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味-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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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跃文：我还真遇着了这样的朋友，他是湖南茶叶龙头企业怡清源的老总简伯华先生。简伯华自号“茗颠子”，可见他嗜茶之深，当然更是茶叶专家。怡清源的茶叶品种很多，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野针王。　　　　
　　　　野针王生于武陵高山，本是野茶。武陵山层峦叠嶂，四季云雾缭绕，那里出产的茶叶钟灵毓秀，清出尘表，自不待言。野针王茶形平直匀齐，如群笋破土、短剑出鞘，茶味狂放芳冽，沉着悠长，森然可敬可爱而不可慢。我头次品味，心生怪念，觉得此茶应是茶中儒侠。　　　　
　　　　伊渡：你怎么能从茶味中品出侠气，而且还是儒侠？　　　　
　　　　王跃文：野针王入口有一股霸气，势如强驽，冲颅贯顶，叫人躲闪不得。野针王本属绿茶，绿茶应是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可野针王偏不是这个味道，喝了它令人血热，有振衣高岗、笑傲平生、一涤尘嚣的冲动。这茶好像还不宜细斟慢饮，须得用白瓷盅一仰而尽。当年聂政刺韩王，倘若不是饮酒，便该饮野针王。这就是野针王的侠气。　　　　
　　　　为什么说野针王不是一般的侠，而是儒侠呢？因为这茶虽带侠气，却并不粗鲁浅薄。从来绿茶以清活见佳，只是略嫌味薄。野针王却深重绵长，沉稳醇厚，雍容大气。　　　　
　　　　伊渡：你可以写篇野针王赋了。古人说，酒类侠，茶类隐。你喝茶居然喝出了侠气，且是儒侠气。　　　　
　　　　王跃文：讲到侠，嗜酒如命的陶渊明虽为大隐，身上的侠气其实是不少的，所以他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我年少时血气方刚，爱喝的是酒。喝起酒来曾有“三不论”的豪语，即所谓颜色不论深浅、度数不论高低、酒杯不论大小。人到中年，转而嗜茶，大概是因为我身上的侠气日少，而慕隐之意渐盛。　　　　
　　　　我其实是一俗人，即使嗜茶，且嗜好茶，却雅不到哪儿去。周作人说，喝茶须得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这真是雅得很了。可半日好茶，便能抵过十年实实在在胼手胝足的辛苦日子，说得也太轻松了。我有时疲倦，想起人生漫漫长途，不知何时到岸，心中颇有些畏惧。喝上一杯好茶，也许能给自己鼓鼓往前走的劲头吧。


第五章逍遥（2）

　　　　伊渡：我觉得周作人所神往的生活方式是贵族化的，这种贵族化倒并不在于物质生活怎样的奢侈豪华，而在于它的丰腴、精致和无用，在于它的安闲与优雅。你对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很认同？　　　　
　　　　王跃文：我无法优雅。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乱世，在饥饿、贫困中长大，青年时代颇有点儿匡世济民的想法，又慢慢认识到自己的确虚妄可笑。但终究不能闭目塞听，有时难免瞋目发指。我是这种心性，自然就优雅不起来了。　　　　
　　　　但我很向往清明平和的境界。优雅是一种外在的姿态风度，可以由环境熏陶和后天训练而得，无关乎内在灵魂。戈培尔下达杀人命令时正欣赏着巴赫的音乐，还不优雅？我所向往的清明平和，则是一种理性智慧的人生态度。这种境界说到底就是善于放弃，能够在滚滚红尘中毅然抽身而退。我读夏目漱石的散文随笔集《梦十夜》，从他病中杂感《浮想录》中，领略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伊渡：夏目漱石曾是极端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长篇处女作小说《我是猫》对人世的病态丑恶极尽讽刺，笔调辛辣，真叫“猫眼看人低”。　　　　
　　　　王跃文：对。他的本名是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晋书》中孙楚“漱石枕流”之语。名字是很清雅的，他的性格却阴郁、愤懑、神经质。四十岁后，他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改往日性情，慢慢变得平和清明起来，倒有点儿符合“漱石”的本意了。《浮想录》其实就是他的病中日记。他说过在病中写俳句和汉诗时的心境：“我平日迫于事务，连简便的俳句都不作，至于汉诗，因为太烦难，就更无从着手了。惟有像这般远远地打量着现实世界，杳渺的心底不见半点儿滓碍时，俳句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诗也乘兴以种种形式浮现。这样，回顾起来，那段日子实在是我平生最为幸福的一段时期。”　　　　
　　　　夏目漱石的俳句和汉诗写得怎样我无从评价，因为我实在是外行。我所能领悟到的却是他病中所写那些俳句和汉诗中蕴含的意境。　　　　
　　　　伊渡：能和我说说你的领悟吗？　　　　
　　　　王跃文：像“谛听蟋蟀声，想来已数夜”、“日日山中事，朝朝见碧山”、“伫听风声骤，落叶孰先凋”这样的诗句，只有一个“静”字在里头。现在实在是浮世，人能够真正安静下来，谈何容易。风鸣虫唱也许声声在耳，心里却听不见。　　　　
　　　　他的另一首诗：“秋风鸣万木，山雨撼高楼。病骨棱如剑，一灯青欲愁。”我很喜欢。钱穆先生曾论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两句诗，说此中有诗情画意，深入禅理，是作者的冥心妙悟，达到了无我而有我的化境。夏目漱石这首诗却是物我各各分明，又各各相安。外面世界自然风稠雨骤，我也是病骨嶙峋，但内心并无焦虑恐惧抱怨。此时青灯之下那种愁，是一种淡淡的、清如水的愁。所谓平和清明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一种“一灯青欲愁”的态度吧。　　　　
　　　　伊渡：如此说来，人生得失真不知该怎样定论。夏目漱石的大病，何尝不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上天使他在病中解脱了一直纠缠着他精神心灵的痛苦，离开浮世的挣扎奋斗，以放弃而获得内心的清明平和，身心俱清。　　　　
　　　　王跃文：我以前认为，青壮年说放弃，不是矫情，就是未老先衰，只有老人才能如此，才应该如此，才有权力如此。我现在正当壮年，倒颇羡慕起这种境界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夏目漱石，我又不知他这种平和清明的态度，是幸还是不幸了。　　　　
　　　　伊渡：不要说得那么颓唐吧。艺术家往往就是一些偏执狂、狂想症患者和幻视者。因为他们感受现实的方式与众不同，才会有那么敏锐的艺术体验。一旦回复到正常状态，也许他们的艺术天才就消失了。梵高最好的画作都是在疯癫状态中画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艺术的殉道者，让人不知是该羡慕他们的命运，还是为他们所背负的痛苦而唏嘘。　　　　
　　　　王跃文：应该说是敬畏。我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一个短篇小说，写一个画家，好像叫良秀，只爱自己的女儿，却为了画好一幅表现人在地狱之火中挣扎的画，把女儿用铁链绑在车里，活活烧死，自己却只顾入神地观察女儿在烈火焚烧中的恐惧痛苦的神态。那太恐怖了。我敬畏，却无法接受。　　　　
　　　　伊渡：芥川龙之介的这篇小说我读过，叫《地狱变》，不是画师自己把女儿绑在车上的，而是他向他的主人崛川大公请求，让他亲眼看一下人在烈火中被焚烧的模样，崛川大公就残忍地把画师自己的女儿绑在车上烧给他看了。　　　　
　　　　王跃文：艺术家总有不同类型。像梵高和良秀，我相信他们是非如此不可。艺术的超自然力量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情感，使他们成为殉道者，有时这就是一种神意。人不过是表达艺术的一个工具。　　　　
　　　　伊渡：可也有些人自以为是艺术家，艺术还没弄出什么名堂，就先做出了种种丑样子。这些伪艺术家们酗酒打架、满口粗话、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以为自己已然获得了既不对自己负责、更不为别人负责的权力。蓄上络腮胡，就以为自己是普希金。一个月不洗脸洗澡，就觉自己是嵇康、徐渭。嵇康不是说了吗？他“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又说自己“头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　　　　
　　　　王跃文：这种伪作家、伪诗人也不少。说起来我也是有些怪癖的。我穿衣最讨厌袖子过长，长过手腕就浑身不自在。小时候，我穿长袖时，总要把袖子卷起来，还非得两边卷得一般长，比了又比，拉了又拉，反复多次才放心。好像是一种强迫症。　　　　
　　　　伊渡：真的呀？现在还这样吗？　　　　
　　　　王跃文：现在好些了。可还是有些小毛病。我不喜欢胡子拉碴的样子，几乎每天都剃胡子。我平时如果用手摸着一根胡子茬，一定要想法子把它拔掉，否则食不安席，睡不安寝。经常是在夜里，临睡着了，突然摸着一根胡子茬，就全力以赴去扯。短短的胡子茬柔软、滑手，怎么也扯不出来，却又懒得起床去取剃须刀。很多次，我几乎同一根胡子茬搏斗通宵，直弄得自己气短心跳、异常烦躁。后来，我汲取教训，只要摸着根胡子茬，马上起床去取剃须刀，不然，这个晚上的睡眠就完了。　　　　
　　　　伊渡：你的睡眠一直不太好？　　　　
　　　　王跃文：这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困扰。我睡觉时，哪怕心里不想事，也不是同胡子茬搏斗，就是同枕头搏斗。枕头是永远都不如意的，我要不停地调整它的形状和角度。我不知换过多少枕头，后来找到一种灌满中药材的枕芯，也只有一段日子感觉好。我现在最怀念的是小时候在乡下睡过的荞麦壳枕头，现在好像已无处可以寻得。　　　　
　　　　伊渡：你写作上有什么癖好没有？比如马原，无论何时，哪怕大白天，写作时一定要开一盏台灯，把稿纸笼罩在光圈之下。贾平凹写作习惯好像也很怪，听说他一定要拉上黑色窗帘，还得焚香，好像一种宗教仪式。　　　　
　　　　王跃文：我没有。我可以在开着的电视机前写作，也可以拿着手提电脑到树林子里写作。很容易进入写作状态，一般来说写得也很轻松。我记得写《亡魂鸟》的时候，应朋友之邀在湘西一个小城度假。我住在山里，山上树木葱茏、清荫蔽人，山腰有个小木亭子，倾斜的亭柱子树皮斑驳，颇有古意。我每天带上电脑到亭子里去写作。那亭子又恰巧是过山行人的必经之地。山民们打着山歌呼啸而过，他们不管我，我也不管他们，各自相安。　　　　
　　　　细想起来，我可能还有种时间焦虑症。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要知道准确的时间，哪怕半夜醒来，我总是下意识地去摸枕下的手表。时间无缘无故地流逝，我为此焦虑。我总是在想，哎呀，十二点了！哎呀，一点钟了！


第五章逍遥（3）

　　　　伊渡：可见你平常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悠闲的。你为什么会如此焦虑时间的流逝？　　　　
　　　　王跃文：我想根源在于写作。我需要不停地写作，不然心里就发慌。而写作是需要时间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个毛病，他们在一块总是自己先玩着，到吃饭的时间才打电话邀我出去。吃饭之后，我嘴巴一抹，立马走人。他们该玩什么，玩什么。　　　　
　　　　伊渡：可以谈谈你的阅读吗？　　　　
　　　　王跃文：我读书真的是先天不足，都是后来恶补的。我的中小学阶段除了课本，几乎没有书读。我就读的中小学都没有图书馆。大学时我循规蹈矩，老师指定的必读书目，我都认真去读，主要是古典作家的作品、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那时，我一天到晚手捧托尔斯泰、巴尔札克，很遭同学们鄙夷，因为我显得很老土，还在看现实主义的作品。那时同学们中时髦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加缪的《鼠疫》、贝克特和卡夫卡。我很少看这些书，也觉得很心虚似的，但我确实被托尔斯泰、巴尔札克等现实主义大师迷住了。我尤其对托尔斯泰情有独钟，他对人的灵魂的探究、他表现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道德的反省，都给我很大的震撼。　　　　
　　　　伊渡：我感觉你的写作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外在形式，都有对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的传承。　　　　
　　　　王跃文：我没有自觉地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有吧。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读书多吗？你怎么选择自己读的书？　　　　
　　　　王跃文：我相信人们对书籍的选择，总是为了不断印证和加强自己的某些禀性。我们说喜欢哪一本书，往往正是因为这本书里的东西正是你内心已经有的，只是它说得更明白，境界更高。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说喜欢谁，其实是喜欢自己。我有一个朋友，最有意思了，他读周作人，就说哎呀，我和周作人好像的。他读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又说哎呀，我跟埃克絮佩里好像的。我说，反正谁好，你就像谁，你身上具有所有人的美好品质。　　　　
　　　　伊渡：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也是这样的。　　　　
　　　　王跃文：读书也是有奇遇的。张爱玲说，亘古洪荒，忽然有一日相遇，也不过是轻轻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我理解她所说的意思，就是奇遇。1988年，我因事经过湘江边的一座小城。小城很是清寂，窄窄的街道还是青石板路。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小县城一样，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我照例要去逛逛。不料在一堆特价书里发现一套1985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圣叹评点、文子生校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下册，原价5。85元，打三折，1。75元。我买下了。我与这本书的相遇，觉得就是缘分，就是奇遇。　　　　
　　　　伊渡：金圣叹是个怪人，颇倜傥不羁。据说，明亡以后，他终日静坐，以读书著述为务。他也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每次态度都极为吊儿郎当。有次补博士弟子员，以“如此则动心否乎”为题，他在文章末尾写道：“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之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连书三十九个“动”字。学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前三十九都还动，四十就不动了。子曰，四十不惑。如此解释圣贤，真是大逆不道。于是金圣叹终身与仕途无缘。他却大笑道：今日可还我自由身矣！专制的文化背景下，金圣叹能始终保持真正的思想心灵自由，真是个奇迹。　　　　
　　　　王跃文：你说得对。金圣叹正是以这样的自由精神，大笔一挥，腰斩《水浒》，自称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七十回，连楔子和原序共72卷，全书只到梁山泊好汉排完座次，卢俊义做了场噩梦为止。这一腰斩，可谓用心良苦，用意颇深。大凡好写文章的人读书，除了领悟书中深意，多半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