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2-红楼十二层-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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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才是真正的“金玉姻缘”，即湘有金麟，宝有玉佩。（那薛家的“金锁”确实是个伪品。）　　　　
　　　　由此又可见，贾芸的作用是如何的巨大和要紧，但这已佚出了芸、红的“爱情故事”，留待异日再讲可也。　　　　
　　　　为“情”定义　　　　
　　　　我好琢磨事儿，想其间的道理，虽非“思想家”，倒也好发谬论，惹人窃笑。这些思路想法不足为训，然既是“自我介绍”，就该如实陈述，有善不必顾虑自诩夸扬，有过莫加粉饰回避。　　　　
　　　　我的“思想方法”不喜欢机械割裂，甲乙对立的理论古人的办法，以为那是没能真懂人家的意思、未能“感通”的毛病。　　　　
　　　　这是不是“折衷主义”？或者主张好坏善恶是非正误都可不分，全无所谓？那又并非我之本意。不是要泯灭区分差异，不是要“和稀泥”。我想的是人们历来常常论到的一个“情”与“理”的对立问题。　　　　
　　　　人们送我一顶高帽叫“红学家”，我有了理由可以顺水推舟——就拿《红楼梦》作例来比喻拙见。　　　　
　　　　依我看来，曹雪芹这个人怪就怪在他的“思想方法”。比如：　　　　
　　　　石、玉、人，三物本是不同的，而在他看来，可以互通，可以转化——通与化有一基本因子，就是“灵”与“情”。故曰“大旨谈情”“灵性已通”。故而石变为玉，玉化为人，本质有了共同的东西（性情，功能，作用，意义……）。　　　　
　　　　“石——玉——人”，这个“公式”甚至让我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曹雪芹是“东方达尔文”，也有他独创的“进化论”。　　　　
　　　　雪芹公子不但不把“物”与“人”对立起来，还把“正”与“邪”调节了一回，生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离经叛道的“怪论”：即他所写的一百零八位异样女子都是“正邪两赋而来”的奇才异质，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　　　　
　　　　这有没有价值？中国思想史的大著中列过这么一章一节的专论吗？讲“红学”讲了一百年二百年，不讲这个根本大题，那“红学”又是干什么？有它存在的必要吗？


第一部分第二层　《红楼》本旨（6）

　　　　多年以来，“家”们说了：曹雪芹的伟大就在于以“情”反“理”——故一个“叛逆者”（古代革命家也），云云。这种见解“古已有之”，至晚到“诠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已经大畅斯风了。　　　　
　　　　众口一词——就全对了吗？其实，雪芹的书中从来未尝反“理”。咱们先从“情”讲起。　　　　
　　　　“情”是什么？怎么“界定”？我的办法与词典不同，我曾说过：精，米之最佳成分也；晴，气候之最佳境界也；清，水之最佳状态也；菁，草之美也；倩，人之美也；请，语之礼也；靓，妆之好也……如此可见，“仓颉造字”，中有至理，循律以推，则可知：情，心之最高功能与境地也。　　　　
　　　　故人必有情，情之有无、多寡、深浅、荡垫……可定其人的品格高下。这儿就发生了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中华文化儒道释三大家，他们对“情”怎么看待和“处置”？　　　　
　　　　释迦牟尼，其人有情乎？无情乎？记得有一副对联，道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说得最好不过了。佛若无情，不会去受千辛万苦，只为了一个普度众生。众生都要普度，他心方安，难道世上还有比这更多情的人吗？　　　　
　　　　先师顾随先生讲一故事：玄奘大法师苦住天竺国十七年，一次忽见到中土传来的一把扇子，因而感伤而生了一场病。有人便讥讽说：“好一个多情的和尚！”顾随先生说：玄奘上人不多情，他会远涉万里，去国十七年而苦求真经（也是为了度人）吗？　　　　
　　　　正好，在佛经上“众生”一词或译“诸有情”，在中华古汉语，人也叫“含生”“含灵”。这就充分表明：有感情有灵性的，才能叫人，方够一个“生”字。　　　　
　　　　释迦牟尼遭遇的极大悲剧就是“情极之毒”（脂砚斋评贾宝玉），他为众生离苦，寻不到一个办法，最终认为“情”是一切苦恼的本根，离苦必须绝情断情！　　　　
　　　　儒们不大讲“情”，只讲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其实是把“情”伦理化、道德化——即人际关系制约化了。其实呢，一个真孝子，全是一片真情体贴父母的言谈行止。如果只凭的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概念”，一个“孝”字教条训话，他绝对成不了一个名实相符的“孝”者。此理最为重要，可惜人们却常常弄迷糊了。　　　　
　　　　所以，《长生殿》开头就大笔点睛，说是“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传概》《满江红》）。而“戚序本”《石头记》第三十六回回前题诗中也恰有“画蔷亦自非容易，解得臣忠子也良”，正谓此也。　　　　
　　　　见了此等历史语言，如只知“批判封建思想”而不悟中华古代人的情感实质，那就什么文学艺术也难多讲了。　　　　
　　　　道家呢？虽说是“太上绝情”，“至人无梦”，讲“涤除玄鉴（心）”，摒除杂思，一心守静，似乎无情了；可是“濠上”之游，庄、惠二人互辩“乐哉鱼乎”，知鱼之乐，非情而何？看来，古今大哲人，大智慧，无不为“情”的问题而大费周折，尽管貌似不同，实则“其致一也”。　　　　
　　　　说到此处，再看雪芹公子才人，就见出他的“大旨谈情”的见解主张，是非同小可了。　　　　
　　　　宝玉（雪芹的化身或幻相）的最大特点是“情不情”——以“情”心来对待那一切无情、不情之人、物、事、境。　　　　
　　　　他自幼率性任情，故有“狂痴”之罪名；但他最讲道理，故最能体贴他人——此即“理”也。比如，他心怜平儿，欲稍尽心意，却知她是兄长房中之人，亦嫂级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任情。比如她在嫂嫂凤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为尽一礼，然又服膺书童茗烟之言，尽礼之后，还须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贺贤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举一可以反三，书中类此者，在在昭然，无俟枚举。　　　　
　　　　是故，雪芹未尝将“情”、“理”绝对化起来，敌对起来，势不两立起来。说《红楼》是一部“反理教”的书，岂其然耶？　　　　
　　　　孔孟等圣贤，出于治国安民的好心，把“情”伦理道德化了。雪芹则是：在伦理、社会关系上，承认“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独处自便之境中，即将“情”诗化起来，艺术化起来。两者并不构成绝对矛盾冲突，甚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情，即“天”是也。理，即“人”是也。情与理谐，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与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颇与雪芹有相近相通之处。是以我说我不喜欢把事理人情割裂两截，制造人为的对立的那种识见主张。　　　　
　　　　我们中华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语从未废弃“情理”一词，相反，一直尊奉运用。宝玉不乐于高冠礼服地贺喜吊丧的纯“表演性”俗礼，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绝不可以举此以为“反理”之证。宝玉不喜功名禄位，也只因其间只有官气，而无真情——他特重者是一个“真”字。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对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俗世伪装，是作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爱《红楼》，全在于此。什么“爱情悲剧”，什么“婚姻不自由”，还有“反封建”“叛逆者”等等识见，那是另一回事，与在下的“思路与想法”，关系就很小了。　　　　
　　　　诗曰：　　　　
　　　　后贤难议议前贤，“情”“理”相逢仇对煎。　　　　
　　　　细究中华文化史，天人合一否耶然？　　　　
　　　　“情榜”　　　　
　　　　在雪芹已写出的书稿中，原有一张“情榜”，应是全书的结束——这是明清小说的一种传统形式（如《封神演义》有封神榜，《水浒传》有忠义榜，《儒林外史》有幽榜，《镜花缘》有女科金榜）。这个“榜”之存在，有何根据？曰：有脂砚之批为证。一次是说估量正、副钗等的名姓、数目；又一次是说宝玉虽历经各种“警教”、“觉悟”，而终不能跳出“情榜”。　　　　
　　　　这就不是单文孤证，不是想像之词。　　　　
　　　　“情榜”者，列出了全体诸钗名单，每个人名下给予一个“考语”（相当于今之“总结鉴定”），上字一律是“情”，下字配以各人的“特征”。　　　　
　　　　黛玉是“情情”，金钏是“情烈”，晴雯是“情屈”……极少几个略可推知，大部分已无从臆拟。最奇者，宝玉非“钗”，却为群钗之“贯”（或作“冠”），所以倒能高居榜首。其他“浊物”，另有“男榜”，不相混杂。此外还有“外榜”，大约是张金哥、周瑞女儿、刘姥姥之外孙女青儿、卜世仁女儿银姐儿、倪二之女儿、农女二丫头、袭人之姨姊妹等等与贾府并无直接往来、居住关系的女儿们。　　　　
　　　　男榜、外榜，也许都是十二名？不敢说一定。


第一部分第二层　《红楼》本旨（7）

　　　　正钗、副钗、再副、三副……以至八副为止，共为“九品”，仍是古代品第人物的传统。“十二”表女性（十二为偶数、阴数之最大代表），“九”表众多（九为奇数、阳数之最大代表），故十二乘九等于一百零八。一百零八是“情榜”的总数。　　　　
　　　　为什么非要一百零八？是专为和《水浒传》唱对台戏——你写一百零八条绿林好汉，我写一百零八位脂粉英雄（秦可卿语）。　　　　
　　　　这就是雪芹作书的用意、目标，也是艺术构思和审美规范。　　　　
　　　　每人给一个“情×”的定品考语，是从明代冯梦龙学来的，冯是个小说大专家，搜编甚富，著有一书曰《情史》，又名《情天宝鉴》。这就是“情榜”所仿照的“范本”，因为那书里正是把古来写“情”的故事分了细目，标为“情贞”、“情缘”、“情私”……　　　　
　　　　“情”，自六朝人方特重此字此义。昭明太子编《文选》，创立了“情赋”这一类目。“太上忘情，下愚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已正是六朝王、谢名族一辈人的思想和言词。　　　　
　　　　书圣王右军《兰亭集序》说：“一觞一咏，亦可以畅叙幽情。”又云：“及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雪芹：“大旨谈情。”　　　　
　　　　妙玉续中秋联句诗：“有兴悲何继？无愁意岂烦。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　　　　
　　　　《红楼梦曲》的煞尾一支：“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　　　　
　　　　空空道人“抄传”了《石头记》，竟改题为《情僧录》——自名“情僧”。　　　　
　　　　“情僧”——又一千古首创奇文！　　　　
　　　　“情僧”是谁？　　　　
　　　　所以，宝玉终究跳不出“情榜”。他生死忠于“情”，是谓“情圣”。　　　　
　　　　一部“冤”书　　　　
　　　　《红楼梦》有多层多面义，历史的，哲思的，文学艺术的，道德的，性情的，灵慧的……也有社会的，政治的。综论另是一回事，单论作好了却也是综论的基础，然而也有其“本体性”，可以独自成一规格范畴。如今想讲的，是《石头记》全书中所隐含的一个“冤”字。　　　　
　　　　讲“冤”义似乎是个单论了，然而不然，“冤”在《红楼》本身又是多层多面的。所谓“一言难尽”，是句实话。　　　　
　　　　雪芹的家世是个政治大冤案。他本人是个不为人知解的冤人。他的书被人横加篡改割续，是一桩千古奇冤。他书中的人物——主要在一群女儿的为人和命运上，都没离开这个可歌可泣、可骇可愕的“冤”字。　　　　
　　　　石头是开卷“楔子”的角色，它被遗弃不用，是冤字之始。甄士隐无端遭火，一贫如洗，受岳父的白眼和蒙骗，是个冤士。娇杏不过听说贾雨村这寄身破庙的寒儒，不觉望了他两眼，遂让贾雨村认为“有意于他”，是个冤婢。冯渊与英莲，本身即“逢冤”“应怜”，不必再说了。全书以冤起，以冤终——现存“八十回本”本来以晴雯结，这就是以冤结的明证。　　　　
　　　　如此可悟：书中众女群芳，无一不冤。所冤虽各个自异，而都为含冤受枉之人，则分明可按——虽然有显有隐，有巨有细，有直有曲，其为冤者，总归一揆。　　　　
　　　　看看这些女儿的“总领衔”（脂砚所谓“群芳”之冠）宝玉，一生受的是“世人诽谤”（《西江月》）和“百口嘲谤”（警幻评语），受谤者即遭冤者。宝玉乃是世上第一大冤人。　　　　
　　　　再看“十二钗”之首元春的“判词”之第一句，就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是非不可混，然二十年一直在混，在辨——辨了没有？还不得而详。这岂不是诸钗之首的一大冤案？　　　　
　　　　迎春屈死。探春因“庶出”而遭歧视。惜春似无冤，而迫于家势，缁衣出世，亦是一种屈枉。　　　　
　　　　凤姐一生独支大厦，心力俱瘁，只因犯过而被休，尽屈辱诬枉——成为众矢之的，“诸罪所归”，那报应是不公平的。　　　　
　　　　湘云沦为佣乞，巧姐落于烟花，妙玉为世同嫌愈妒，可知被屈的下场最为惨痛。　　　　
　　　　“正钗”之外，诸“副”也是各有冤屈。如平儿，如鸳鸯，如金钏，如彩云……事迹般般，都是无辜受害之好女子。鸳鸯被诬为与贾琏有“私”，彩云（或作彩霞）受疑与宝玉“相好”……　　　　
　　　　林黛玉之死，依拙意是与赵姨娘诬陷她与宝玉有“不才”之事紧密相关。　　　　
　　　　这儿，就剩宝钗与袭人，这二位贤女久受评者贬骂，其冤又在何处？且听一解：一般人的理解是宝钗“害”黛玉，袭人“害”晴雯，两人阳贤而阴险，众皆恶而斥之，不遗余力。假如这样，则雪芹的书就立刻变了味，不再是“千红一哭”，而是一半“红”哭；另一半“红”害了别人洋洋得意而自满自“笑”了。这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极其重大的研《红》问题。　　　　
　　　　我以为，雪芹的书若只是此一涵义，那就太俗气了，也就谈不上什么“伟大”了，雪芹的“女儿观”与精神境界也就降低到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