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联合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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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1540年，葡萄牙人雅芒·托图将一对人造翅膀绑在自己的背上，再次向太空冲击，结果受重伤去世。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拔地而起，经历了73秒钟的短暂飞行后，蓦然变成羊角状的Y字型烟云，在无数观众焦灼的目光中化成无数碎片。　　　　
　　　　人类要实现腾飞之梦是异常艰难的，一个国家要实现腾飞之梦更是难上加难。　　　　
　　　　回想起1958年的大跃进，人们无不责怪当年国人不讲科学、不切实际的狂热，但这股狂热的后面是几亿中国人渴望中国迅速发展强大的热切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们不惜砸锅卖铁，放弃地里待收的庄稼，到山上去砍树拾柴，期望为国家的腾飞助上一臂之力。　　　　
　　　　中国人的大跃进努力像万虎、托图和挑战者号征服太空的努力一样失败了。我们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了惨痛的教训。但中国人的腾飞之梦并没有破灭，这股欲作鲲鹏展翅、搏云腾飞的精神，一直保持在中国人的心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便开始走上了腾飞之路。　　　　
　　　　据海关总署统计，2004年底，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经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世界贸易排名升至全球第三位。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一。　　　　
　　　　但是，崛起的路不会是平坦的。中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封杀。在看到连续十年的高速增长时，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精辟地说道：“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　　　　
　　　　中国要腾飞，不仅要克服来自内部的种种困难，也会遇到来自外部的重重阻力。　　　　
　　　　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施君玉的文章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牵动国际格局的变化，引起其他大国的警觉，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实施遏制是一种本能的应对战略。自然会有人利用民主、人权、西藏等政治手段向中国施压，为中国制造不稳定，在中国周边搞战略包围圈，引诱中国搞军备竞赛，消耗中国实力，在纺织品和汇率方面找中国的麻烦，迟滞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国发出军事威胁，这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最近，一位在美国颇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发表了《美国将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才是更可怕的敌人，美国应做好与中国作战的准备。美国国防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言之凿凿地宣称，中国将在2007~2008年对台湾动武，中美将有一战，好像中国的两岸政策不是出自中国政府，而出自美国的国防部。　　　　
　　　　同时，美国国防部《2004年中国军力报告》的起草人也宣称，战国时代越王勾践“韬光养晦”，最后灭了吴王夫差。如果今天不遏制中国，30年后，美国也会像吴王夫差一样完蛋。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人终将认识到，围堵，就像是鲧治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失败。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22年的封锁和围堵，结果一夕决口。今天，再想围堵中国、阻挡中国的发展、让中国永远弱下去、分裂下去，其图谋更不可能得逞。我们深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必将冲破一切藩篱，腾飞于世界。　　　　
　　　　在联合国的大楼里有多少中国人？在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里有多少中国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自１９７１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派遣国际职员。通过中国政府渠道推荐给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有500多人，此外，在联合国内还有许多直接应聘的华侨、华人。在上述人员中，有的担任过副秘书长职务，有的担任司长、处长，也有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胡世泽

　　　　1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　　　　
　　　　（1）胡世泽　　　　
　　　　胡世泽是浙江吴兴人，1894年出生于外交世家，其父胡惟德，曾任袁世凯政府外长、摄政等要职。胡世泽跟随父亲长期生活海外，曾在中华民国外交部任秘书、科长，1932~1942年间任驻瑞士公使兼驻国联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1942年回国任外交部次长。1944年，国民党政府派胡世泽为英美中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代表。中美英开罗会议前，蒋介石派胡世泽等人先行到开罗与美、英方面联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并为蒋介石布置警卫工作。　　　　
　　　　1945年，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其个人代表，与蒋经国一道赴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胡世泽作为外交部次长随行。　　　　
　　　　在旧金山会议上，胡世泽建议实行国际托管制度，被联合国采纳，并导致托管部的建立。1946年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主管联合国托管及非殖民化事务。后任负责会议事务的副秘书长。胡世泽是一位才子，通晓联合国6种语言中的5种，此外还懂德文，这在联合国秘书处里是绝无仅有的。胡世泽在联合国任职时间很长，从1946年直到1971年共26年，且十分活跃。　　　　
　　　　胡世泽性格开朗、精力旺盛，喜欢应对艰巨任务和挑战，外交能力很强，工作异常出色，而且性格开朗、率性，当工作有出色表现时会像孩子一样地沾沾自喜。　　　　
　　　　巴勒斯坦分治之前，巴以两族出现严重对立和冲突，胡世泽出任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委会特使，赴巴勒斯坦斡旋，最终促成巴以分治和以色列建国。胡世泽的女儿胡永宁在文章中写道，在胡世泽三人小组赴巴勒斯坦时，巴以矛盾尖锐，问题十分复杂。当时的巴勒斯坦有四种前景：建立一个完全的巴勒斯坦国、完全的犹太国、双民族国家、分治。胡世泽在这一矛盾错综复杂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出路，被看作是其外交生涯上的一大贡献。　　　　
　　　　胡世泽相貌平平，这或许是“其貌不扬”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法。有一次在巴黎歌剧院看戏，身旁的两位巴黎女士用俄语说：那个东方男子长得真丑。幕间在过道上，他走到两位女士前用俄文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谈到那个东方男子可能外表不好看，但心是非常纯美的。”两位女士感到十分尴尬。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要他立刻辞职返台。胡离开联合国后没有回台湾，1972年在纽约逝世。此前他身体一直很好，但离职后其身体和精神一下就垮了下来。胡世泽去世后，联合国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联合国的要员和各国使节出席，包括他的同僚、前辈，还有已至耄耋之年的顾维钧，已身患癌症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德奎利亚尔的特别代表，但台湾方面却没来一个人。故若人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唐明照

　　　　（2）唐明照　　　　
　　　　上个世纪70年代，唐明照、唐闻声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各种报刊上。唐明照是1971年以来第一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唐闻生则是他的女儿。　　　　
　　　　唐明照是广东人，1910年生。少年时代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完小学和初中。1927年回国，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30年考入清华政治系，与乔冠华、章汉夫、章文晋、齐怀远、冀朝铸、熊向晖等都是清华校友。“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唐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赴美国留学，入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转入美共。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共曾加强对外宣传，组织人力在美国翻译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唐明照参与了翻译工作。抗战初期，唐明照不断在报上著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华侨团结起来，声援祖国抗战。1940年，参与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出任第一任社长、总编辑。1941年参加美国政府纽约新闻处工作，任翻译。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躲避麦卡锡主义迫害，唐明照携夫人和子女回到中国，历任外交部专员、抗美援朝总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联部局长、副秘书长。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1972～1979年，唐明照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联合国政治事务、非殖民化、托管地工作。　　　　
　　　　唐明照的夫人张希先是燕京大学“最漂亮的姑娘”，他们的女儿唐闻生随父母回到中国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因成绩优秀而两次跳级。后被周恩来选中，成为继冀朝铸之后的中国第一高级翻译，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作翻译。　　　　
　　　　1979年，唐明照结束副秘书长的任期回国，任中联部顾问、南开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10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3）毕季龙　　　　
　　　　熟悉毕季龙的人都称他为老毕。老毕是江苏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我进外交部见到毕老先生时，他已经近70岁了。按习惯，应该称他毕老。　　　　
　　　　毕季龙193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财政系，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科员、资源委员会专员，后来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位。在美期间，毕季龙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驻美物资供应处稽核主任、中国轮船公司驻纽约会计主任等职。毕季龙于1950年回国，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毕季龙赴板门店参加谈判工作。从朝鲜回来后，毕季龙任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员、新闻司专员、副司长、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　　　　
　　　　1979年，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初到技合部时，这个部成立尚不到一年，毕季龙白手起家，与同事们共同努力，很快将技合部建设成联合国一个作用显著、备受重视的部门。它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派出大量专家和顾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技术人才，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欢迎。　　　　
　　　　毕季龙访问过亚、非、拉许多国家，足迹遍及全世界，由此得以结识成千上万的各界朋友。进入80年代后，发达国家捐款减少，一些援助项目被迫取消，技合部也被迫减员。　　　　
　　　　毕季龙与夫人胡济邦被外交界誉为“最美好的一对”。胡济邦是著名记者、外交家，1935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通晓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语。二战期间前往苏联，是中国当时仅有的欧洲战场的战地记者，被赞为“中国前往苏联的首位杰出女性”。她参加了战时及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重要国际会议，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丘吉尔、戴高乐、铁托、卡达尔等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外交部的筹建工作，为将军大使的夫人作外交礼仪培训。1956年调《人民日报》任记者，曾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胡济邦也到美国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1985年，毕老结束副秘书长的任期回国，担任中国联合国协会首任会长，现已退休。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谢启美

　　　　（4）谢启美　　　　
　　　　人们对他的称呼很多，老谢、谢大使等等，我则习惯称他为谢司长，因为刚入外交部，处长老江带我去见司领导，第一个向我介绍的就是谢司长，以后每次见面就称他为谢司长。谢启美是一位很谦和的人。有一天老江外出开会，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有外单位的同事打电话来问台湾要求参与某项联合国机构主办的国际活动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我无人请示，只好直闯司长办公室，问谢司长该怎么答复。司长不紧不慢地向我说了一、二、三、四、五几条原则，我暗自感叹，国际司业务千头万绪，谢司长不用翻本子不用看笔记，说起来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入部时间长了才知道，外交部的领导几乎个个都是如此，他们出访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抽时间给使馆的同志作报告，讲讲国内和国际形势，而我从没见过哪位领导拿过稿子。　　　　
　　　　谢启美是江苏武进人，父亲谢仁冰是江苏颇有声望的开明工商业家，兄长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1945年联合国召开制宪会议时，章汉夫作为董必武的秘书赴旧金山出席会议。章汉夫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者，1949年10月即开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直到1972年在狱中含冤去世。　　　　
　　　　谢启美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外交部任翻译、随员，曾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驻瑞典使馆常驻。1973年中美两国各设联络处，谢启美在联络处任文化参赞。中美建交后，升任中国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自华盛顿返国后，谢启美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以后又赴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大使衔副代表。1985年6月被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为副秘书长，负责技合部工作。　　　　
　　　　谢启美上任时，技术合作发展部面临财政上的巨大困难，他向中国记者坦述了自己的心情：联合国技合部的广大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我也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以及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有比较深的了解。作为一个国际官员，能为促进当今世界的国际合作出力我感到十分愉快。我上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