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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制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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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形容我的发型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来到甘肃武威的双城镇。那里,发生了6名学生连续服毒事件,两名死亡,四名获救。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少年选择了这样极端的方式,这是我要探寻的谜底。
但孩子们选择沉默。我并不急于得到什么调查结果,而是如抽茧剥丝般,慢慢地和他们交流。用“听”的方式,让孩子们说出他们内心的秘密。让我内心震撼的是,这些孩子的“死结”,竟然从没有成年人倾听!包括他们的父母、老师,没有人了解和关照他们的内心世界,也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疏导和教育。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封闭着,甚至,死亡也成了他们彼此相守的承诺,相约的快乐!
这些被认为不愿意开口说话的孩子,一直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倾诉,只是不知道该向谁倾诉。通过采访,这片刻的倾听,使我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会常常打电话给我,和我聊天。
无论对怎样的采访对象,我都十分重视倾听。倾听让事件的展现更趋于真实,也让观众有了独立判断的依据。
揭开中国的伤口,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新闻调查》的许多揭露、批评性的节目,都意味着记者要经历一番曲折的采访,甚至要深入危境之中,在虎穴狼窝里与恶势力斗智斗勇。《深圳外贸骗局揭秘》是我跟踪拍摄深圳骗子公司的一期节目。那些设置骗局的外贸公司一切都是假的,他们跟外商签订的合同是假的,承诺给生产企业的预付款也是假的,他们用各种手段收取企业的各种现金费用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与黑社会相勾结,雇佣打手,企图把他们的骗局进行到底。
我在追踪采访中,便与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打手短兵相接。他们随时都有攻击的可能,危险步步逼近。他们大声地呵斥驱赶着我。我不动声色地向摄像师递了一个眼神,看到摄像师并没有惊慌,他腋下夹着包的姿势表明,他正在拍摄。我知道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可能动用暴力和血腥手段的黑社会打手,但必须与他们周旋,这也是采访的一部分,是节目中最有张力的元素,可以更清楚地让观众了解到骗局的真相。
在那样的场合,我反而是兴奋,刺激。那些家伙把自己打扮成早期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模样,戴着很粗的项链,有几分粗鄙,张牙舞爪。我甚至想揶揄他们几句:“瞧您这副行头,太老土了。现在吃这碗饭的,人家早都扮绅士了。”
当与这些具有危险性的人过招时,要了解他们的爆发点,接近他而不是触怒他,让他们充分表演,这是新闻最有震撼力的东西。
我知道,自己必须是清醒的,而不是麻木的。要通过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去发现那些比戏剧更具戏剧性的真实生活。
我必须去行动,去改变。
我需要去批判,也需要去同情。我需要感受人们的痛苦,再通过我的采访表达出来。在道德的重建、社会公共体系的不断完善中,一个记者,到底能做什么?
我看到了伤口。那是中国的伤口。记者的职责在于:把溃烂的伤口挑开,挤出脓疮,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所以我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当中埋藏着无数故事,只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揭示。
家庭暴力是屡见不鲜的。但有一个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女性暴力案件中,杀夫的案件占总数的60%以上!这个数字背后,又埋藏着多少女性的悲剧。我走进了河北的一个女子监区。有人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侮辱她的姐妹,扼杀她的孩子。在中国,他可以这么做,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这个不幸的女人,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安瑞花。我在节目中引述国外一些相似的案例,因“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由而豁免一些女性犯罪,结果在节目播出之后,我也得到一个好消息:河北女子监狱的这位女犯获得轻判。
虽然不能寄望新闻报道会改变世界,但毕竟可以去渗透,去影响大众文化的土壤,努力营建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
在精神病院采访,那些通过治疗得以控制病情的人们,围坐在我的身边,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没有人能相信,他们都曾在发病时杀过人。当他们不由自主地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从自身到他人的双重悲剧便上演了。
所以,我们应该更关注人,人的命运,人的幸福。人们常常把同性恋者视为异数。但有谁能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有谁倾听他们的诉说?在采访艾滋病患者的那期节目,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是那么渴望说出自己生活的真相。那个身为同性恋,也是艾滋病患者的小伙子,直面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把蒙在身上的羞耻的幕布扯了下来,他们期待着人们理解他们并非异端的生活。
我策划的节目多是主题性的调查。我把它看作是记者的一项使命,常常是,我的调查得不到专家相关的研究数据,采访必须承担很多社会学调查的任务。甚至,我的调查成为相关事件处理的某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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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倾听是发自内心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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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是我的后盾
我做了一个弱势群体系列:青少年系列、家庭暴力系列、流浪人群系列,精神病人系列,命运迥异的人们,特别是社会特殊人群,随着我的寻访,走进了人们视野。
我把对人的关注,延伸到那些被人们忽视的人。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对爱的理解;少数人的声音,黑暗的角落,也会是最寻常也最容易被遗忘的地方。比如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那里孕育和长大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对下属说:“闭嘴,不许你说!”的领导。我关注着人们生存的环境。
记者需要以旁观者的方式去冷观社会,记者更需要有承担责任的抱负与勇气。
不见刀光剑影,只见衣衫尽裂。
一位道行高深的剑客,并不一剑出手,血光四溅。而是不见刀光剑影,只见衣衫尽裂。
有时,意味深长的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我的采访并不喜欢张扬,而是蕴意其中。我会有意识地把握采访的节奏,以一串看似简单,但环环紧扣的提问,让答案明了而无可掩饰;那些看似无言以对,却一清二楚的提问,成为观众最需要的呈现。我在采访中追求一种境界:不见刀光剑影,却见衣衫尽裂。
通过采访,给观众以想像的空间。
对于女记者,首先必须非常具有职业水准,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不要让同情心成为绊脚石。
我观摩过许多世界记者的采访。比如我很欣赏美国记者莱斯利看似漫不经心但别出心裁;喜欢法拉利的大胆干练;推崇芭芭拉·阿尔特斯的真诚朴素。
以前那种水袖似的武功,现在没有用了。必须从蹲马步开始,才有可能开始另一段境界。
在我完成的众多“基本是对抗性”的调查报道中,采访常常会充满质疑,咄咄逼人。当对方明白无误地开始“对抗”的时候,我便以自己特有的柔和的犀利步步相逼,问到死角,同时又要把握节奏。通过层层剥析,还原事实本身,穷究事实真相。
越做调查,越感到探究事实真相的不易。因为所谓客观公正没有可以量化的标准。每一次做节目,我都会问自己:做到了吗?客观公正在节目中便是记者心中的准则,它体现在展示事件的过程中,体现在细节里,尤其体现在如何对待有争议或者可能是“负面”的人物上。
2003年,福建省三明市残联在白内障患者复明工作中组织不当,导致患者失明。我前往做了一期《失去的光明》。在采访三明市残联主任的1个多小时里,我认真地倾听这位当事人的苦衷和懊悔,没有鄙夷,更没有指责。采访结束,残联主任哭起来,说,从来没有哪个记者像我这样听她说话,大家总是一开始就质问。而我是在寻找均衡的尺度,我会尊重基本的事理人情。
我的“采访探索”曾引起很大争议。在《双城的创伤》里,我作为调查记者,该不该抹去被访孩子的眼泪?在《张润栓的年关》里,我该不该用手语?在《时空连线:飞越的极限》里,我该不该在演播室里对不幸身亡的教练和队友进行锋芒毕露的质疑、毫不留情的提问呢?作为一个女性记者,职业让我必须坚硬,思想让我清醒尖锐,我不能因为心存怜悯而失去批判的力量。
我没有放弃对新闻采访新形式的探索。面对争议,我有自己坚持的理由:如果一个新闻记者不受争议、不受评论,那才是最失败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背叛,而是坚持。
小说是创作,新闻节目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个人作品
小说是作品,新闻节目也是作品吗?我认为,新闻节目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个人作品,只不过是以事实为依据。这应该是对新闻涵义的独特领悟。
正因为新闻节目是作品,所以,不同的采访手法,不同的叙事方式,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剖析,都有作者个人的因素。
固然,新闻是以事实为依据的,那些原始的材料,最后制作成新闻节目的时候,它就成为记者的作品——记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对事物解读的方式,都呈现出来。特别是在调查性新闻节目中,记者调查的介入,使他成为新闻中的一个角色。
“我用我理想中的声音在说话”,作为记者,要敢于面对社会问题,敢于承担责任,记者的同情心和真诚,使新闻作品有着非同寻常的震撼力。
我追求新闻表达的独特性。独特性是存在的理由。
我走进被采访者内心去体验:随他们一起重历痛苦。我要展现给观众的,正是他们所关心的、追问的。
感同身受,推己及人。
其实,我也曾经历迷失自己的时刻,去模仿别人说话的方式。当娴熟的职业化操作与杰出的个性相结合的时候,便达到了一种超然的境界。
在看似漫不经心的采访中,作为记者,导引着事件的铺陈,把握着交流方式、语言的张力和美感。
虽然没有经过新闻专业的训练,但我做过多年的电台节目主持人,知道什么可以打动人,什么可以引起共鸣。我会尝试用不同的方式采访不同的对象。比如为了采访聋哑人,我会在采访之前去学哑语。
在采访现场,我视觉和嗅觉异常敏锐,捕捉着与事件相牵连的蛛丝马迹。
在中央电视台做一名记者,十年,甚至更久,是我可预期的未来,而写作,是我不可预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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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倾听是发自内心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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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终的皈归是文字。
我很迷恋写作的状态,那是忘我的。从清晨,日影迁移,一直到日暮。
看书、写字有一种很大的愉悦感。王小波曾说,驱使人创作的东西是自我,是灵魂。写作让我很满足。
魅力招数:安静的柴,点燃,就是一团火。用柴静式激情,用“我理想中的声音在说话”,用美丽和柔弱敲击出震撼人心的声音。因为她有着坚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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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道:以超常勇气;突破新闻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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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让她穿越白色恐怖,见证历史。
2003年4月,柴静到《新闻调查》报道的当天,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非典报道。这个学名叫做“非典型肺炎”,英文缩写为“SARA”的东西,因为它的突如其来,因为它的极强传染性,因为它与死亡的密切联想,更因为它的不为人知,引起了那个春天全国性谈非色变的恐慌。
媒体的担当在此时是无可比拟的。它需要传递勇气,消除恐慌,振奋精神。而要做到这一切的,需要最前沿的报道。
谁,必须穿过大众的视线,进入白色围城,去见证死亡?谁,必须穿越恐惧的危境,去揭示真相?去体验生与死的较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摄像机的战斗力,胜于千军万马。
柴静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狂喜。非典,危机时刻,生死较量,怎敌她按捺不住的欲望?那是她记者生涯梦寐以求的机遇,所有热望,所有的激情,在这一时刻都释放出来了。
在医院,她和院方软磨硬泡地谈着条件,希望能让她和摄像师一起进入非典重病监护室。但没有获得同意。柴静决然地请求,她一个人进去。因为,她必须亲历这一历史时刻。
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推门而入的那一刻。门在身后随即关上,一切,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病床上躺着一位病危的老人。他不断的咳嗽。他的老伴因为感染非典刚刚去世,他也在生死间徘徊。这里安静得只有呼吸的声音。这里没有枪林弹雨,却在空气中弥漫着致命病毒。
病床旁边,是一位专心做流行病调查的医生。他的眼神,那么镇静,绝没有一丝惶惑。对于人们空穴来风式的传染恐慌,医生是无畏的。
医生从容的眼神,让柴静一下子变得坦然。
当节目播出的时候,柴静有一种“螺丝和螺母咔嗒一下子卡在一起”的感觉,她认定,这就是自己要做的事。
她富于哲理地演绎着新闻,按下最动人的情感快门,并成为一种强势意志的代言人。于是,人们在看到新闻的时候,相信了柴静,人们在摒除恐慌的时候,记住了柴静。
那段日子,使柴静体验记者生涯达到最“high”。她先后七次与非典病人面对面,人们以这样的方式记述她的表现:
2003年的春天,面对非典疫情的严重危机,她和同事们以战士的姿态冲向战场,以自身的体验填补公众的体验,以自己的勇气鼓舞公众的勇气,成为中华民族渡过这次危机重要的支撑力量之一。
鉴于柴静在2003年度中的突出表现,她被推选为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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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燃烧前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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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燃烧前很安静
在“白色”恐怖的非典采访中,柴静本能的拒绝了恐惧。如果说,那是出于一种职业本能,不如说是出于她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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