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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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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七）官办经济——“猫摸”二论体现的实验方法与认识态度邓小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没有这样的。
首先，要改成什么样子？邓小平说，你们去试，老子也不晓得。我们看历史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有天才型的能人搞出一套套的理论与路线设计，俄罗斯干脆就请来大经济学家精心设计。这种是常规的改革思路。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它的特点是政策资源等要素输入得到各项经济数据输出，那么应该然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一种是实验。科学界有时也挺不象话的，重理论轻实验的倾向有时没法避免（理论省事），但无论如何，实验结果是最终决定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转型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把自己当经济大师。跑到日本西欧看了一圈，肯定是受到震动的，但只是一种要追赶的紧迫感，没有失去思想听西方人摆布。邓小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就去“摸”，去做实验，然后看实验结果再定下面的行动，看猫有没有抓到老鼠。如果我们不是在说经济，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种搞科学的态度。
所以，邓小平最大层面上的贡献其实是一个转型经济实验方法。这在国家层面上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有一些人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来就是阶级对立分析，说中国是按照精英阶级自由主义的梦想改革的。这种分析方法，我认为落了下乘。结果扯来扯去就是那一套，无法深入，也搞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解释过去的事还是预测未来的事漏洞都很多。如果是写阶级斗争文章，由于语言与逻辑可以被操纵，无论什么观点都可以写得长篇大论气势磅礴。但是观点要有对比，才能看出哪个更合理。邓小平*** 朱镕基是精英阶级的代表肥了先富害了穷人，胡锦涛温家宝看来是向着人民的。但说不定哪天胡温让人不高兴了也成了精英代表了。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理解，而是这样理解太简单，没意思。另外一种解读是，他们不过是正常人，就是试图去解决一些实际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招集精英集团开大会商量怎么压迫剥削工人农民。
当邓小平把“猫摸”二论在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以后，中国走到官办经济这一步，就成为历史必然了。很多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
例如，当绝对平均主义放弃以后，先富的会是些什么人？这个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以官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不这样，难道还是工人农民先发家致富？
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不要多想了，就让原始的同情心与正义感支配自己的行为，骂利益集团同情普通民众。这样很正常，很可以理解。另外一种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把人当物质看，承认这象物理定律一样不可避免。
我觉得社会上两种态度都需要。一部分负责正义感与道德压力，一部分去搞些深入的本原分析。但是负责正义感的人不能捞过界。如果用道德诉求或者其它压力去影响经济的本原分析，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那么就是捞过界了，历史上证明，会造成“左”的错误。
从邓小平的“猫摸”二论开始，中国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如果从正义道德的角度去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但是当我把道德摆在一边后，一切都是那样有道理，逻辑是那样简单有力，真是很有意思。如果你不想当简单的“好人”了，想换个角度看世界，那么我下面对官办经济方方面面的分析，会是有所帮助的（写了好多，还没有具体谈到官办经济到底是怎么样的，萨苏挖坑大法之一）。
八）官办经济——中国政府的SWOT分析前面作了很多大方向的理论准备，分析了计划经济的弱点，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改革的大气候。对于中国，剖析了邓小平相当了得的朴素哲学。但是，具体如何改革，如何搞经济，还需要一些具体层面的探讨。借一个时髦的名词，我们对中国政府作一个SWOT分析，中国政府搞经济有哪些Strenth （优势），有哪些Weakness（弱点），又有哪些Opportunity（机会），哪些Threat（威胁）。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说的主要是搞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得不改革了，那么就一定是以搞经济为主。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是在干“事业”，对钱很看不上，考虑的是人类解放的大事，国民经济只是大事业中的一个环节，要从属于大事业。所以造出厉害武器或在某国逼退美军的priority是高于国民经济的。后来发现造武器或者在全球争地盘不解决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差很远，才不得不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结束政治运动搞经济建设，并没有特殊之处，不这么干反而很奇怪。朝鲜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奇怪了很多年。
1。 Strenth搞经济的话，中国政府很有优势。我们选几个大的说。
中国普通民众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力量所在，这绝不是一句套话。实际上世界各国人民的素质就是千差万别，搞经济的本事当然也差很远。东亚人民普遍比较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工作态度是全球是最优秀的。以前中国人普遍在国企里混事，现在也不少，因为没压力。但是如果逼到头上来，那还是能拼出来的。就是去搞歪门斜道都会想出很多办法，所以中国的骗术最多（我们暂且把这当作另类的积极向上）。而且中国人喜欢往上面看，出名发财致富的愿望是赤裸裸的。而世界人民很多并不是这样的，安身乐命，搞搞宗教，幸福感比中国强多了。以前老毛领着中国人的架势是去搞全球解放的大事业，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要搞经济传统文化就很有用了，四小龙的例子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中国政府的实质权力顶天大，大到通管一切。这个按照某些理想主义的观察，是一种罪恶，个人没有自由了。然而要搞经济，如果能够把这种权力用对地方，那不是一般国家挡得住的。实际上搞经济靠政府强推经济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象香港那样当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混饭吃是特例，都自由主义肯定是灾难。现在韩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以后也会成为成功实例。这里说的强推不是计划经济通管的那一套，而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核心进行国家级投入的产业发展计划。
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说要动哪块地，不说完全没有阻力，至少全球能象中国政府这样圈地的很少。一般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了，要用地就很麻烦，或者贫民窟乱占地，也没办法。
中国政府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号称没有内外债。这其实是个很另类的经济观念，只有很独特的国家才会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就如企业的发展运营一样，过程中借债是完全正常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政府没有外债，不值得称道，因为代价是以前经济发展慢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比那些借债太多却没什么发展的国家要好些。要是中国政府想通了，早就借了，这不能称为strenth。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应该去搞技术，就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搞技术并不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优势所在。如果考察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会发现中国政府的计划是以引进仿造为根基的，只有在无法引进的情况下才自己搞，大部分工业化成果是别人早就做到了的，这和现在说的自主创新完全是两回事，这个后面再详论。不是说不该搞技术，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去搞技术并没有优势。
2。 Weakness 按照中国人民的素质，中国人搞不好经济是没有道理的。但这是一个过程，具体到改革开放时，中国人民搞经济的形势很严峻。
一个是搞了三十年计划经济，没有商业人才。这个不是中国人没有商业潜能。不管是自我封闭还是被人封锁，国际贸易没怎么干。内部是计划经济，商业就是管分派物资式的流通，也谈不上培养人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差西方发达国家很远的地方，连阿拉伯人这方面都不错，阿联酋搞商业非常厉害。并不是说商业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还要许多方面的配合，但是没有商业确实是不行的。特别是到国际上，商业竞争非常激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人才不行就没有办法。
一个是技术上完全落后，而且一段时间内被越拉越远不可避免。这个不是和非洲比，而是和发达国家比。国际经济当时的现实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发达国家差就没用（现在的国际经济局面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中国差就没用）。这一点上值得深入论述。
中国当时的一个极大问题，是劳动生产率离西方差太远了。而且这种差距，是硬的差距，不象现在，是一种从事不同产业曲折的产值差距。例如，中国能够生产汽车，但是跟人海战术一样，100 个人顶日本1 个人的产量。这种劳动生产率背后的主要问题，就是极大的技术差距。这不是有无的问题。实际上解决有无是属于“工业化轻松阶段”的事。
工业化轻松阶段，拉美人民是比较有经验的。开始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做过了，开个矿，搞个小高炉，发展中国家照葫芦画瓢就行了。中国干脆就是苏联把156 家工厂搬过来了。所以，要解决有无的问题，只要把这些转移的技术学会就行了，公开的资料也很多。
中国在解决有无问题以后，进行的是全国推广。苏联转移过来的技术项目与工厂，学会了，就一变二，二变四，全国到处布点。所以中国那么多钢厂，很多都是以苏联技术转移项目为源头的。中国的工业化，就是以这个路线为典型。
应该说，推广这项工作也是较容易的。把人拉到厂子里干活，一个人带几个徒弟，学会了就把一些人组织一下，国家安排一个地方另开一个新厂，有问题老厂来人帮，并没有本质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推广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
问题是，如果只推广，不深化，那么问题是很大的。这方面中国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的国企系统，是4 万家大企业集团。而中国建国30年后，是38万家大中小国企遍地开花。苏联的大企业集团的技术水平是中国企业无法比的，各种飞机等先进武器不断出来，它们是真的在不断自主创新。而中国的企业不少是30年干一个型号。在引进告一段落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如果与过去对比，从无到有，当然是进步。
但是与人家比，就看出差距来了，别人是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我们是在低水平重复。歼六歼七造了好几千架，新机老出不来。大解放卡车一个型号用了很多年。
这还是和苏联比。如果和美国西欧日本比，那差距就更大了。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在进行创新型的研发工作。而中国的技术人员人数虽然凑凑也不少了，但是大多数是普通操作员水平，他知道对于这个型号的东西应该这么干，按照这样的步骤可以做出工业产品，但要创新就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对科技人员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先解决有无，再推广，创新的要求很少。
当然，苏联的4 万家大国企在改革按统一的模式改造，基本完蛋了。而中国的38万家企业就要灵活得多，死了不少，也搞活了不少，各有各的办法。这也是辩证法，坏事不一定是坏事。
（九）扯几句闲话，继续SWOT分析有人说我是乐观派，唱赞歌之类的，这个其实值得说一说。唱赞歌其实和骂政府一样，都是没啥油盐个人以为没什么意思的。我的兴趣在于找出真相，无论是好是坏，都找出背后管用的逻辑。如果不能肯定，就找出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非要贬褒，这里有个标准问题。例如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比，无疑是个牛人。但是他显然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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