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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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济寺　　　　
　　　　开列了这么一份时间表，便可以发现：还有一些同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的寺庙，并未列席内、外八刹之中。　　　　
　　　　譬如宣武区白广路西侧崇效胡同内的崇效寺，创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香山北麓寿安山脚下的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复兴门内的鹫峰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始建于金代；香山的碧云寺，创建于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还有西城的护国寺、西直门内的永泰寺，皆创建于元代。　　　　
　　　　究其原因，恐怕与规模之大小、香火之兴衰也不无关系。像宣武区南横西街路南的白马寺，创建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辽金时极其繁荣，可至元代因都城北移而沦为郊野，门可罗雀；明代虽重振旗鼓，至清初又再度颓废，惟余残碑断壁。康熙年间的文化名人朱彝尊目睹后长叹：“仁寿千年寺，今存半亩宫。落钟横道北，瓦塔限墙东。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蛰虫。夕阳留未去，双树鸟呼风。”他咏叹的又岂止是一座白马寺，这难道不是代表了诸多古刹由盛而衰、直至湮灭的命运？若评比热门的旅游景点，白马寺之类的自然要落选了。白马寺最终被夷为平地，连一砖一瓦皆未留下—除了一个空洞的地名。　　　　
　　　　邻近东西牌楼的隆福寺，有东庙之称；而距西四牌楼不远的护国寺，也相应地被叫作西庙。这东、西二庙的境遇，并不比白马寺好到哪里去。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护国寺，被清末的一场大火烧得仅剩下金刚殿和寺西北角的廊房，以及垂花门后一层殿三处。而隆福寺，如今已无影无踪。　　　　
　　　　广化寺始建于元代，清末曾在此筹建京师图书馆　　　　
　　　　即使是内、外八刹榜上有名的寺庙，也不见得全能避难免灾。郁寿江先生专门考察过北京古今寺庙的变迁—　　　　
　　　　西直门外高粱桥西北的广通寺：今为北下关小学使用。　　　　
　　　　广安门内的善果寺：今已荡然无存，其址已被工厂、学校招待所占用。　　　　
　　　　永定门外大红门路的海会寺：现已无存，旧地址为橡胶厂占用。　　　　
　　　　广安门外滨河路的天宁寺：只剩下中路院落，且已荒废不堪，并沦为工厂和民居。　　　　
　　　　阜成门外南营房的圆广寺：今剩大殿五间，为该地居委会使用。　　　　
　　　　厂桥的嘉兴寺：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全部拆除，于旧址兴建了北海宾馆。　　　　
　　　　陶然亭西侧龙爪槐胡同内的龙泉寺：已改成居民大院。　　　　
　　　　金鱼胡同的贤良寺：自1987年始，寺内建筑多被拆除。　　　　
　　　　大石桥胡同西口的拈花寺：今尚存，由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占用，因缺乏维修，显得破旧不堪。　　　　
　　　　这些砖石或木质结构的古刹，阴晴圆缺的古刹，毁于风，毁于雨，毁于火，毁于雷电，毁于兵戈，也毁于建设（街道的拓展、城市的发展等），说到底，是毁于时间。时间才是真正的敌人。　　　　
　　　　这些失去了神的佑护的古刹，最终只能停留在纸上，发出被手指掀动的沙沙声。这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很多的情况下，它们以传说的形式存在。幻影取代了实体。　　　　
　　　　那一代代的僧侣，一代代的香客，一代代的建设者与毁灭者。　　　　
　　　　偶像。碑刻。烛台。经卷。钟鼓。禅房。桥梁。园圃。阶梯。池塘。牌匾……还有像镇纸一样沉重的宝塔。


第三部分T：塔　Ta

　　　　天宁寺塔　　　　
　　　　北京的古塔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海白塔，它不显山不露水地在一些重要场合担当起北京的象征。北京的白塔比较值得一提的共有四座，除北海白塔外，还有阜内大街的白塔、黄寺清净化城塔院白塔金顶，以及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　　　　
　　　　中原地区以及南方流行的佛塔式样，大多为楼阁式、亭阁式或密檐式。而这种覆钵状的喇嘛塔却遍布北京，仅现存的就有百余处。譬如大觉寺的性音和尚塔、潭柘寺的舍利塔，都堪称代表。这恐怕跟北方少数民族屡次定都北京有关。元朝把在蒙藏地区广泛传播的喇嘛教奉为国教，喇嘛塔自然也就很容易在北京地区扎根并且繁衍了。清朝同样很重视藏传佛教，东黄寺、西黄寺（合称黄寺）是清初极有名的喇嘛庙。西黄寺系为迎接西藏黄教领袖达赖五世于1652年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所建，故又名达赖庙，从此西藏来京官员和喇嘛都喜欢住在这里，相当于西藏驻京办事处了。有清二百多年在京都修建的喇嘛塔，一点不比元朝少。譬如前面所说的北海白塔，即是顺治年间的创举。北海在清代属皇家禁苑，顺治皇帝特意把喇嘛塔盖在了自己的后花园里。但这种充满异域情调的宗教建筑（中国喇嘛塔的造型系由尼泊尔传入）出现在北海，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反而多多少少有某种纪念意味，北海早在元朝时就是忽必烈的宫寝，而忽必烈曾亲自下令在辽永安寺遗址建造了大白塔。北海的白塔，是在模仿前者的王者之气，抑或是渴望恢复元大都的辉煌？甚至连北海塔下新建的寺院，也一样叫永安塔。清代的这座白塔，仿佛元代那座白塔的另一个化身，不仅是宗教精神方面的因袭，而且象征着文治武功的重振。　　　　
　　　　十方塔院内融法师塔　　　　
　　　　北京的塔，并非只有喇嘛塔一种。同样是在元代，也建造过其他式样的佛塔，今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砖塔胡同的那座元万松老人塔可以为证，那是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昌平县北部银山的原古延圣寺基址附近，有七座金、元时代的舍利塔，也都是密檐式砖石结构。当地还流传着“银山佛塔数不清”的说法，因为除了这五座金塔、两座元塔外，山巅坡谷还散布着大小数十座佛塔，大都是明塔、清塔，其中有喇嘛塔，也有楼阁式砖塔。可见自元代以后，已非喇嘛塔的一统天下。“银山铁壁”是燕京八景之一，其历朝积累的塔林令游客嗟叹。时光流逝，而宝塔长存。　　　　
　　　　郊通州北城的通惠河畔，有一燃灯佛舍利塔，算是塔中的老人了。传说系南北朝北周宇文氏创建，中经唐尉迟敬德维修。近年来经考古鉴定发现，那其实是座辽塔。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曾被震圮，只剩下基座。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原基座上修复了塔身与顶，为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共13层，高约48米，围足44米。乾隆皇帝下江南归来，坐在运河的龙舟上，发现此塔的影子居然能倒映在相隔数百米的运河水面上，无比惊叹，写下了“郡城塔影落波尖”的诗句。　　　　
　　　　云居寺北塔　　　　
　　　　京金代以前的古塔，有的倒塌了，有的被拆毁了，已所剩无几。崇文门外原有一座建于金大定年间的弥陀塔，明景泰二年（1451年）更名为法藏寺塔。这座高十丈、共七层的空心塔，可供游客顺着楼梯攀爬。站在顶层，可以直视无碍地望见香山。可惜坚守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座苟延残喘的古塔还是被拆除了，因其岌岌可危，布满裂痕，而且像比萨斜塔一样站不直了。房山云居寺令人钦敬之处，不仅在于它珍藏着历时千余年的隋唐石刻经，还在于其拥有北塔，在这座八角笋形的唐代舍利塔四角，又各有小唐塔一座，分别建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太极元年（710年、712年），和唐玄宗开元十年、十五年（722年、727年）。抚摸着冰凉的砖塔，令人有梦回唐朝之感。它是有福的，居然像唐诗一样流传下来了，它战胜了时间！与北塔相对，原来还有一座南塔，系建于辽代天庆七年（1117年）的压经塔。只是北塔尚存，南塔却不幸地毁于劫乱。　　　　　
　　　　建筑学家梁思成是很反对对古塔的破坏的。西长安街上，原有金代庆寿寺双塔，非常漂亮，可惜解放后扩路时还是将其拆除了。梁思成对此感到无比痛心：“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双塔的消失，在他心中就如同老北京的两根肋骨被抽掉了。　　　　
　　　　如今的北京，还剩下多少座古塔呢？还剩下多少根老骨头呢？　　　　
　　　　林语堂认为在中国所有的寺庙建筑群中，宝塔是至关重要的部分：“事实上，最古老的寺庙惟一保存下来的部分通常就是宝塔。它就像一个花瓶，孤零零矗立在那里，完全依赖线条与形态的安排来体现其造型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顶为人们提供了陆上标志；在中国的风景中，宝塔起着与之异曲同工的作用。”也亏他能想得出来，把宝塔比喻为东方的花瓶。只是这花瓶的存在并不是插花之用，而是为了供奉圣徒的遗骨，抑或收藏佛经（通常压在塔基的地宫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西方教堂的尖顶具有同样的神圣性与号召力。“塔是中国风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高阁式建筑，底宽顶窄，但与阁不同的是，它不用于居处，而用于表现佛学思想。”当然，外来的佛教思想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因而产生了那种经过变形与修饰的楼阁式佛塔或密檐式佛塔，有着纯属装饰性的不透光的窗户，悬挂在翘檐下的风铃，圆形、六角形或八角形等多种形状。林语堂觉得这种类型的佛塔有两个绝好的代表：北京西北角位于郊区的五塔寺和西山附近的碧云寺，尤其后者，“是同类建筑中最为完美的”，共13层高，登上塔顶便可远眺北京城。　　　　
　　　　在林语堂眼中，北京的塔要么像东方的花瓶，要么像西洋的酒瓶。总之，这种宗教建筑带有器皿的性质，是一种被放大了的富于审美趣味的器皿，一种神圣的仪仗。　　　　
　　　　


第三部分T：太监　Taijian

　　　　太监是天子脚下的牺牲品　　　　
　　　　说起太监，人们就会想到魏忠贤、李莲英这些反面人物，紫禁城使他们出名了，至今仍臭名远扬。其实太监本身也是不幸的，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帝王们阴暗的心理导致了太监生理上的残缺。说到底，这一群群畸形的男人出现，还是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道貌岸然的皇帝才是摧残人性的真正的刽子手。某些宦官受到器重后，便小人得势般地忘乎所以了，其实他们爬升的地位再高，仍然是皇帝的耳目和家奴。大多数太监却最能体会到伴君如伴虎的恐怖，稍有不慎，必将受皮肉之苦，而且极可能丢掉卿卿性命。譬如慈禧虽然捧红了一个李莲英，但是她勒令杖毙的太监，也是个很大的数目。在她老人家眼中，太监的性命不见得比脚下的蚂蚁重要多少。　　　　
　　　　明清两代，太监的数量及影响不亚于汉唐，尤其在明朝，达到一万人，另有九千名宫女。如此看来，紫禁城简直相当于一座小城镇的人口了，为侍候一位皇帝，居然要动用如此巨大的人力。换句话说，一个男人当皇帝了，就要剥夺一万个男人做男人的资格，皇帝够自私的。即使出了魏忠贤之流祸乱天下的宦官，也是皇帝活该，他本人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谁叫他倚仗太监为臂膀的？清朝汲取前明的教训，对宦官的势力加以压制，再没有哪位太监执掌过兵权，基本上不让太监干预政治。嘉庆以前，太监的人数还多一点，以后逐渐减少，大致保持在两千人左右（包括圆明园、升平署等处的）。到了晚清，宫内及外围各处的太监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多人。太监少了，活却没少，每年入宫担任杂役的“苏拉”有近万人次，改为请临时工了。这倒是明智的，反正太监也干不了太多的粗活，不过就是看看门、打打更、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　　　　
　　　　明朝皇帝重用太监。永乐年间设立的皇家特务机构东厂，就交由宦官掌管，皇上倒也够放心的。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增设规模更大的西厂，由大太监汪直直接控制。太监成了特务头子。人们所说的“明朝三大害”，即指厂、卫（锦衣卫）与宦官。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居然控制了朝政，利用东西厂监控文武大臣，京城一片白色恐怖。若干年后，东西厂交到了魏忠贤手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本是个厨师，因为会给熹宗做饭，讨得了欢心。后来又跟熹宗的奶妈客氏相勾结，遂青云直上，权势日炽，居然敢以“九千岁”自居。他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仅天启三年（1623年），他就假传圣旨，先后害死了选侍赵氏、张裕妃、冯贵人等数位嫔妃，甚至对张皇后也暗下过毒手。他甚至将元代建造的香山碧云寺选为坟址，大兴土木。明亡以后，有大臣惊叹于这位前朝太监坟墓的建筑规模，向康熙反映：“臣过香山碧云寺，见魏忠贤所营坟墓：碑石峥嵘、隧道深闷。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罗。制作规模，仿佛陵寝。”其豪华程度居然能与帝王陵抗衡，可见魏忠贤独搅大权时的赫赫地位。只是魏忠贤再无福躺进自掘的华丽坟墓里，下一位皇帝（崇祯）上台后，立即将其逐出朝廷，他在流放的途中上吊自杀，死后仍被五马分尸，并枭首示众。给自己预留了尊贵的陵园的人，居然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未能保全。　　　　
　　　　一个老太监　　　　
　　　　清代的大太监安德海，虽受慈禧宠爱而权倾一时，同样也不得善终。他倚仗太后撑腰，竟敢得罪恭亲王。恭亲王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违制出宫”的罪名，将巡行到其辖区内的安公公就地正法—先斩后奏，令慈禧太后也无可奈何。　　　　
　　　　他的继任李莲英就学聪明了，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间耍两面派，左右逢源，一直做到了大总管。他本是梳头房太监，因为会给慈禧设计发型而备受青睐，最后成了紫禁城的大管家。按道理，太监的最高官阶是四品宫殿监督领侍，李莲英却被破格提拔为二品大总管，算是破了先帝们的规矩，可见他深受慈禧太后之器重。史料里有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初一日，上交黄单，奉朱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