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味-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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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伊渡：回顾中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思想文化运动，也许就是对你所说的“精英堕落”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最好注解。　　　　
　　　　王跃文：恐怕是这样。且不管别人怎么对精英作学术上的定义，我所指的精英，是那些文化素质较高且置身于权力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能够决定社会的命运。上世纪我们国家那么多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从所谓的精英层开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漱溟为农民呼吁，说城里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梁漱溟为此受到大批判，被视为从来就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知识分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又被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横遭批判。但梁漱溟从不低头，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楷模，令我敬重。可悲可叹的是，几十年的思想政治运动中，像梁漱溟这样的硬骨头知识精英，仅寥寥几人！大多知识分子都在历史思想政治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同的只是台上台下而已。　　　　
　　　　伊渡：你觉得官场腐败是中国政治文明难度增加的最大障碍吗？　　　　
　　　　王跃文：我觉得你的问题把因果关系颠倒了。首先应该建设好的政治文明，才会出现人们希望的所谓好的官场或好的官员。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官场中人的道德自律上，而应在制度建设上寻找出路，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我老家县里有位我原来的同事，当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正直而善良。他很想在政界有所建树，做个实实在在的好官。我一直把他引为朋友。可是，多年不见之后，我对他不敢相认了。他最初的政治目标是至少也要做到县委书记或县长。但是，官运不济，他只干到科级干部。他因为替县里领导车前马后多年，资历也算老了，被安排到一个较有实权的单位。我听县里的人讲，他已经变得贪婪而冷酷。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教育得市侩、世俗。他的孩子正好同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同班，只要同学们议论官场腐败，他的孩子就要站出来骂人，似乎只要有人讲腐败，就是讲他父亲。我不说这就是精英的堕落，但那位老同事至少也是知识分子。　　　　
　　　　二十多年来，我见过太多纯良青年最后变成庸俗自私的小官僚，也见过太多德高望重的官员最后沦为阶下囚。真是令人沮丧！有的官员，也许几天前还与我同桌吃饭，非常理解地对我说，跃文呀，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看。你放肆写，没什么可怕的。这个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作家啊！可是过后我会突然听说，这位官员因为贪污腐败被“双规”了。


第四章执念（8）

　　　　伊渡：不谈国事了，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你的长篇小说《国画》发表，半年之内再版了五次，次次脱销。现在正版《国画》已经不仅仅具有阅读意义，而且有了收藏意义。听说网上的“孔夫子旧书店”，你的一本亲笔签名书已拍卖到两千块钱以上。后来的《梅次故事》、《西州月》、《亡魂鸟》，以及你的中短篇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王跃文作品精选》等等，只要出版，都必然热销，甚至冒用你名字出版的书也走得很好，用一个词，就是“风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写得多么好，中国比我优秀的小说家比比皆是，我在湖南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家。我几乎不同作家朋友谈文学，因为我还有自知之明。我虽然曾在回答某位官员的责难时愤然作色，说自己的《国画》将是不朽的，但冷静地说，我并没有这个自信。马尔克斯把《百年孤独》寄给出版商后，生怕遭遇退稿，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出版商决定印八千册，马尔克斯不同意，还担心印多了卖不出去而丢丑。马尔克斯都有不自信的时候，我等算什么呢？读者接受我的小说，我非常感激。我的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许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在官场中的复杂，读者“于我心有戚戚焉”。有读者缘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文学成功的惟一标准。　　　　
　　　　伊渡：我觉得你的小说最擅长的是心理刻画，精微传神到既凸现人物，又氤氲气氛，还推动情节进展。我感到你的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本身就是情节，所以我斗胆为你的小说创用一个新词，即“心理情节”，只是不知那些苛刻的文学批评家们又会怎样嗤鼻而笑。　　　　
　　　　王跃文：评论家？我不打算理会有些批评家的高见，因为我看过有些批评家的大作，发现有些人根本没有读过我的小说，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没有读人家的作品而写出那么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真是辛苦他们了。特此致敬！　　　　
　　　　伊渡：文学批评也是要有良知的。有些文学批评家以为自己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要你活你死不得，要你死你活不成。殊不知如果没有作家和作品，文学批评充其量也只是屠龙之技。又好比你到一个根本就不吃饭的地方去吹嘘你的厨艺，好笑之极也。说到文学良心，有一次谈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你说：“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王跃文：我觉得，不仅仅是文学，包括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观照人类自身，有的是间接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承担，应该呈现一种真实的东西，或者说是真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来呈现。我认为，哪怕最离奇的幻想，也必然是来源于现实，呈现出真实。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哪怕稍微忠实于生活就不见容，而很多低俗甚至恶俗的东西却大行其道。　　　　
　　　　伊渡：你写作考虑读者的欣赏趣味吗？如果把你归为畅销书作家，你怎么看？　　　　
　　　　王跃文：有些真正的天才写作也许不会考虑读者，比如卡夫卡和乔依斯，他们是天纵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数作家如果在写作时考虑读者的阅读，也许会写得更好。这并不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畅销的并不全是好的，但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畅销。《红楼梦》并不因为它畅销两百多年了，就影响了它的艺术品质。　　　　
　　　　可是，有的作家一提到文学的畅销性就冒火三丈，余秋雨、韩寒、郭敬明的书发行量令有些作家愤愤不平。看到有些美女作家的书好销，也有人撑不住风度。我觉得大可不必。撇开别的东西不说，一味攻击畅销书，也是对读者的不敬重。作家写出一本读者不愿看的书，更是对读者的不敬重。未必看畅销书的读者都是没长脑子的。写作与阅读，都应有各自的自由。我并不认为所有畅销书都是好书，而是不必太认真了。就当推动了造纸业、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不妥。　　　　
　　　　伊渡：你还开始电视剧本了吧？《龙票》吗？小说《龙票》出来后，又成了畅销书。你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写电视剧本的？它与你的小说有什么相承关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创作的转型？　　　　
　　　　王跃文：《龙票》写的是晚清山西票号的故事。有人见我开始写古代题材了，立即问我的创作为什么转型了。其实，这是新闻记者们的思维模式。我写《龙票》并不具备创作转型之类的象征意义，只是偶然机缘，不必细说。《龙票》写的是古代权利场。顾名思义，官场是权力场，商场是利益场。但是，官场又是利益丰厚的所在，谁都知道，权能生利。而商人无论大小，都是需要某种权力保护的。小商小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护，流氓地痞也是一种权力；豪商巨贾则需要达官贵人的庇护，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护伞。然而，中国官场同商场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而且商最后总是输给官，没有百年不衰的红顶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可争辩的史实。只要官场权力还能寻租，就会有红顶商人出现，红顶商人的悲喜剧也就会不断上演。从近几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曝光的案例看，没有哪个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贪官紧密勾结的。同官场勾结，神话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场纠缠过深又恰恰是他们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要忙着为历史或现实下结论，相信事实是最要紧的。


第五章逍遥（1）

　　　　伊渡：可以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吗？比方你的生活习惯、写作习惯、兴趣爱好？　　　　
　　　　王跃文：人们习惯上不会关心作家这类东西，我不是娱乐明星。我的一天是从抽水马桶上开始的。这说起来有辱斯文，却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也很享受。卫生间里温馨明亮，坐垫柔软舒适。这也是我的轻松阅读时间。墙上挂着的袋子里，总有几本不论从哪页翻起，都可以随意看下去的书。有时我还沏一杯新茶带进去。马桶上品茶，真是不雅，可我喜欢。坐在卫生间，胡思乱想，信马由缰，很是受用。　　　　
　　　　伊渡：香港写歌词的黄霑你知道吧？他为了写《上海滩》主题歌，亲自跑到黄浦江去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有天，他拉肚子，坐在马桶上，一冲水，咦，有了：浪奔，浪流，江水滔滔爱恨永不休。这首歌已经是经典了。你在马桶上喝茶、看书，也算个马桶上的享乐主义者，有意思。我猜你家里卫生间里的灯光是暖调子的吧？　　　　
　　　　王跃文：橙黄色。我们家的灯都是这种颜色。我讨厌惨白凄冷的光线，带着一丝不祥之气。　　　　
　　　　伊渡：日本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专门写过一篇随笔，《阴翳礼赞》，就是赞美日本旧式厕所的，说那厕所虽与住房隔离，却有板廊相通，如厕不用担心雨淋日晒。又打扫得清洁，闻得见绿叶和青苔的气味，蹲在厕所里能听见外面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他说这厕所宜虫声、宜鸟声、宜月夜。　　　　
　　　　王跃文：真是这样，恐怕蹲在厕所里的人都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超级豪华厕所。《世说新语》里写石崇家，厕所里常有十几个美貌婢女，拿着香囊，侍列其间。厕所里还有一张绛纱帐子的大床，放着华丽柔软的被褥。一天，有客人去上厕所，刚走进去，就返身逃出来，向石崇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小心跑到你卧室里去了。石崇哈哈大笑说，那是厕所。　　　　
　　　　伊渡：那种厕所太阔气了，可不是个胡乱读书或任由你遐想的地方。其实佛教也很重视厕所环境文明的。佛经里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便利之事”的详细规定，非常人性化。本来厕所是处理污秽的地方，佛经里也把它弄得那么神圣庄严。　　　　
　　　　王跃文：庄子也说“道在屎溺”嘛。不过，再一丝不苟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慎独”的教训带到厕所里去。尤其是早晨那会儿，太金贵了。你一早刚起床，白天要去担负的担子还撂在墙角边上，窗外的市声喧嚣还没能传进耳里来，妻儿都还在安睡，你只管关上卫生间，放松身体，抿口清茶，天地悠悠，独我一人，连上帝都不忍心来打扰你。这段时光是夜晚休眠到白天劳作之间的一个柔和过渡。昨夜你也许噩梦连连，白天你也许会到处碰壁，可这会儿你是宁静的，无忧无虑，万念皆空。　　　　
　　　　伊渡：你在卫生间里通常看些什么书？　　　　
　　　　王跃文：什么都看，只要不难读，能看懂，不需要我查字典。我在卫生间读得最多的是诗词，翻到哪儿看哪儿，看得进也放得下，比如俞平白的《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金圣叹的《杜诗解》、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说来惭愧，我那一点点儿的诗词修养还多亏了每天的马桶阅读。唐突古人了。坐在马桶上默诵“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如果地下有知，真会气得“红衰翠减”了。　　　　
　　　　伊渡：欧阳修说他平生文章，打下腹稿多在“三上”：枕上，马上，厕上。看来你也颇有古风啊。　　　　
　　　　王跃文：不光古人如此，周作人也是喜欢厕上读书的。古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说，厕上一刻也应该值千金了。古人还说一日之际在于晨，应该说一日之际在于早晨的卫生间里。　　　　
　　　　伊渡：你应该从卫生间里出来了吧？然后做什么？　　　　
　　　　王跃文：洗漱早餐，再好好泡一壶茶。我喜欢喝铁观音，用紫砂壶泡。我现在用着的紫砂壶很普通，却有一段来历。杭州著名茶人寇丹老先生专门请宜兴名手为我订做此壶，上面有冠老题字：真言无价。为作家王跃文制。我很珍惜这把壶，就把它作为我的日常用壶了。我同寇丹老先生是在一家茶楼里认识的。长沙有家茶楼叫“劳止亭”，请寇丹先生讲茶道，我应邀去凑热闹。寇丹先生说起茶道非常平实，颇合我心。他说，茶人的心，就是助人的心。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我却听到心里去了，自认这悟到了茶道的真谛。　　　　
　　　　伊渡：你是由茶悟道吧？日本茶道讲究“茶禅一味”。我总觉得现在很多茶楼里的所谓茶道表演已经不是茶，更不是禅。禅是什么？直指人心，平平常常，那是衣食住行中的顿悟。茶是什么？解渴之外，身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随意，怎么享受，就怎么喝。我喝茶喝得很率性，喜欢浓、热、满。这是喝茶的大忌，可我偏偏只有这样才舒服。但无论什么喝法，茶叶一定要好。　　　　
　　　　王跃文：我对茶叶也有些挑剔。喝茶最难受的，就是你十分渴茶的时候，家里能喝的茶已经断顿儿。我家茶叶从来不缺，只是来路复杂，有些茶虽然不差，却不对我的胃口。有时找不出自己满意的茶，那种难受真像瘾君子毒瘾发作。　　　　
　　　　伊渡：有那么严重？陶渊明断酒九日，正百般煎熬，一白衣人度柳穿林，飘然携酒而至。陶渊明解了酒渴，陶然醉去，不亦乐乎。你就没有白衣人那样的朋友给你送茶叶来？　　　　
　　　　王跃文：我还真遇着了这样的朋友，他是湖南茶叶龙头企业怡清源的老总简伯华先生。简伯华自号“茗颠子”，可见他嗜茶之深，当然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