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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味-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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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高兴地说：生死之道，我们都已进一步地领悟了。
第三章灵肉（4）
伊渡：这倒是非常唯物主义的。
王跃文：同样，《杨朱》篇里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公元六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子产治国三年，成绩斐然。可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却是一个酗酒、一个好色，臭名昭著。
子产痛心疾首，郑重地找哥哥和弟弟谈话。子产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是因为他有智慧，能思考。智慧和思考使人有礼义。一个人，只有守礼讲义，名和位自然会来找他。如果只是任情而动，耽于嗜欲，他的性命就危险了。
子产的哥哥弟弟怎样回答的呢？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善于治外的人，还没开始治外自己的身心就已经痛苦。善于治内的人却因为听从自己的内心，不矫情地迎合别人而身心安逸。所谓“治外”，使人守礼讲义，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俗，是“从人”，这种道理也许可以在一国之内推行，但未必符合人心。如果像我等，任其自然，顺从本心地活着，不但可以推行天下，连君臣之道都无用武之地，都可免了矣。子产听后，无言以对。
《杨朱》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魏晋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生活的开端。《列子》一书，其实就是魏晋人的作品。魏晋时代，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风流蕴藉率性任情的时代。
魏晋时期很有一批追求粗鄙的肉体享乐的人，他们极尽声色口欲满足之能事。写作《无名论》的“正始名士”何晏，因为母亲貌美，被曹操收为义子。他姿容美丽，好修饰，面白如玉，以致魏文帝怀疑他脸上搽了粉。有一次正是大夏天，魏文帝故意赐给他热汤饼吃。何晏吃完满头大汗，他用自己大红衣袖擦汗，脸色更加皎然。何晏是个登徒子，纵情声色，从妓女那里学来名为养生、实为催情的“三峰”药，他不但自己享用此药，还用它来讨好当权的大将军曹爽。何晏纵欲过度，虚火攻心，当时的神鉴名家，也就是看相先生管辂给何晏看相说，何晏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所谓鬼幽，就是为欲火所烧。想像起来，何晏也许真像一个面色苍白的幽灵。何晏为了补精益气，发明“五石散”服用。“五石散”其实是用紫石英、白石乳等五种矿物质放在一起熔炼，熬成粥状服食。这种药药性酷热，药效一旦发作，皮肤如有火烧，所以服药者都须穿着宽衣缓带、长袍大袖。食用“五石散”成为当时富贵高雅的象征，据说何晏只有招待最高贵的客人时才捧出这种仙药。何晏最后因依附曹爽而被司马懿所杀。我想，即使他有可能寿终正寝，也不会长命。
但是，以《杨朱》的理论来看，何晏反而属于“善养生”者了。
伊渡：是啊。“五石散”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阮籍嵇康时代，人们对服药仍迷信不已。《晋书？嵇康传》记载，当时有一个嵇康的崇拜者王烈，他在山上得到一种“石髓如饴”的东西，视为宝贵，自己吃了一半，留了一半准备送给嵇康吃。可惜还没来得及送到嵇康手里，那神奇之物就已凝固成石头了。人们于是说嵇康所以不能长命，也许就因为他没吃上这种石浆。所谓“石髓如饴”的故事，说明的正是“五石散”之遗风。
王跃文：《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魏晋人追求极致的感官享受，穷奢极欲的故事。石崇、王恺斗富，人们多已熟知。王恺用糕饼擦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饭；王恺用紫丝绸衬上绿绫里子做成长达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做五十里；石崇用香料刷墙，王恺就用赤石脂刷墙。晋武帝曾把一株两尺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这棵御赐珊瑚树稀罕无比。王恺得意地向石崇炫耀这棵珊瑚树，岂料石崇不屑一顾，用手中的铁如意应声将它打碎。王恺声色俱厉。石崇满不在乎，拿出自己收藏的珊瑚树赔给王恺。他家三四尺高的珊瑚就有六七株。石崇家的厕所用沉香汁和甲煎粉熏得芬冽四溢，十多名婢女丽服藻饰，侍候其间，弄得客人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石崇大宴宾客时，令美人劝酒。客人如果不肯饮酒，石崇就命令阉奴把美人拖出去杀掉。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经常同在石崇家做客，王导本不善饮，为了不使劝酒的美女丧命，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王敦却故意不喝，冷眼旁观。有一次，因为王敦不肯喝酒，已经杀了三个美人。王导实在看不下去，责备王敦不仁。王敦满不在乎地说，他自杀他家的人，与你何干？
伊渡：也是王恺家的故事。王恺的儿子王济，少有逸才，文词俊茂，又娶晋武帝的女儿常山公主为妻，为一时秀彦。他和他父亲一样，豪爽奢侈，华衣玉食，甚至去与他父亲比富。有回晋武帝御临他家用膳，一百多名婢女身穿绫罗，手擎饮食，上下伺候。有一道蒸乳猪，味极鲜美，晋武帝大异，不禁相问。王济却淡淡地说，这小猪不过是人乳喂养的罢了。晋武帝大为不悦，心里真是愤愤不平，饭没吃完，便拂袖而去。
王跃文：可是像何晏、石崇这些人，穷珍极丽，盛致声色，极重肉体感官的享乐，却并非只剩肉体。因为任何一个肉体享乐者都不可能彻底做到行尸走肉。何晏居然是正始年间系统阐述老庄思想的大学者。他进一步发挥老子“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生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所以，道即为无。又因老子提出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命题，何晏进而指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又因为庄学主张以理化情，所以何晏以为圣人无情，没有喜怒哀乐。何晏的肉体生活也许正是他哲学思想的极端体现。兴许充分满足和享受肉体欲望，就是何晏所谓的圣人以自然用？道既然为无，精神道德伦理自然也为无，肉体同样为无。通通都为无了，何必有高下雅俗正邪之分？
伊渡：石崇也有颇为一本正经的时候。石崇常和王敦一起到学校去游玩儿。有一天，望着学校里挂着的颜回画像，石崇忍不住说，如果我和他同为孔门弟子，恐怕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吧？王敦嘲笑他说，你只能与家有千金的子贡相比。石崇却严肃地说，读书人就是要追求生活舒适，名高位重，何必和那些穷苦人扯到一起？也许在石崇看来，追求生活的舒适享受是人生再正当不过的欲望，根本不存在不礼不义有违名教的因素。这么一说，石崇也是有他自己的哲学的。
王跃文：魏晋时还有另一类人，他们也放浪形骸、狂放不羁，却简约玄澹、俊雅疏放；他们任情、重情、深情、纯情；他们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者流，却真正体现了超逸脱俗的风流精神。
伊渡：你说的是“竹林七贤”吧？
王跃文：是的。比如阮籍和阮咸叔侄，都名列“竹林七贤”之中。阮氏家族皆能饮酒，诸阮共聚，饮酒往往不用杯盏，而以大瓮盛酒。众人围坐，相向大酌。阮家养的猪也颇通酒性，常常群集酒瓮之侧，同诸阮一起把嘴伸到瓮里开怀大饮。
第三章灵肉（5）
伊渡：毕加索曾画过一幅素描，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放浪形骸，人猪共醉的情景。画家不曾知道，中国的一群风流哲学家比他们早一千年就体会到这种“同于万物”的自由境界了。
王跃文：“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个更有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身长六尺，相貌丑陋，整日沉迷醉乡，神情悠忽，视形骸为土木。他耽酒而病，却更加渴酒，哀求他妻子再给他一点儿酒喝。妻子劝他戒酒，哭泣着毁掉酒器，把坛子里的酒也一倾而尽。刘伶说，好吧，我自己无法控制酒瘾，只有在鬼神面前发誓才能戒掉。请你把酒肉供在神像面前，让我来祈祷发誓。于是刘伶跪在神像面前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于是饮酒进肉，又颓然而醉。
伊渡：我喜欢他的《酒德颂》，那无疑是他最生动的自画像：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为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槪岷Ｎň剖俏瘢芍溆啵俊 �
王跃文：现在流行于餐桌的酒歌也不少，比方：一颗红心向太阳，我把肠胃交给党。又比如：领导在上我在下，你说几下就几下。只是这些酒歌太没文采，更谈不上哲学。刘伶在醉乡中除了酒中滋味，还悟了道，正是庄子“坐忘”、“物化”、“吾忘我”的高妙境界。刘伶说自己在醉乡里“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这不是庄子所谓能够摆脱形与物的羁绊，自由逍遥的“圣人”、“神人”、“至人”吗？不同的是，庄子企图以忘却废弃肉体感官来达到这个境界，刘伶恰恰却是通过肉体感官达到了这个境界。庄子的道路是一条行不通的绝路，刘伶的道路却简便易行。
伊渡：其实，阮籍、嵇康这些魏晋风流名士，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了一条由肉体通向性情的道路。他们不是肉体的蔑视者和敌视者。他们与庄子的目标一致，途径却相反。肉体是他们飞升的翅膀，而不是障碍。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肉体，他们将什么也没有。没有肉体，既没有性情，也不会有哲理清谈，更不会有流芳后世的“魏晋风流”。人们都知道，正是因为嵇康肉体生命的消失，《广陵散》才“从此绝矣”！
王跃文：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异端非李贽莫属。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名”的罪名被捕，关押在北京皇城监狱。一天，他吩咐狱卒给他剃发后，取剃刀自刭而死。临死前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在地上写道：不痛。又问：为何自杀呢？答：七十老翁何所求？于是血尽气绝而亡。
伊渡：李贽确实是个自觉的异端。他曾经夫子自道：天下世俗之人与假道学者流都把我看作异端，我不如干脆就做异端，免得他们把异端的虚名加在我的头上！李贽之异，异在何处呢？
王跃文：李贽公然为人的“私心”正名，说自私就是人心，人必须自私然后才有心，如果没有自私就没有心了。他宣称，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举凡好货，好色，多积财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谋等，均为百姓之常情。这种“私心”，即“童心”，即人生下来就存在的本心，所以纯真。他依照此番逻辑，推出了情性自然论。他说，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情性中自然涵有礼义，不需外在的礼义去约束。情性不可以一律求之。人莫不有情，莫不有性，极具个体特征，岂可一律求之？李贽更是大声疾呼：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
伊渡：宋明道学家们的言必“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则把人从所谓的“天理”拉回到“人欲”。
王跃文：正是。李贽认为吃饭穿衣，声色财货，都来于自然，也只能听其自然。自然中已有礼义良知，何必外在求之！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们在李贽眼里是面目可憎的：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厚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迁，心与口违。李贽看腻了假道学的嘴脸，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伊渡：骂得真痛快。
王跃文：李贽不光学说异端，他人生之旅也殊为异端。他有官弃官，有家弃家。他的弃官弃家并不是为了摆脱世俗欲望，而是为了更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欲望。他认为自己在欲望中深谙佛家游戏三昧，已经无善无恶，和光同尘了。他六十一岁出家为僧，却没有受戒，也不守戒规。他从不奉经祈祷，连读书都怕费目力，而要别人读给他听。他居然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又做《观音问》与士人妻女论道，这在当时是伤风败俗的丑行。他公然宣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
伊渡：李贽真够狂的。
王跃文：所以，李贽的狂诞悖戾使那些道学家们又怕又怒。一六○一年初春，他出家为僧的芝佛院被一场来历不明的大火烧得四大皆空。据说那场火就是当地官吏缙绅指使无赖放的。一六○二年，曾是他的好友的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了一本奏书，参劾李贽耸人听闻的罪状：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终于，万历皇帝大怒，着令锦衣卫将他捉拿入狱。他的著作也被下令焚毁，应验了他自己起的书名《焚书》。
伊渡：谈了这么久，可是纵观中国的哲学发展史，尽管多多少少有几个离经叛道者，大体上还是一部灵魂对肉体的压迫史。中国人哲学存在的前提仿佛必须是蔑视肉体。既然肉体如此低级鄙俗，成了人性善的桎梏，那么我们能将肉体放在何处？
王跃文：我们今天再提对肉体欲望的压抑与厌弃已经不合时宜，但谈论灵魂的高尚与自由又往往被看成迂阔可笑。新的疑惑又出现了。这是否可以看成历史的进步？是人性的张扬还是人性的堕落？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所要的生活到底存不存在？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那样，对我们所能够拥有的生活心满意足，禁不住喊一声：生活呀，你停下来吧，太美好了！
伊渡：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电影《第七封印》中的主角有段台词很有意思。他说：我的肠胃就是我的世界，我的脑袋就是我的永生，我的双手就是两个呱呱叫的太阳，我的两腿就是时间的钟摆，我的一双臭脚就是我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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