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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atoz-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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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20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他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当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由此可知，那个时代的北大可谓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很多人与其说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来。整个20世纪，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北大校门深处，藏龙卧虎
与北京大学一样名震寰宇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京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中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等等同样振聋发聩的名字。
山脉、水脉、人脉
如今的北京大学坐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嶂，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位于沙滩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
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菁菁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那塔、那湖，颇让人生出些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所与20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光荣与梦想。
第一部分B：北京的“海” Beijing De Hai
如此小小一洼水，也称得上“海”？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这五个朝代里又有四个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掌权的，所以许多古老的地名都起得粗犷而大气。即使当初的那些命名者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性格依然通过永恒的景物获得延续：一座山、一条河、一架桥抑或一块人类的聚居地。譬如北京的湖泊，动不动就以海相称，仿佛大得没边了，这在中国的其他古都，是少见的现象。杭州的西子湖够大够美够富贵了吧，还是老老实实地叫西湖。扬州也有座西湖，为了区别，也只敢加了个“瘦”字—瘦西湖，显得更文弱谦逊了。南方的湖泊，连从名字上看，都跟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
老北京的皇城两边，各有三海。内三海指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指前海、后海、西海，又合称为什刹海。至于郊外的海，就更多了。永定门外的南海子（包括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小海子等多处），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即南苑。元大都西北角的积水潭，当时叫海子或西海子，《元史·河渠志》称其“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若海，都人因名焉”。甚至大名鼎鼎的海淀，原始的词义亦为“像海一样的湖泊”。根据明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的说法，“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洒四出，淙汩草木之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
海子之名最早产生于唐朝。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草而行、傍水而居，他们视水源为生命，跋涉很远的路才能遇见，乃人畜皆喜，“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引自《咏归录》），也就有了把湖泊称为海的语言习惯。在蒙古语里，一向称湖为海子，恐怕从成吉思汗开始就这么叫了。他的子孙占领北京之后，自然也习惯这样命名，在湖畔歇歇脚，松开盔甲，并且饮饮马，是这些来自草原的骑士的最大梦想。
北海，年年荷花香
这些从未见过海的内陆牧民，在沙漠或枯草季的荒野驰骋久了，灵魂有着先天性的渴意，见到了波光潋滟的湖泊自然无比满足，以为寻找到了海的替身。要知道，真正的海对于他们来说，是祖祖辈辈流传的神话，是仅仅靠马鞭无法抵达的幻境，但同时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难道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这异域的湖泊就是海了？不，不是这样的。把湖泊称为海子，不过是止渴的一种方式而已，蒙古人借此而获得征服更大的水域的野心与勇气，他们相信海洋也能像划归版图的这些湖泊一样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恐怕正因为这种天性中的豪放（连给湖泊命名都如此夸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才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而元朝，才做了别的朝代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跨海东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别从朝鲜和舟山群岛出发，总兵力达14万人，船只共4 400艘，被称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这两次跨海作战虽都以失败而告终，却更像是理想主义的行军—草原的骑士渴望成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计代价地这么干了。这种豪赌（并且连续赌了两次），是别的民族无法想像、也无力承担的。虽败犹荣的蒙古人啊，曾经是海上的堂·吉诃德，把大海当成敌对的巨人了。
这两次渡海东征的最高指挥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据北京后，摒弃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炉灶，于1266年开始营造以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大都，历时19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刹海，顿时都成为这位雄视天下的霸主的私人金鱼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马可·波罗游记》里称之为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时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离开此地，向东北方前进，一直走到距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从这段叙述里，能管窥出忽必烈对大海的向往与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海？对于他来说，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戏，他一直很认真地玩着。他在北海的湖心琼华岛（又称万岁山）指点江山、挥霍一生，不仅命令麾下乘胜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苟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为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进发，向日出的地方进发，强渡日本列岛。这是天之骄子对海之骄子的挑战。
后来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元故都的规模与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内，爱称为太液池（“太液秋风”是燕京八景之一）；把皇城之外的什刹海尊称为玄武池，因为什刹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庙，系唐代遗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汉人的皇帝，连给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经据典、别有涵义，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尽管防不胜防。
北京的“海”让这座城市有着画一般的情境
如此，不难发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张，如同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象征着人在神面前的谦虚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在明朝，那些曾经生怕沦为忽必烈汗阶下囚的日本人变得强大了，反而渡海来大陆劫掠。倭寇，是很让明朝皇帝们头疼的事，这甚至遗传给了清朝—清朝对大海简直充满恐惧，所以干脆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清帝国的劲敌大都来自海上，他们以其坚船利炮，羞辱着生病的东方狮子。慈禧太后挪用了2 400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她在昆明湖上泛舟，却输掉了那场著名的海战。大清帝国首先是在海上被打垮的，它甚至保卫不住自己漫长的海岸线，更何况地平线呢。于是，它成了地平线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一次落日—版图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彻底葬送了忽必烈汗时代的尊严与遗产。
那些把湖泊称为海、有着广阔胸怀和超人视野的英雄们，都哪儿去了？那些逐水草而居、弯弓射大雕的游牧者，那些快马加鞭、风雨兼程的夸父式的骑手，都哪儿去了？那些缚龙的长缨、驭风的神驹、势如破竹的宝剑，都哪儿去了？那些气吞万里如虎的悲歌慷慨之士，都哪儿去了？
第一部分B：北京音乐厅 Beijing Yinyueting
西单府右街路南，长安街边，耸立着一座以黑大理石为基体的白色矩形建筑，它风格典雅、造型端庄，这就是我国第一座现代模式的、专为演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北京音乐厅（Beijing Concert Hall）。它的北面与景色怡人的中南海毗邻，东西远眺宽阔的长安街、宏伟的天安门广场，蔚为壮观。
北京音乐厅于1985年9月建成。演奏厅可容纳1 182位听众。 厅内采用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建筑声学措施，具有良好的音质、频率特性和适度的混音时间，以及均匀的声场分布，使北京音乐厅以其明显的厅堂声学优势吸引着众多的表演家和听众。
北京音乐厅属于社会文化事业团体，是中央乐团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工作的有从事音乐理论、作曲、演唱、演奏达二三十年以上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及其他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四十余名。他们随时接待国内外音乐团体的演唱家、演奏家在这里举行音乐会，并向音乐会听众提供热情服务，为音乐爱好者组办音乐讲座、欣赏、展览和辅导活动。同时，还利用本厅的音乐优势和先进的录音设备对外开展各种录音业务。
音乐是看不见的，你只能去听。然而北京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天天有音乐会，喜欢音乐的人在这个拥有1 500万人的城市中，即便只有1％，也是15万之众了。按每人每两个月听一场音乐会来计算，那2 000个座位也是座无虚席了。
第一部分B：饽饽铺 Bobopu
周作人在其《北京的茶食》中，曾对饽饽铺有如下叙述：“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北京的朋友们，能否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由此可知北京人把糕点叫做饽饽。其实北京的糕点是极有名的（周作人多多少少有种南方人的偏见），尤其是宫廷有佳品。御膳房里精制的糕点，不仅是宫廷宴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皇帝赏赐文武百官的一种节日礼物。糕点受到重视，还跟唐代以后饮茶之风盛行有关，因而又叫茶食。北京曾是金中都，据《海陵集》载，女真人“俗重茶食，阿古达开国之初，尤尚此品。若中州饼饵之类，多至数十种，用大盘累高数尺，所至供客，赐宴亦有焉，一种名金刚镯，最大”。估计是从清朝开始，糕点在北京被叫做饽饽的，而主要制售满族糕点的店铺便叫满洲饽饽铺。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所立的《马神庙糖饼行规碑》中载：满洲饽饽为清代“国家供享、神、祭祀、宗庙及内廷殿试、外藩筵宴，又如佛前供素，乃旗民僧道所必用。喜筵桌张，凡冠婚丧祭而不可无，其用亦大矣”。小小的饽饽，居然构成了当时帝王将相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不可忽略的星辰。相信这并不是夸大其词。
周作人来过这家饽饽铺吗？
饽饽铺的字号多以斋名，烫金刻写在匾额上，温文尔雅，让人有焚香净手、顶礼膜拜的感觉。譬如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里特意提到西四牌楼以南的异馥斋，便是一家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除此之外，还有前门大栅栏的聚庆斋、东四八条口的瑞芳斋、东华门的金兰斋、菜市口的桂兴斋等，都是曾经大名鼎鼎的老字号，有些已改为国营继续营办，但大多数都名存实亡了。这些店名多么典雅隽永，仅仅听来，便仿佛能感受到一种古老而浪漫的生活。许多老人，至今仍怀念在北京的老饽饽铺里体会过的那种本真的滋味。譬如王世襄最难忘瑞芳斋的奶油萨其马：“奶油产自内蒙。装在牛肚子内运来北京，经过一番发酵，已成为一种干酪，和现在西式糕点通用的鲜奶油、黄油迥不相同。这一特殊风味并非人人都能受用，但爱吃它的则感到非此不足以大快朵颐……”据他说，北新桥素华斋的萨其马奶油味格外浓，有蒙藏喇嘛经常光顾。而地安门的桂英斋，因邻近紫禁城，为了照顾太监们的口味，较多保留有宫廷点心房的传统。同样是大众化的萨其马，在不同的饽饽铺里却制作得各有千秋，因而也吸引着不同阶层的顾客。每个饽饽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否则怎么能在偌大北京城里获得一席之地呢？
饽饽铺里的糕点主要有大八件、小八件。没亲身体会过的人，是说不全哪八件的。老人们讲起桃酥、状元饼、枣泥酥、藤萝饼、油糕、百果花糕来，都是如数家珍一般，他们说，那时候的滋味，可非今天国营商店里卖的同名食品可比拟。老饽饽铺属于自产自销，稍有疏忽便会砸牌子，而各自的金字招牌，绝不是仅仅靠做广告就能树起来的。
第一部分B：博物馆 Bowuguan
城市中的博物馆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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