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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性-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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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附属反应。比如，在看贝格芒在1972年上映的电影《叫声和悄悄话》时，在放映到主角用碎玻璃割自己的阴道时，有一名观众就突然晕倒了。这种突然失去意识的情况的出现表明，个体心理有障碍，他一直都莫名其妙地恐惧阉割。我们可以认为，对电影中这类镜头提不起兴趣的人是具有健康的心理的。另外，他们有能力在纯粹的心理游戏活动中重建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他们自己扮演强奸者或被强奸者，这种心理场景的构建其实从儿童的性关系时代就开始了。儿童（不论男女）在想像着一个进攻性质的行为时，要么把自己当成主动进攻者，要么把自己当成被动受害者。而强行侵入他人的身体是人类心理生活开始阶段必经的幻觉，这一行为是食肉性动物所共有的，儿童最初这样做的对象就是其父母。接着，由于他没有更加丰富的“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儿童会认为别人与他的做法是一样的。这也正是儿童的性关系与成人的性关系非常不同之处。如果成年仍停留在儿童的性关系阶段，把准备性的各种元素当成性元素，这种性关系就是“邪恶的”，它表明个体的心理还未发展成熟。 大多数的调查都没有能力反映“主观性关系”的不可捉摸性——何况每一代人的“主观性生活”还有所不同。调查对性生活的“非理性”是无能为力的。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4）
性生活调查的局限
调查（与民意测验不同）是一种了解行为知识的方式。有许多如同“金赛报告”的关于性的调查在美国发表过，法国也发表过几份这类调查。应注意，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美国所作的调查在法国是不能作为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手中惟一可以参照的资料，就是1970年西蒙调查组在法国作的调查，而这次调查距今已20年了。从那以后，人的行为自然已发生了变化。比如说，19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人们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下降了，而从80年代开始，这一年龄又回升了。尽管这次调查是严肃的，且采集资料面也足够宽广，它却没有任何关于60至70年代性行为心理倾向的阐述。
换句话说，可以调查统计人们的性态度、性姿势或是性频率，但却不能从中发现任何新的东西或是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和心理的角度考察性行为，那么，知道人们如何过性生活，性生活的频率、姿势、辅助用具，他们对性生活的印象，他们是否换性伙伴，是自慰还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积累这些信息却无法从中获取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想获取知识吗？
我又一次发现关于这个问题作调查是不容易的，由于问题的特殊性，事先得准备好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从受访者口中得知的大多数信息并非真实的情况，而是最接近于他们的理想的情况，或是根据他们的判断，适合说出的情况。甚至连调查者本身也不是中性的。如果说他可以有意识地不作任何诱导，他却不能阻止受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想着他，如果调查员本身有明显的倾向性，则得到的就是歪曲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发现，根据某些社会科学（甚至宗教）知识，有些方法论原则在调查时未被尊重。
乔治·德弗勒（GeorgesDevreux），《补充性人种心理分析》，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72。该书收录了德弗勒自1940年起发表并构建了其研究方法的主要论文。德弗勒从1926至1930年在盖扎·罗海姆（GézaRo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的基础上开始其理论构建。
第一份详尽的关于人类性生活的调查是由著名的昆虫学家金赛作的。（金赛是研究胡蜂的专家。）而“金赛报告”（1948，1953，1958）的目的在于“客观地”描述人类的性行为。报告惟一判断是否“正常”的测量工具是统计学上的方法：行为越多地被重复，它就越正常。但是，在评估人类行为的时候，仅注意重复的次数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方法未考虑到每个人的心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昆虫或是其他的动物只被它们的本能决定和调节着，因此只需要观察其行为的次数就可得出其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但是人的情况则不同。人的本能很少，其主要心理生活都是“获得物”的结果。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也是个体历史的结果。一个人的“正常”并不是另一个的“正常”——即使两人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金赛报告”的调查方法和内容都值得商榷，但在报告公布后的几年里，它却成了不少武断的判断的基础。当然，几份“金赛报告”所提供的关于性行为的事实和信息是直到20世纪中叶的所有材料中最丰富的和最多方位的，但即使在它发布的时代，它就已经受到了一些人类心理学专家严肃的批判，如赖希（Reich）于1927年，洛朗于1939年。
乔治·德弗勒是人种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批判“金赛报告”时强调，该报告的结果是不完善和扭曲的，“调查者在提供大多数资料时都没有考虑到文化对回答、对潜意识、对遗忘（压抑）以及记忆的塑造……我们承认，许多怀有负罪感的人在看了‘金赛报告’以后，焦躁的情绪暂时得到了缓解，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人做着跟他们同样的事情。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观察结果是不科学的，这份报告仅仅是主题震动了公众的一份统计材料，用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必然会有一个‘正常’。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正常以我们所掌握的客观有效的标准来看，是明显的不正常……我们可以把这份报告中的原始材料看成美国人性行为的一次分等级陈列……我们可以从这一简单陈列中得出深层次的心理学资料，统计上最多出现的性行为可能代表的是最接近意识的层次，而最少出现的行为代表的是平时没意识到的性冲动与性幻觉，比如男子希望像女子那样有生殖功能”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Flammarion出版社，巴黎，1980。
我们又一次发现，调查报告力图不触及行为的心理学意义，它所用的观察方法和理解模型其实是不适用于性行为研究的。用研究动物心理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逃避——其目的在于不真正地面对“性”。生物化学式的性关系模式把性关系同心理生活的联系完全割断了。化学反应成了冲动的惟一原因。似乎只要进行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就可以解释整个性关系了。生物化学式的爱情生活樊尚，《激情生物学》。
与心理生活是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现在的倾向却是抹去心理层面对性行为的作用，使性行为不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自然性”。好像说“我们受自己的‘动物本能’控制”或是说“我们生物学意义上所必需的平衡”能让我们自己感到安心似的！可是，我们必须是受自己思想控制的，如果我们只是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就不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现代人由于无法对自己的焦虑进行加工，才会把焦虑抛向“外界”，认为外界才是各种冲动的来源。然而，哲学研究、宗教思考，以及伦理判断，这些对于担负起人类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学生时代起就放弃对这些领域的学习，承认自己仅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会使个体丧失自我意识。
这个时代的人自己空乏着自己的内心，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在外部世界里只能找到痛苦的理由。现代人希望焦虑和性压抑并非来源于其自身，于是他就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或是一只替罪羊）。我们发现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内心生活的“丧失”，而作为对这一丧失的补偿，个体又求助于各式古怪方法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有一种拒绝——对人类性关系的拒绝和对理解性关系的拒绝。我们非常赞同德弗勒以下的这段话：“人类讨厌理解性——尽管在这方面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拒绝了解这方面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在弗洛伊德之后，他在此处强调这一“矛盾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这一态度导致了研究上的错误：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一想法萦绕脑际，但是同时，又拒绝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意义何在。比方说，在出现性犯罪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经常出现。人们满足于描写行为，然后有选择性地（这很奇怪）表达自己的愤怒。
媒体对某些针对儿童的性犯罪不厌其烦地报道，而把另一些同样卑鄙的行为则只是当作报纸的一种花边新闻，比如在报道一名女护士对一位82岁的妇女的犯罪时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8月23日的几则报道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5）
拒绝了解，但总想看。电视、杂志和其他一些刊物直白地讨论着性关系，它们这样做，与其说是让观众（读者）了解自身的性生活，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观众（读者）“看”他人的欲望。连性教育也难逃“暴露癖”和“偷窥癖”：人们越来越多地看，越来越少地了解。
性让人害怕了，害怕进而发展成恐怖症或精神疾病。害怕还有可能转移到了别的事物上，比如飙车、飙艇甚至飙飞机这些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个“自阉的奥里金”来证明“性是不存在的”；或是找到一个“如同柏拉图的、类精神分裂的同性恋”（乔治·德弗勒语）来肯定“单性其实就够了”；要不就是一个成年人遗憾自己美好的青春过去得太快：“年轻时好像什么都可以啊！”这些都不是人类性关系的现实。还有一种更巧妙的否认性的方法，就是更多地展露性。“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色情文学总在讲述堕落，而不止一个的反科学者说堕落其实是正常的。”（乔治·德弗勒语）把所有的性行为划为同一层次，暗示它们都是“正常的”（既然它们都存在着），这是拒绝理解性关系，拒绝从中找出它所代表的意义的表现。用心理分析和心理学语言包装起来的简单的信息成了今天“知识”的一部分。这种过度简单化让人以为自己一下子全理解了，而事实上，人们却混淆了潜意识活动和意识活动的逻辑。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但现在的氛围以及对儿童的性教育都倾向于限制，甚至摧毁这种相互间的联系。这是与人类精神现实相背的。许多关于潜意识的心理分析材料（心理分析材料大多是关于潜意识的）变成了对意识的心理分析，其目的在于为某些性行为找到理由，为了不去问自己什么才能使性经验具有意义。人们忘记了，心理分析学的方法和已有的知识对人的心理功能是有影响的。求助于原始的欲望并把它奉为参照标准，是不能解释性行为的，更谈不上证明它的正确性。
没有一个夏天，各式杂志不向它们的读者提供一沓关于性的材料。杂志总是鼓励它们的读者趁着假期来一次“性旅游”（既包括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老调重弹，又包括自慰之类的独自性行为，甚至还有“偷窥癖”之类）。这种行为真的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具有的行为还是人们以之为“榜样”的性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会使我们明白我们在讨论什么，而不是视这个“榜样”为理所当然。每份杂志都想像着行为，向读者建议或提供一些参考——不管是用插科打诨的形式还是用所谓的测试的形式——比如“计量”人们吸引异性的能力，或是“指明”性关系的方向。这些文章里形成的“理论”是叫人们追随和实践自己的潜意识。但是，潜意识只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其使命也绝不是要按其本身在外部世界里实现——除非是陷入类精神分裂的死胡同里。认为应把我们的潜意识“做出来”是荒谬的。我们已经指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要么是把作为灵感来源的潜意识消灭掉，成为一个总想把最初的念头实现的冲动的自我（以所谓“真实”的名义），要么就在还未为“潜意识产品”和“冲动”在外界找到出路的时候，就对它们进行了内心加工。
这些杂志上的资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它们只是迎合了流行的想法，却没有真正提出有关性的问题。把几位男女明星作为性感的样本陈列出来，这什么也不能证明。这些明星所代表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不能成为“情感想像力”的养料。希腊众神，西方著名的爱情传奇中的人物，以及《圣经》里某些关于爱情的谈话，都比现代人不稳定的“心理镜子”破碎以后的反射（明星）内涵更丰富，也更有建设性。像伊莎贝尔·贾妮、达尔和雅尼克·挪亚那样的本能而自发的天性，虽然能让人疯狂（看起来是这样），但在那背后却掩藏着他们脆弱的心理。只要看看他们在事业或感情上受挫后是如何迅速地垮掉，就能发现这一点。但这也恰好符合他们正当地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我是一个人”。媒体如此地关注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是现代社会沮丧现实的“镜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而不是模仿的对象。至于公众关注明星的子女，则又一次反映出现在的色情儿童化倾向——与青年人的关系尤其被色情化了。电影《大卫·哈利戴》成功，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两个未成年人破碎的爱情梦；而在《保罗·贝尔蒙多》里，主人公正直、敏锐、无所畏惧，这些品质如出现在他父亲身上恐怕更为合适。这些角色让人浮想联翩，是因为从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这些角色是无助于人们建立真实的、内心化了的人格的。自恋的态度妨碍了人们建立真正的神秘的爱情关系，其结果只能是使人处于冲突的“爱与恨”之中。影片只是用了大量的戏剧化的爱情情节来满足观众（还有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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