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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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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作为作家，我愿意就我的作品听取任何学术意义上的意见，无论是赞同的，或是反对的。但对学术范围之外的信口雌黄，我只能表示蔑视，不予理睬。可毕竟您的身份不同，而且您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我只好发言了。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我当时态度的确有些激愤。可是那种情境下，我能不激愤吗？比方，我这些文字就有些年轻气盛的味道。我说，我没有义务向您启蒙文学常识。我只想说，百年之后，我们都会作古，而我的小说会不朽。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说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却不会因某个人的好恶或毁誉而改变它的价值。对我的小说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的才是平庸之作。历史一再证明，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无论他如何位高权重。“文革”时期朝作家们开火的那些棍子们，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滑稽小丑。
我还写道，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说会使两类人不高兴：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恶丑，有人为此不高兴，甚至撑不住风度终于愤怒起来，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至于您说我的小说“丑化”云云，那只能说明您自己神经衰弱，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在虚构的艺术空间里，让当今官场形形色色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集中到一起展示他们的灵魂。因而您对我的小说“上纲上线”，我只能把这理解成别有用心。您在这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遗憾，也觉得您很可怜。其实我这样分析自己的作品还太浅显了，可是说得太深奥了您也不懂，还是不说了吧。圣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我说，您会对我下手的。不过我相信您下手的时候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能遮遮掩掩，变着戏法。因为面对真正的良知，您无法光明磊落。我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遣回乡下老家二十一年，受尽磨难。家父因为年轻时的遭遇，空耗青春年华，平生无所建树，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对他无限崇敬，因为他的骨头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要硬，他比那些垂眉低眼的软体动物们高贵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道有人对我的小说有看法了，他们除了担心儿子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慰我。我的母亲认不得几个字，却懂得天底下的大道理。她说，儿子，不当官没关系，只要别跟那些贪官污吏们学坏了。万一出什么事了，回老家来，饿不死你的。有这样深明大义的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最后我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我的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以外的事，不过就是晚上不打牌赌博、不走门子而已。著作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许被剥夺的。因此，于情于法，我问心无愧。可是总有人以我业余写小说为借口，把我视为异类。我想错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虚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将遭遇些什么事情的，我等待着。
公开信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终于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结果，就是二○○○年被分流出局。如果没有机构改革这个游戏，还真不知他们会用什么方法赶走我。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东西不为人知，比方我提到过的儿时做的那个梦，它似乎就预示我此生此世总是在被世俗抛弃。“世俗”二字用得不准确，可我不方便用更准确的字眼。
伊渡：你这封信也够刺激的。可我觉得你说得句句在理，虽然有些火气。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胸襟宽大的官员不多。像伏尔泰当年收到别人的批评，他回信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已成为美谈。可惜的是这种胸怀的人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官场。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被分流出局，恐怕同这事有关。
王跃文：事情已经过去了，评说它已没有意义。但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谁在那个位置上，也许都会发表他的所谓“个人意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会因为自己遭遇不公而嫉恨任何人。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他也许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我完全敢于毫不谦虚地套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的待人之道。要我嫉恨一个人，是件很困难的事。你嫉恨别人，别人仍然活得自在，痛苦的是你自己。我觉得自己年过四十以后，心态比以往更平和了。凡夫俗子，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来世上走一遭；又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有了那些亲人、朋友和同事，包括那些的确十分讨厌的人。但大家都得活着啊，何必着急上火呢？把什么都看得云淡风轻，多好啊！
第一章尘梦（3）
伊渡：但是从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个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你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儿极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强，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交党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党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毛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这下可把任老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凭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枪毙！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刚才也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还爱讲一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春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年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他听见“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烂菜叶。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流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
伊渡：你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王跃文：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怕惧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晃，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
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年虐待她。照舒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有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被男人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于是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给他。舒姐说她一听说公社干部就怕，平时看见穿黄衣服的人心头就怦怦跳。
伊渡：读你的小说，我感觉到官场的人际关系，就是等级关系。官场里面等级分明，真有你描写的那么可怕吗？
王跃文：说个真实故事吧。我刚参加工作时，有年春节单位优惠卖鱼，有条鲤鱼足有二十多斤。我家乡是山区，很少见有二十多斤的鱼。可是，同事们都患得患失，因为那是条母鱼，肚子胀鼓鼓的，满腹鱼籽，买了不合算。我见大家都不想要，就买下了。可是第二天，就传出些话来，说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鱼买下了，那条鱼应该是县长的。也就是说，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头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了短篇小说《天气不好》。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等级森严，层层相压，不是个中人物的性格或本质所能决定的，而是体制本身，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所以，与其说官场人际关系是等级关系，不如说是人身依附关系。官场一旦形成等级，是轻易不可逾越的。有回，我的开水瓶打坏了，管后勤的同事给我买了个新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开水瓶，竟触犯了等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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