第二个层面的任务就艰巨得多，而且也是比较新的任务，正面经验不多，反面教训一大堆。在具体问题上，有识之士很多，现代企业制度、环保、社会公义、均富等问题，我并无什幺特别的看法，因此也不具体论述。
　　我们过去靠强政府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它们企业不行，政府也不行，超过它们并不算难。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与发达国家竞争。政府与民众还是清醒的，知道有差距，群众骂声震天，报刊杂志上天天忧患忧思，都在为此努力。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们没有天天唱赞歌，这是好事。我个人觉得中国舆论反而是对这些忧思的东西关注了解得更多些，却不太清楚中国的优势，对中国政府不仅没崩溃反而混得挺有劲的多少有些稀里糊涂。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转变发展目标，不仅基础设施等硬的指针要发展，科学民主社会保障等软的指针也要提高。路线上非常正确。总的来说，就是中国这个最怪异的经济体，要逐渐正常化，要象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的样。我们不能还象以前那样本来就怪，越搞越奇怪，七扭八歪，以怪制胜。以前是条件不好，人也稀里糊涂，落后得太多，只好弄中国特色，瞎摸了一阵子。好在没有吃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大亏，也没有因为争论不休而闹出大乱或止步不前。回到“不争论”的本意来说，既然大家都稀里糊涂的，以空对空谁也说不服谁，那就不要争论了，往前干就知道怎幺回事了。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我们的经验够多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清楚了，不再是稀里糊涂了，那就不能瞎摸了事，而是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说“发展是硬道理”，而且要说清楚“要什幺样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清楚，可以正大光明地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说清楚。
　　（三十三）当经济增长不再解决问题支撑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无疑是老江声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有不少缺陷，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有希望。习惯性的唱衰派们举出各种弊端，用宋末、明末、清末、民国等各种末世历史时代进行种种似是而非的模拟，“天灾人祸，种种不详，不止一端”，说明就要完蛋。我对这种“寓言式”的模拟倾向很不感冒。现代社会和旧时代差别太大了，已经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最奇特的发展故事之一，再去模拟，没多大意思。搞这个也显出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不了解，无法进行有效分析与直接预测。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发展不下去，而是我们要发展成什幺样子。中国人在摸索，外国人也带着疑虑想问清楚。我感觉这些年到了可以说清楚的时候了。我们很幸运，就在这两年，接连发生了一些标志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很有把握地看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断言，发生在中国的转折性事件，将不再是政权更迭、上层政治斗争、战争胜利或失败这些传统政治上的事，而是一些也许显得枯燥的经济数据或经济事件。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中这么活跃的原因，和以前完全不同。不说更早的时候，就是90年代早期，老百姓谁知道经济学家是啥东西？
　　大约就是2004到2005这两年，有大量转折性的经济事件，我比较熟专门写贴分析的就有几个。以前人们分析的是，中国的“资本外逃”有多少，每年上千亿美元这种吓死人的估计资料不少见。2004年以来眼睁睁就看着外汇储备成了世界第一，改为估计非法流入中国的热钱有多少。2005年，外贸顺差爆发式地冲上了千亿美元的台阶，这个势头在2006年将继续维持。机电产品，以前是逆差大户，2004年开始从逆差转到顺差，而且顺差越来越多，2006年前四个月就有292　亿美元，成为顺差主力之一。就连饱受质疑的机械装备制造业，也成了顺差，进口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仅增9。8％，2006年已经变成负增长。这一切，令人民币从以前的不断贬值转成强势货币，不断升值已成定局。
　　不仅是外贸，内需方面也有很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虽然饱受攻击，实际上这两年中国低层民众的工资涨幅是全球最高的，这种攻击本身是最低工资不断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前两年闹出来的“民工荒”，是转折发生的前奏。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的大规模激活，都是这两年的事，三年修的农村道路比前53年还要多。社会消费的增长也是近十年来最高的时期。政府收入连年疯狂增长，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