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乡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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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　　　　
　　　　“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的爱面子的弱点早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哥哥在距家四十多里远的县城中学，我在离家五十多里的西安一所新建的中学就读。在家里，我和哥哥可以合盖一条被子，破点旧点也关系不大。先是哥哥接着是我要离家到县城和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念中学，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头，学费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都空前增加了。实际上轮到我考上初中时已不再是考中秀才般的荣耀和喜庆，反而变成了一团浓厚的愁云忧雾笼罩在家室屋院的上空。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父亲自青年时就喜欢栽树，我们家四五块滩地地头的灌渠渠沿上，是纯一色的生长最快的小叶杨树，稠密到不足一步就是一棵，粗的可作檩条，细的能当椽子。父亲卖树早已打破了先大后小先粗后细的普通法则，一切都是随买家的需要而定，需要檩条就任其选择粗的，需要椽子就让他们砍伐细的。所得的票子全都经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给了学校，或是换来书籍课本和作业本以及哥哥的菜票我的开水费。树卖掉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刨挖树根，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轻易舍弃，把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装到两只大竹条笼里挑起来去赶集，卖给集镇上那些饭馆药铺或供销社单位。一百斤劈柴的最高时价为1。5元，得来的块把钱也都经由上述的相同渠道花掉了。直到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掏挖干净，渠岸上留下一排新插的白杨枝条或手腕粗细的小树……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晶莹的泪珠（2）

　　　　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了。新年佳节弥漫在整个村巷里的喜庆气氛与我父亲眉宇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忧虑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大年初一刚刚过去的当天晚上，父亲便说出来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的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他怕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兴头儿，所以压在心里直到过了初一才说出来。我说：“休学？”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也不以为休学一年有多么严重，因为同班的五十多名男女同学中有不少人都结过婚，既有孩子的爸爸，也有做了妈妈的，这在50年代初并不奇怪，解放后才获得上学机会的乡村青年不限年龄。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坐位排在头一张课桌上。我轻松地说：“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头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父亲依然无奈地说：　　　　
　　　　“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　　　　
　　　　她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制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她出去干什么的猜想。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现在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　　　　
　　　　她轻轻舒了一口气，扬起头来时我就发现，亢奋的情绪已经隐退，温柔妩媚的气色渐渐回归到眼角和眉宇里来了，似乎有一缕淡淡的无能为力的无奈。她又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枝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　“你家里就再想不下办法了？”我看着那双滋浮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憔悴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情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记不住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浆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整齐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两只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走过一个又一个窗户，走过一个又一个教室的前门和后门，校园里和教室里出出进进着男女同学，有的忙着去注册去交费，有的已经抱着一摞摞新课本新作业本走进教室，还有从校门口刚刚进来的背着被卷馍袋的迟来者。我忽然心情很不好受，在争取得到了休学证后心劲松了吧？我很不愿意看见同班同学的熟悉的脸孔，便低了头匆匆走起来，凭感觉可以知道她也加快了脚步，几乎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学校门口又涌来一拨偏远地区的学生，熟悉的同学便连连问我：“你来得早！报过名了吧？”我含糊地笑笑就走过去了，想尽快远离正在迎接新学期的洋溢着欢跃气浪的学校大门。她又喊了一声“等等”。我停住脚步。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书包：“甭把休学证弄丢了。”我点点头。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瞬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嚎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次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十四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扬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　　　　
　　　　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晶莹的泪珠（3）

　　　　二十五年后，卖树卖树根（劈柴）供我念书的父亲在癌病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　　　　
　　　　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我浑身颤栗，久久无言。我像被一吨烈性梯恩梯炸成碎块细沫儿飞向天空，又似乎跌入千年冰窖而冻僵四肢冻僵躯体也冻僵了心脏。在我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回到乡村的无边无际的彷徨苦闷中，我曾经猴急似地怨天尤人：“全都倒霉在休那一年学……”我1962年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任务大大缩小，我们班里剃了光头，四个班也仅仅只考取了一个个位数，而在上一年的毕业生里我们这所不属重点的学校也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我如果不是休学一年当是1961年毕业……父亲说：“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二十年……而今你还算熬出点名堂了　……”　　　　
　　　　我感觉到炸飞的碎块细沫儿又归结成了原来的我，冻僵的四肢自如了冻僵的躯体灵便了冻僵的心又镗镗镗跳起来的时候，猛然想起休学出门时那位女老师溢满眼眶又流挂在鼻翼上的晶莹的泪珠儿。我对已经跨进黄泉路上半步的依然向我忏悔的父亲讲了那一串的泪珠的经历，我称呼伯伯的父亲便安然合上了眼睛，喃喃地说：“可你……怎么……不早点给我……说这女先生哩……”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四十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快手刘（1）

　　　　冯骥才　　　　　
　　　　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往昔美好的故事，亲切的人物，甜醉的情景，就像鲜活花瓣夹在书页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的回忆。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胡乱挥霍也使不尽。有时呆在家里闷得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打发我出去玩玩，我就不免要到离家很近的那个街口，去看快手刘变戏法。　　　　
　　　　快手刘是个撂地摆摊卖糖的胖大汉子。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在哪儿摆摊就把木箱放在哪儿。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而赤黄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了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一块绢子似的黄布铺在地上，两只白瓷小茶碗，四只滴溜溜的大红玻璃球儿，就这再普通不过的三样道具，却叫他变得神出鬼没。他两只手各拿一只茶碗，你明明看见每只碗下边扣着两只红球儿，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嘿！四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只茶碗下边去了，难道球儿是从地下钻过去的？他就这样把两只碗翻来翻去，一边叫天喊地，东指一下手，西吹一口气，好像真有什么看不见的神灵做他的帮手，四只小球儿忽来忽去，根本猜不到它们在哪里。这种戏法，比舞台上的魔术难变，舞台只有一边对着观众，街头上的土戏法，前后左右围一圈人，人们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来，容易看出破绽。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地一动，把一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便禁不住大叫：　　　　
　　　　“在右边那个碗底下哪，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地一闪，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猜错就得买我的糖。”　　　　
　　　　“行！我说准了！”我亲眼所见，所以一口咬定。自信使我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突然把右手的茶碗翻过来：　　　　
　　　　“瞧吧，在哪儿呢？”　　　　
　　　　咦，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只有碗口压在黄布上一道圆圆的印子。难道球儿从地下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想，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什么也没有！球儿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面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只球儿居然又都在碗里边。怪，怪，怪！　　　　
　　　　四边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之声。　　　　
　　　　“怎么了，你输了吧！不过在我这儿输了绝不罚钱，买块糖吃就行。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我臊得脸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在人圈圈后边去。从此我只是在后边看了，再不敢挤到前边去多嘴多舌。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无比神奇了。这人也是我童年真正钦佩的一个。　　　　
　　　　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吧，正当壮年，精神饱满，肉重肌沉，皓齿红唇，乌黑的眉毛像是用毛笔画上去的。他蹲在那里活像一只站立着的大白象。一边变戏法，一边卖糖，发亮而外突的眸子四处流盼，照应八方；满口不住说着逗人的笑话。一双胖胖的手，指肚滚圆，却转动灵活，那四个小球就在这双手里忽隐忽现。我当时有种奇想：他的手好像是双层的，小球时时藏在夹层里。唉，孩提时代的念头，现在不会再有了。　　　　
　　　　这双异常敏捷的手，大概就是他绰号“快手刘”的来历。他也这样称呼自己，以至在我们居住的那一带无人不知他的大名。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在这一直也不曾解开的谜阵中，在他这双神奇莫测、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掉的。他给了我多少好奇的快乐呢！　　　　
　　　　那些伴随着童年的种种人和事，总要随着童年的消逝而远去。我上中学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