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7-岩松看台湾-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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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岩松：现在蒋介石先生和经国先生都在台北县，这不能叫安葬，因为没有回归故土，那你改完姓之后有没有去爷爷、父亲那儿？　　　　
　　　　蒋孝严：我都去了，我改姓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跟他们报告。然后在今年的清明节我也到奉化西口去跟列祖列宗也报告了，也到王太夫人的墓去祭拜。　　　　
　　　　白岩松：爷爷知道了之后，虽然不承认说一定要用这个姓等等，但是毕竟把族谱中的孝字给了你们，这是事实吗？　　　　
　　　　蒋孝严：这是事实，事实上我们在桂林的时候，经国先生告诉我母亲，这两个字名字是老总统取的，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他们就叫蒋孝严，就叫蒋孝慈，就是如此，而且要他带我母亲去见王太夫人，可是不幸，王太夫人被炸，日军的飞机炸奉化西口的时候遇害了。　　　　
　　　　当然这是蛮遗憾的事情。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们到万安住了两年，从万安再到贵州的同门县我大舅舅那边，我外婆带我去的。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恐惧，因为对我母亲怎么遇害的，我外婆始终认为是有问题的，也怕我们两个孩子再进一步地受到伤害，所以原来我们叫蒋孝严、蒋孝慈，就不敢用蒋字了，孝严、孝慈也不用了，就叫大毛、小毛，在学校里面就是章大毛、章小毛。　　　　
　　　　


第四部分屡次想见宋美龄而不能如愿

　　　　白岩松：这带点隐姓埋名的考虑了，因为我觉得老人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因为毕竟您母亲在您6个月大的时候突然死亡让很多人会有一种猜测，是不是由于政治的考虑、家族的考虑等等很多因素导致的？但是在您改姓和认祖归宗的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爷爷，刚才讲得已经很明白了，包括奶奶，包括继母，包括蒋家其他人的一些态度似乎都……听说你屡次要求见宋美龄女士，但是也没有成功？　　　　
　　　　蒋孝严：我见老夫人事实上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见的。那时候我已经当了“海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也相当于部级的首长。后来我在1990年担任职务的时候，国民党已经在转型，我作为“海工会”的主任到美国去访问。　　　　
　　　　白岩松：宋美龄先生……　　　　
　　　　蒋孝严：她就在纽约，她是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的主席，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去见见她老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在工作范围内，按理说我要跟她报告海外的工作如何如何。到了纽约，我会请她的办公室的人通过我们在纽约的人员报上去。　　　　
　　　　在那边等了一天没有结果，当然我也不意外，我想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只好败兴而归，就是有一点失望。到后来我又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了，“侨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你们叫侨办，我当时是侨办主任的身份。　　　　
　　　　白岩松：见面更是工作之内的事情？　　　　
　　　　蒋孝严：海外那么多侨胞欢迎我，纽约欢迎我的侨团轰轰烈烈的，整个唐人街都堵住了，车都不能进去。我走过去，他们夹道欢迎，我心想要跟老夫人报告这种情况，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又担任“外交部”的最高职务，到纽约去还是见不到。我担任党的秘书长，那更应当跟她报告情况了，我私下当然想见见我的祖母，我当然想见她，但没有办法如愿。　　　　
　　　　白岩松：换了各种各样的身份？　　　　
　　　　蒋孝严：都没有办法，我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一个机会担任这么多职务，而且我心想她站在蒋家大家长的立场来看，有个惟一能够在“政府”里面一步一步做上来的这么好的晚辈，鼓励鼓励他也好嘛，我心里这么想的，可是没有办法。　　　　
　　　　


第四部分骨肉分离，有怨无恨

　　　　白岩松：我不知道在这几十年当中，你们吃过很多苦，甚至叫大毛小毛，在新竹的时候那么艰难，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在您的心里有没有恨过、抱怨过？　　　　
　　　　蒋孝严：有过不满，我没有恨。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遭遇？我跟我弟弟也不是圣贤，我们总是有情绪的。外婆贫病交加，没钱送医院，就这么过了冬天，回来到底什么病我们都不晓得。我舅舅也因为我母亲在桂林的医院过世，对医院特别恐惧，不去医院，回来他自己就去买成药（中药），他早一点看了广告，就去买成药替外婆治病。后来我舅舅自己青光眼，也不敢到医院，一拖，两个眼睛全瞎了，就是因为桂林的事情产生了一些后遗的心理冲击。在新竹那段时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点不平，有一点不满，但还不致于恨。我想一个人总有这种天生的父子情感，这是很难去形容的，我们只是渴望得到父爱，可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尽量想办法来说服自己去理解那种客观的环境。孝慈他是比较内向的，他常常压抑，我知道他常常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晚上我听他唉声叹气。他比较内向，这个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血压很高，后来在北京出事了。　　　　
　　　　白岩松：其实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一个让大家相当惋惜的现实，因为如果从蒋家来说，从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蒋纬国先生，再下来是第三代，从经国先生的角度来说，他有五个儿子，跟方良女士育有孝文、孝武、孝勇，跟章亚若女士有您和孝慈。但是非常不幸，这五个儿子，四个儿子都不到60岁就走了，现在等于说这五个儿子当中，您一下子所要承担的使命就非常多，这是否也是您特别想把这个姓改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孝严：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坦白的说，我觉得应当要去承担责任，而不要去逃避它。我改父姓，从父姓是在蒋家最困难的时候，不是在蒋家有强烈光环的时候，我一直想让朋友们知道，我改父姓不是要从蒋家得到什么。蒋家现在从政治上说，没有人当“总统”，没有人当“主席”；在经济上面，没有任何的遗产，没有任何的财力。　　　　
　　　　我所承担的就是蒋家的责任，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在我们这代五个兄弟里面剩我一个人，如果我不承担责任，我日子可以过，我甚至可以到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做资深研究员等等，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目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我要选择比较辛苦的方式，你比方说改姓，认祖归宗，这都是十分辛苦的过程。2000年以后国民党不执政了，我还要来选“立法委员”，还选两次，台北市南区北区我都要选，这是辛苦的，我就觉得很多人他过的是生活，而没有活出生命。应该不是单单一个生活，生命也要活出来，英文就一个字Life，但是我们这个Life中国人可以翻译成生活，也可以翻译成生命，如果你选择过生活是很容易的，可一个生命的目的跟意义在哪里？你要把它彰显出来。你比如说蒋家的责任，这是我的生命里面所承担的，跟生活没有关系。　　　　
　　　　白岩松：从第一代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先生，一直延续到现在您的身上，有人也会用“蒋家王朝”这样一个概念形容。这在台湾依然会带给您一些政治遗产吗？　　　　
　　　　蒋孝严：我相信会有帮助，可是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也起了变化，可能是一个负担，也可能是一个正面的遗产，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些人的话不要去做权衡，基本上责任我要担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资产，你都要承担起来，这次我在改父姓的时候我都经过一些思考，而且我要叫我的孩子继续承担这份责任。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有一种很正确的观念，我小时候给他们观念，我说一个人不是单单赚赚钱如何如何，你对国家也要有观念，这个是我对他们的要求。　　　　
　　　　白岩松：如果过去从您的这一个蒋字再看上面的时候，看爷爷、看父亲、看祖母、看继母等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是无可奈何的、无法相见的、无法言说的一些东西，但现在您是长辈了，面对蒋家的第四代，他们怎么样？他们对您怎么样？他们对您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蒋孝严：我也不能说我是长辈，事实上我的同辈还有好几位，包括大嫂，蒋徐雷谨女士也在，最近她身体不是很好，我们也时不时有联系，偶尔打打电话，见见面，处得蛮好。还有纬国先生的孩子少刚先生我们处得也很好，还有孝勇的太太，方芝瑜女士也还在，事实上我们有段时间蛮好的，孝勇第一个叫我哥哥，他们在加拿大，我还去看他们。　　　　
　　　　白岩松：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蒋孝严：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到了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到1990年以后那段时间，政治上起了变化，就稍微有些不太相同的情况了。我对他们都蛮尊敬的。但是我们来往不是那么密切，我总有一个期盼，大家能够经常多在一起，走动走动总是比较好的。可是当然有一些社会现实，一些政治现实，一些生活上的现实，你不能去强求。　　　　
　　　　白岩松：我看介绍的时候说蒋家的第四代从商者多，从艺术者也多，比如说您的女儿等等，但是从政者没有，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孝严：也未必，他们现在从商，也未必说他们将来不能从政。我的一个孩子现在在念法律，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他到美国去之前，在政大（台湾政治大学）念外交，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外交部”，他考外交系，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考外交？你不要以为外交官很风光等等，有辛苦的一面，他说爸爸我不是要去享受外交官的生活，我只是希望真正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说好，那你就去考。考了以后，到第二年，我说你单单念外交不够，你要念法律，所以他在大学是双修，五年拿两个学位，之后很快就到美国宾大（宾州大学）去念法学硕士，他一年把它念完了，现在念法学博士，也不能排除他可能从政，我完全由他决定。我说政治是很辛苦的，但你要从政，我不反对，要从事其他的行业，也可以。一切由他们选定。外面有人说经国先生孩子现在做这做那，我也不敢确定，我相信他也是蛮尊重孩子意愿的，他只是让孩子了解政治上的困难。我从政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念大学之前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当要为中国做点事情。读到以前的历史，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外交太差了，尤其满清末年那一代，我自己来走的，没有父亲要我做或者不要我做，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第四部分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

　　　　白岩松：针对咱们这段的话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当由“章”改成了“蒋”，在目前台湾的政治环境中，包括不断变化的大局当中，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您希望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蒋孝严：我想我要继续把蒋家这块招牌擦亮，尽管客观环境是很艰苦的，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来承担的。而且在党务方面，在政治方面，为了两岸，我想我还是要尽心尽力。因为中国国民党更强调关系，渊源是很深很深的，我能够尽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我想我不会去管它，但是我会尽我的心来做一些工作。　　　　
　　　　白岩松：接下来我们要转换一下话题，有几个问题是当下最近这半年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者，谁都没有想到，突然连战先生、宋楚瑜先生接连有了大陆行，有了胡连会，有了胡宋会等等，现在又过了一段时间，您怎么评价这两个突如其来的行为给海峡两岸带来的影响，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的判断是什么？　　　　
　　　　蒋孝严：我想两位主席到大陆去访问，也有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过程。从2000年到现在，我想也不是说突然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时机、客观环境也成熟了，而且有这个需要，因为现在的台湾执政党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没有办法嘛，使不上力，在野党有这个能力，就应当做出一些贡献。开了这个门，执政党还来“悲歌”的话，民众会把这笔账算在执政党身上。能够做的，我们一定要尽力来做，所以两位主席到大陆去访问，我觉得有它的一个历史意义，也有它历史上的影响，可以看到它在持续发生影响。惟一担心的就是民进党会尽量地把这次访问变成烟火型的灿烂，就是没有一些后续力量和持续性，很风光，啪一下，但是无法兑现。所以很多事情，像水果的事情（2005年5月3日，大陆宣布将检验检疫准入的台湾水果由12种扩大到18种，并对10余种台湾水果实行零关税措施，迎接台湾水果进入大陆）等等，这本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情，他就设障碍。“三通”的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念。现在到大陆去的人越多，越会觉得民进党这样的政策有点不可思议，要绕过香港、澳门，再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台湾！我最近还到武汉去，一到香港，我的心里就嘀咕，还在候机室，大家一起嘀咕。　　　　
　　　　白岩松：我们这回也有了切身的感受了，在2003年的时候也单向完成了。但是今年大家仿佛感觉变化很大，因为是双向的，都有了很多很多具有历史性的第一次，接下来人们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需要是永远不会满足和停下追求脚步的，接下来清明、中秋能不能变成常态化的包机，您乐观吗？　　　　
　　　　蒋孝严：我现在是主张包机要常态化，不单单是春节、端午、中秋，因为事实上端午、中秋，大陆台商假期不长。　　　　
　　　　白岩松：现在正在呼吁这两个日子设假期呢，也许有可能。　　　　
　　　　蒋孝严：现在主要是春节、“五一”跟“十一”，那边放假跟台湾对不上来，这边也没有假期，他们回来家人又在上班，所以我主张把包机常态化，常态化就是定期化，我已经有一个提案了，现今已经有99个“立法委员”联署了，待会儿我可以给你一个版本，名单也可以给你，就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包机。每个礼拜的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包机，这就方便了，我们300多万人次到大陆去，周末是常常出去的人多，如果不能每天就先从周末开始，礼拜五36班，礼拜六36班，这就常态化了，这不需要航签。　　　　
　　　　白岩松：可能性有多大？　　　　
　　　　蒋孝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