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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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C：程长庚　Cheng　Changgeng

　　　　程长庚（1811～1880年）名椿，一名闻翰，字玉山（一作玉珊）。祖居安徽怀宁石牌镇，其父程祥桂是道光年间三庆班掌班人。程长庚幼入三庆班坐科，道光二年（1822年）随父北上入京，始以《文昭关》、《战长沙》的演出崭露头角，后为三庆班老生首席演员。自道光至咸丰年间，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三庆、春台、四喜三班总管。他的演唱熔徽调、汉调、昆曲等之优长于一炉，以徽音为主，当时称徽派。倦游逸叟在《梨园旧话》中说他“乱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他的表演善于体察人物的性格、身份，注重表现其气质、神采，做功身段沉稳凝重。他为人正直、戏德高尚、技艺精湛，备受同行的推崇，与张二奎、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晚年，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创办了三庆科班，其中陈德霖、钱金福、张淇林等人，都是三庆科班培育出来的京剧人才，杨月楼、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是程门弟子。　　　　
　　　　程长庚走红时，恰恰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从其舞台的壮士形象中获得些许安慰　　　　
　　　　我国戏曲演员由于社会职业、历史地位与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及作用，形成了一种爱国、尊师、助同行的传统美德，即戏德。正是由于这种美德的长期沿袭，从而维系了戏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促进了戏曲艺人的互助与团结，也加强和完善了戏曲艺术家在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梨园泰斗程长庚，就是具有这种崇高美德的典范。　　　　
　　　　辰穆公在其所著之《伶史》中称，程的品德“虽古时贤宰相，比之亦不及矣！”而其艺术成就，《燕尘菊影录》里更说，程是“融昆弋声腔于皮黄中，匠心独运，遂成大观”，台上表演又是“一经出场，不啻现身说教，使观者如面古人，肃然起敬”，尤为可贵的是，“长庚视同行如手足，艺友每遇家资拮据，他便勇解私囊从不吝惜”，而他自己却是“布衣粗食，素资甚微”。作为当时三庆班的班主、四大徽班的总管、精忠庙的庙首，他还是惟一受过咸丰（文宗）皇帝恩赐的五品顶戴的艺人，在生活上却极简朴，“终年身着一件旧布蓝衫，犹如乡下教书先生”。清代每遇皇帝去世便要“遏密八音”，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此时戏曲艺人几都生活无着。于是，长庚便带领他们到城外小茶馆去唱“清音桌”，得到一点微薄收入，他全都归众所有，自己却分文不取。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全国人民莫不义愤填膺。这时“长庚痛欲绝”，从此“谢却歌台，终日闭户不出，郁郁于心”。不唱戏便无生活来源，于是他经常寅吃卯粮、食无隔宿，友人劝他“出山权宜，以解燃眉”，他“泫然涕泪曰：‘国蒙奇耻，民遭大辱，吾宁清贫亦不浊富。何忍作乐歌场！’”说罢“潸然泪下”。这种忧国忧民、乐善好施的品德，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同样是值得人们尊仰和效法的。程长庚算得上是京剧第一号英雄，有廉颇老将之风。他走红时，恰恰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他们至少可以从舞台上的壮士形象中获得些许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诗风比拟程氏的唱腔，谓为“天风海涛，黄钟大吕”。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则更能够表现程氏雄浑沉厚的艺术风格。当时，“伶界大王”谭鑫培也颇受相当一部分票友的青睐，程长庚却持有异议：“惟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　　　　
　　　　拥护谭派的人认为程长庚之言证明了同行是冤家。不妨理解为一代宗师孤傲不群的气节和对弟子不肖的遗憾，倒更确切些。　　　　
　　　　


第一部分C：吹糖人的　Chuitangrende

　　　　吹糖人的是旧京一个行业，小贩们肩挑挑子走街串巷，挑子一头是一个带架的长方柜，柜子下面有一半圆形开口木圆笼，里面有一个小炭炉，炉上有一个大勺，中间放满了糖稀（据说是麦芽糖溶化所得）。木架分为两层，每层都有很多小插孔，为的是插放糖人。这玩艺儿好看、好玩，玩完后还能吃，一般孩子都喜欢，见着就走不动了，不是缠着大人要买，就是跑回家去要钱，实在没钱的也不肯离去，眼巴巴地盯着这些糖人。有的小孩图快，就付钱买一个现成的；有的则指定形状要求现做。这时，小贩就用小铲取一点热糖稀，放在沾满滑石粉的手上揉搓，然后用嘴衔一段，待吹起泡后，迅速放在涂有滑石粉的木模内，用力一吹，稍过一会儿，打开木模，所要的糖人就吹好了。再用苇杆一头沾点糖稀贴在糖人上，就大功告成了。糖人有各种形状，什么小鹿、金鱼、耗子、灯笼等，最惹孩子喜爱的是孙猴。孙猴做好后，要在猴背上敲一小洞倒人些糖稀，再在猴屁股上扎一小孔，让糖浆慢慢地流出来，下面用一个小江米碗接着，用小江米勺舀碗里的糖稀吃，直到糖稀流完或冷却凝固时，则连糖人孙猴以及江米碗、勺一块吃掉。这套玩艺儿称为猴拉稀，最受孩子们欢迎，不过价格要比其他糖人贵一些。　　　　
　　　　他的专注，仿佛在告诉世人，他在演绎着一段唯美的雕刻时光　　　　
　　　　听老人讲，早些年有走街串巷吹糖人的，为了让生意好做，糖人可以不必用钱来买，而是用牙膏皮来换。两筒牙膏皮可以换一个孙猴或是其他的小糖人。这一着颇受儿童欢迎，常常有小孩子把家里没有用完的牙膏挤出来，用牙膏皮去换糖人吃，即便挨打也觉着甜滋滋的。想来这是计划经济难得一见的好处之一，只可惜现在经济发展了，牙膏皮也就不那么紧缺了。现在，恐怕不少老人只能对扔到垃圾堆里的牙膏皮报以苦涩的一笑了。　　　　
　　　　


第一部分C：醇王府　Chunwangfu

　　　　醇王府位于后海北沿，最早是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之父）的宅邸。值得一提的是，它在乾隆年间被和据为别墅，因昔日大学士的后裔得罪了当朝的大学士，故被罚没了家产。和垮台后，此宅又被赐予成亲王永为府第。直至醇亲王接手，又加以扩建，占地达八十余亩。醇亲王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今中央音乐学院），因其次子光绪帝载生于此府，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　　　　
　　　　醇王府占地广阔，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片区。东部是王府本身，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是其主体建筑，自南而北，街门五间。进入外院后有二门，此门才是王府正门，面阔五间；此后为正殿银安殿，面阔五间，东西有配楼各五间；正殿后是一组自成院落的屋宇，自三间过厅入，正面是正房五间及其配房，按规制此处应属后寝，后寝为供奉神、佛和远祖的神殿；最后为后罩楼，面阔九间，各种庆典时在此举行仪式。东路建筑主要是家祠、佛堂及一些从属建筑，东墙外院落为王府马号。西路有两组院落并列，是醇王府的活动中心，主要建筑为宝翰堂，即大书房；其后的院落，正厅名九思堂，是太纪居处；再后为思谦堂，是王妃住所；另有儿辈读书的小书房任真堂及其他从属建筑。　　　　
　　　　如醇亲王奕一样显贵的王爷在历史上怕是不多见，他是慈禧的妹夫，是光绪皇帝的父亲。他死时肯定无法预料到：自己的孙子溥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曾为醇王府花园——鉴园的宋庆龄故居，如今已成为迎接八方游客的一处景点　　　　
　　　　因为溥仪继位的缘故，奕的另一个儿子载沣被慈禧封为监国摄政王，故醇亲王府又称摄政王府。青年汪精卫曾在什刹海小桥埋设炸弹谋刺这位摄政王，未遂。但不管怎么说，革命党的炸弹，毕竟曾经埋到了摄政王的家门前，够清王朝吓一跳的。或许，它也由此闻到了末日的气息。　　　　
　　　　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来北京时曾访问醇王府，会谈的地点在宝翰堂。其时清帝已退位，载沣也非摄政王了，顶多是帮忙料理一下后事。　　　　
　　　　醇王府的西花园，即今宋庆龄故居。园内有两棵古树，据说是一代词人纳兰性德亲手栽种的。宋庆龄自1963年至1981年5月29日一直居此。第一展厅原是宋庆龄的大客厅，题额为“濠梁乐趣”。第五展厅原是大餐厅，题额为“畅襟斋”，现辟为宋庆龄生平事迹展览馆，展出她一生的历史照片近400张，文物资料300多件。中院主楼内所展出的陈设，一如宋庆龄生前起居原状。一楼是小客厅，东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像前摆放着鲜花。二楼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卧室办公桌上放着她日用的书籍、文件、钢笔和老花镜；西边墙上挂着一幅她与工作人员合绣的象征吉祥幸福的安多利恒花刺绣，两边柜上，一边嵌着孙中山手书“共进大同”墨宝，一边摆着她1927年访苏时与加里宁夫人的合影；卧室东面为宋庆龄书房。南湖后湖畔有鸽子房，隔着南湖，有原醇王府花园的南楼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东边假山上的亭。　　　　
　　　　北京众多的王府中，只有醇王府和恭王府是对公众开放的。来到醇王府，抚今追昔，想一想这里曾经的几个主人，不失为一件风雅之事。　　　　
　　　　


第二部分D：大观园　Daguanyuan

　　　　北京城南，有园名曰“大观”，这是根据曹雪芹《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格局仿制的，专为满足难以计数的红学迷们的风雅。　　　　
　　　　按图索骥，将小说里的潇湘馆、怡红院、蘅芜苑、绛芸轩等照搬到现实中，而能保持各自的建筑风格，是很需要动点心思、下点工夫的。让《红楼梦》的忠实读者们身临其境地在这赝品大观园里逛逛，读书而有所参照，总是件有益无害的事。大不了，就把它当成古典文学教学用的沙盘或模型，也总比将大观园一直藏在云里雾里、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要好。　　　　
　　　　大观园里已经找不到宝哥哥与林妹妹了　　　　
　　　　这座大观园是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见缝插针营造的，面积有限，在气势上肯定无法跟小说中以及读者想像中的大观园比拟，相当于缩微景观吧。它的另一项意义在于：使大观园作为地名出现在北京的地图上—　一个小小的梦乡。据说其原址本是一片农民的菜地。种瓜果蔬菜再挣钱，也比不上种出一座大观园。毕竟，《红楼梦》在很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属于绝佳的精神食粮—虽然不能喂饱大家的胃，却能滋补大家的心灵。　　　　
　　　　曹雪芹写于北京的《红楼梦》是所有美梦中的美梦　　　　
　　　　曹雪芹是北京人，读者却常常忽略了他与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关联，恐怕因为《红楼梦》不仅仅属于北京，更属于整个中国，属于全世界。此书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盛衰史，抑或清代的鼎盛时期（乾隆王朝），更表现了永恒。在这一点上，曹雪芹是后世最著名的京味作家老舍也无法超越的。虽然老舍写了伟大的《茶馆》—一个平民化的大观园。


第二部分D：大觉寺　Dajuesi

　　　　大觉寺，一座古寂的寺庙，泉水从山脚流出，此地以其古树出名　　　　
　　　　大觉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阳台山麓北安河乡，始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年），初名清水院，后称灵泉寺，明宣德三年（1428年）重修，改名为大觉寺。　　　　　
　　　　大觉寺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经过整修，已成为京郊一处新的游览胜地。寺庙坐西朝东，殿宇依山而建，自东向西由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殿、大悲坛等四进院落组成。此外还有四宜堂、憩云轩、领要亭、龙王堂等建筑。寺内供奉的佛像造型优美，形象生动。《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石碑，为建寺之年始立，是寺中的珍贵文物。整座寺院布局完整，雄伟壮观。　　　　
　　　　大觉寺里的一座精致钟琴　　　　
　　　　大觉寺环境优雅，群山环抱。寺前平畴沃野，景界开阔；寺后层峦叠嶂，林莽苍郁，一股清泉从寺后石隙注入，绕石渠淙淙而下，泉水清冽甘美，四时不竭。院内有乾隆年间从四川移来的玉兰树，花繁瓣大，色洁香浓，树龄300年上下，堪为京城玉兰之最。还有一株高大而古老的银杏树，俗名“白果王”，需六人方能合围，浓荫可蔽半个院落，据说已傲立了千年之久。　　　　
　　　　大觉寺陈设的白铁皮做的法器　　　　
　　　　古寺兰香，鼠李寄柏，碧韵清池，灵泉泉水，松柏抱塔，老藤寄柏，银杏树王，辽代古碑，号称“大觉寺八绝”。　　　　　
　　　　然而，八绝的总结者不会想到，如今的大觉寺出现了最让人叫绝的一绝—大觉寺院落中有二分地，可以种茶，所产茶叶清香无比。北京干燥的气候本不适于种茶树，而大觉寺得天地之灵秀，竟然可以产茶，实在让京城的文人雅士大为自豪。有善经营者在山寺之中开设了明慧茶院，以禅入茶，茶禅一味，吸引了很多游客。　　　　
　　　　


第二部分D：大前门　Daqianmen

　　　　恐怕有很多外地的男女老少，都会把天安门或前门视为北京的象征。一纸之隔，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梦游了无数遍的地方。　　　　
　　　　天安门与前门，其实具有不同的涵义。天安门富于政治色彩，是贵族化的，在古代惟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可由此出入；而前门则是平民化的，更通俗一些，甚至可以屈尊出现在商品广告中。类似于大前门的还有哈德门（今崇文门），亦衍生出了一种香烟品牌。　　　　
　　　　正阳门（在元代叫丽正门）是京城九门之首，属于正南大门。前门是老百姓给它起的外号，越叫越顺口，也就约定俗成了，而其原名则逐渐被人淡忘。喊一声“大前门”，即相当于昵称般亲热，就像喊“大山”、“大河”、“大树”、“大路”似的。大前门，这九座城门中的大哥哥，是古老的北京翘起的大拇指。　　　　
　　　　“刘伯温修造北京城，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