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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红楼十二层-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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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六回写刘姥姥求告，标题诗云：“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王夫人说：“他们今儿既来了，瞧瞧我们，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简慢了他。”“甲戌本”旁批：“穷亲戚来看是好意思，余又自石头记中见了；叹叹！”又旁批：“王夫人数语令余几□哭出！”后凤姐说：“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旁批：“点不待上门就该有照应数语，此亦于《石头记》再见话头。”后云：“怎好叫你空回去。”旁批：“也是《石头记》再见了，叹叹！”下文写刘姥姥心情，两批：“可怜可叹！”皆非无的放矢语可知。敦诚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说得尤为明白。
我读“脂批”
我读“脂批”，当下悟得是一女流声口，其有一二处不似处，则旧批混入，或脂砚明言之“诸公”之批而未忍全弃者，安得以此而疑其非女而是男哉。人贵能有识，尤贵能相赏——庄子谓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我则曰：既云“之外”，正见其本来不同一也。九方皋不论骊黄，可也；若乃不辨牝牡，则龙驹凤雏，由何而生？雪芹之书，先言“红妆”“绛袖”，岂其“脂粉英雄”可以以“须眉浊物”代之乎？论事宜通达情理，实事求是；何必弄左性，强作梗，而致一无是处乎？
脂砚称“石兄”，唤“玉兄”。石兄，作者也。玉兄，怡红也。有别乎？若有别，何以皆“兄”之而无分？况书已明言玉即石化。何所别？何必别？脂砚声口，亲切如闻。
我读“脂批”，被她感动——感动的是：她时时处处，如彼其关切玉兄，如彼其体贴玉兄，如彼其爱护玉兄——为之辨，为之解，为之筹，为之计，为之代言，为之调停……其无微不至，全是肺腑真情一片，略无渣滓。嗟嗟！人间哪得有此闺中知己，有此护法，有此大慈大悲菩萨，有此至仁至义侠士？雪芹有此，复何恨之有。
惟其脂砚是湘云，故一切合符对榫。比如设想：批书的是黛玉，夫黛玉有此等意气豪迈、声口爽朗的“表现”否？人各不同，混淆是糊涂人的事，于芹、脂何涉？
脂砚对雪芹的情，方是以身心以之，性命以之，无保留，无吝惜——亦无犹豫迟疑，只因她最理解玉兄，无所用其盘算思量也。
呜呼，雪芹不朽，脂砚永存。同其伟大，岂虚夸可得而侥幸者哉。
读芹书而不知读“脂批”，其人永世与《红楼》无缘，亦与中华文化艺术无多会心可表，盖既昧于文，又钝于情，何必强作他她二人的焚琴（芹）煮鹤（湘）者，荼毒中华仅剩的一部精华，一部可读六经的“第七经”乎！
诗曰：
我读脂批可忘餐，是中百味富波澜。
真情至性兼奇语，心轩红妆李易安。
第四部分第七层 《红楼》脂砚（6）
脂砚斋与《红楼梦》
传世《石头记》旧抄，“甲戌本”卷首曾言“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之语，其书已正式题名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多次重读重评，逐次书写在原先旧本书上，而带有纪年署名之批，皆在眉上。乾隆己卯年又有一部《石头记》清抄本继前“甲戌本”竣工，回数较前更多了一些。尤为重要者，自甲戌即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至本年始有纪年己卯而署名脂砚的朱批，存于册内。
脂砚读《石头记》，与吾人今日有异有同：有“异”者，与作者同时同历过书中情事，也深知雪芹独特文心笔致，别有赏会，不同泛泛一般；而“同”者则是任其知彼，也难一读全解，也还是读一遍有一遍的新体会。再者，初评时显然手中只有前半部分书文，并非已览全豹，成竹在胸。此也可证雪芹的书不是那么十分易读易晓的浅薄俗作，必须反复寻绎玩味，方可渐入其所设的佳境。
第六回标题诗一首，写道是：“风流真假一般看，借贷亲疏触眼酸。总是幻情无了处，银灯挑尽泪漫漫。”
这恐怕也正是独夜批书时的情景。但是，曰银灯挑尽，泪墨交流，这是何等身份之人的口吻？很显然，此是一位女子的声口。
然则脂砚莫非是一女流吗？这事不假，藏脂砚，用脂砚，号脂砚的，本来就是闺阁词义，无待多考。脂砚其人，隐名讳姓，不欲以真情面世，她为协助雪芹抄整书文，批点胜义，常常是独自一人，冬宵夜作，一盏银灯，伴之流泪。她不但极赏雪芹之文，而且极惜雪芹之人。她面对着雪芹的书稿，一种深怜至惜、爱慕护持的至情，即如是寥寥数语之间流露抒发，阅之令人感动至深，这真不是随常可见的一般世俗文字，也不同于“评点派”的旧套陈言，而且这位批家的女性情态的特色，也入目如绘其形，如闻其泣。脂砚有深情，有豪气，文字不甚考究，一味信手率性而言，赏会雪芹的文心才气，抉发书稿的密意真情，时有警策之语，骇俗之义。她是雪芹的闺阁知音，迥异于须眉诗酒之俦，世路尘缘之客。她与雪芹另是一种至亲至密的因缘关系。
当她批阅到雪芹写出“还泪”一段话题时，便于书眉上写道：“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当她批阅至第三回宝玉“摔玉”时，便又提笔写道：“我也心疼，岂独颦颦。”“他天生带来的美玉，他自己不爱惜，遇知己替他爱惜，连我看书的人，也着实心疼不了。不觉背人一哭，以谢作者。”试看她对作者雪芹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切真挚。她对雪芹怀着一腔感激之忱，而且，此情此意，复不欲人知人见，因而只能“背人一哭”，则其心情处境又是何等的不同于一般身份——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友好，都不会与此相同相类。
此批书人脂砚，口称书中人为宝玉知己，实则她本人方是雪芹的真知己。雪芹在千苦万难中能坚持将《石头记》写下去，大约只有她一人是他的精神支撑者与工作协助者。到了后来，雪芹甚至已将开始著书的主题对象逐渐改变，成为此书不但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脂砚对书的真情，也要写完——说后半部书乃是为脂砚而写，也无不可，或更符合实际。当雪芹不在家时，脂砚便于冬夜为之整抄，为之编次，为之核对，为之批注。雪芹是个狂放不羁之才士，下笔如神，草书难认，加以干扰阻断，其书稿之凌乱残损，种种不清不齐之处，全赖她一手细为爬梳调理，其零碎的缺字断句而关系不甚重大的，甚至要她随手补缀，不敢妄补的，注明“俟雪芹”。全书最后定名为《石头记》，也出自她主张，此非小事。而且问世时又定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则益见此位女批家对整个创作完成的贡献是如何大了。
作者的知己，书稿的功臣，小说评点史上的大手笔，中国妇女文学家的豪杰英才——佚名失姓的脂砚，信乎应与雪芹携手同行而焕映千秋，其意义将随历史演进而日益光显。
诗曰：
笔下呼兄声若闻，
一年知己总关君。
砚脂入砚留芳渍，
研泪成朱谢雪芹。
脂砚实为一位女子，应即书中史湘云之“原型”。“湘云”乃李煦、李鼎家遭祸后经历了难言的折磨屈辱，暗助雪芹著书。她身属“贱籍”，为世路所鄙视，孀居后与雪芹的旧缘不解，相互遥通声息或形迹往来，也大遭俗论的嘲骂（如“淫奔”等等之言）。最后芹、脂不顾非议，结为夫妇，隐迹山村，相依为命，以至于生离之后又逢死别。脂砚于批语中曾因英莲的命运而感叹“生不逢时，遇又非偶”，八个字道尽了她自己的身世。
脂砚己卯批书时，雪芹何在？是与脂砚挑灯对坐？抑或不在一处，作者稿出抄齐，而批者别在他处为之评注？在《石头记》写到省亲建园之前夕，借赵嬷嬷之口提起当日“太祖皇帝仿舜巡”时说出一番大道理：谁也没那财力，“银子成了土泥”，无非耗费官帑，去“买那虚热闹”！脂砚在第十六回“甲戌本”回前总评写道：“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此正因脂砚批书时又见“今上”南巡而追溯昔时之“感”中种下“罪”由祸根的深心痛语。冬夜寒宵，挑灯濡墨，面对雪芹之书文，忽涕忽笑，感慨不胜，朱墨齐下——此正雪芹已离京师南游，而脂砚孤守索居、深念作者，遂以笔代语，既是与读者对话，又似与作者共识之真情，纸上可寻。
诗曰：
南游踪迹事如何？
挑尽银灯感喟多。
脂墨亦如真血泪，
锦心绣口共研磨。
在雪芹已佚原稿中，结尾是宝玉、湘云经历难言的苦难，至沦为乞丐——湘云也做过女奴佣妇，最后终得重逢，结为劫后夫妻。
此殆即现实中雪芹与脂砚的悲欢离合的一种艺术写照。
第四部分第八层 《红楼》探佚（1）
何为“探佚”？这是想要真读懂《红楼》原著的一门特殊而重要的新学问。因为原著一百零八回只流传下来八十回（核实了只有七十六回可信为雪芹真笔），其后“三十回”书已遭毁坏不存。现行一百二十回是“假全”本，是乾隆、和奈幕跄薄⒄纹郑耆鄹牧搜┣鄣乃枷刖辰纭缃裰荒芤浴疤截А钡亩捞胤椒ǎ赐瓶荚竞蟛康拇笾虑榭觯酝蓟指囱┣鄣谋纠凑嫦唷！ �
诗曰：
探佚初兴识者希，犹多苦为篡本迷。
灵心慧性能相契，岂是标新与好奇。
《〈石头记〉探佚》序言
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石头记〉探佚》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
研究《红楼梦》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探佚》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我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
要问探佚的道理何在，请循其本，当先问“红学”的意义何在。
“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红学”因何产生？只因《红楼梦》这部空前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们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来破除假象，显示真形。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了解此一层要义，自然不会懂得“红学”的重要性，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艰巨性。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红楼》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的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以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己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的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当拙著《新证》出增订版时，第一部奉与杨霁云先生请正，他是鲁迅先生当年研究小说时为之提供《红楼》资料的老专家，他读了增订本后说：“你对‘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贡献很大，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是你推考八十回后的那些文章。”这是可以给人作深长思的——不是说我做得如何，而是说这种工作在有识者看来才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
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续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究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平时与青年“红友”们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探佚。不识面的通讯友，遍于天下，他们有的专门写信谆谆告语：“您得把八十回后的工作完成，否则您数十年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他们的这种有力的语言心意，说明他们对此事的感受是多强烈，他们多么有见识，岂能不为之深深感动？通讯友中也有专门的探佚人材，他们各有极好的见解。最近时期又“认识”（还是通讯）了梁归智同志。当时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上的卓异之材，他把探佚的成果给我看，使我十分高兴。他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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