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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性-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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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恋，男孩会过度重视自己的生殖器。如果父母没有给他的生殖器起个名字，有时候他就会自己给它起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他母亲也有像自己这样的生殖器。这是孩子的一种想像。在3至6岁的孩子还未形成性别观念以前，这个母亲是全能的。他同样会认为自己可以和母亲一样强大——在肚子里怀上一个小孩——这是试图使自己与他“想像中的母亲”“同一”。但是，当男孩放弃了这个不可能的愿望的时候，他会为将成为与父亲一样的男人感到安心。事实上，这“抬高”了他的价值。的确，当男孩能很好地在心理上经历使自己“同一”于父亲这一进程时，相对而言，他们较少有情绪矛盾和不稳定感。开始的时候，女孩与男孩是一样的，她们否认性别的差异。对自己身体的观察和认识会给她们带来“自恋的伤口”和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是由文化影响引起的。紧接着就是与男孩们的对峙冲突，因为男孩们发现她们没有“小鸡鸡”，想贬低她们了。“威胁”的主题进入了她们的游戏之中，而她们（他们）喜欢听的故事和喜欢玩的游戏都是“我们扮演狼”这一类型的……在幼儿园的操场上男孩在女孩后面追，他们想掀开女孩的裙子看看下面到底有什么。而她们互相靠在一起，大叫着躲起来，保护着好像让男孩感兴趣的“宝藏”。当男孩玩累了，远离她们的时候，她们又很快地回来，挑逗他们，然后又再次跑开。在这个游戏里，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
在这一时期的心理进程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女孩一下子与母亲疏远了，她们这样做是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这种对男性的追求当她们进入青春期后会再现。）她们接近父亲，是想获得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在她们的情节错综复杂的幻觉里，有怀一个父亲的孩子的愿望。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被撞了一下，大腿上留下一块轻微的血肿，为了向她父亲展示这块血肿，她退下了内裤——而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希望有一个父亲的孩子的想法代替了希望有“小鸡鸡”的想法。正是由于儿时的这种幻想残留了下来，有些妇女表现出独立于爱情关系之外的不惜一切代价怀一个孩子的愿望。当然，她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与童年时的幻想有关。另一些人对怀孕会有负罪感，在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们会觉得这孩子好像是一个错误的“果实”。负罪感并不是总以本来面目表现出来，它会通过“病症想法”或“病症恐惧”表现出来：比如年轻的母亲害怕她的孩子是畸形，或是害怕孩子会死在摇篮里。小姑娘最终会明白，她的父亲既不能也不愿意给予她所想要的。接受了这一象征性的“去势”——这一“去势”尤其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而不是她的能力（她的能力是完整的）有关——小女孩将转向她的母亲。小女孩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疏远母亲一段时间，但她最终必将回到母亲身边以使自己与之“同一”，成为一个女人。女孩（长大后是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运用这一间接关系时，她都会有情绪矛盾，这与男孩是不同的，后者较为直接。男孩（女孩也是如此）的第一个爱情目标是母亲，但是，他会摆脱这一目标以使自己与父亲“同一”。当这种与父亲“同一”的进程遇到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时候，男孩就有可能采取一种同性恋的立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自己也能得到男性特征。
女孩则不仅要疏远母亲，而且还要在“同一”的进程中回到第一爱情目标身边。这一过程可能会使女孩感到是“倒退到了乳母身边”。她试图与这个全能的母亲保持距离，同时又想和母亲有一种女性之间的默契。如果这“同一”的进程没有能够实现，女孩将来就会对把母性融入性关系这一整体中感到困难——因为似乎她永远也不能与她母亲一样。在现实中，她当然会找其他理由——比如自由或是工作——来为自己拒绝或推迟做母亲辩护。
7。儿童的性的葬礼或非性化的危险
在我们社会里，主要由妇女来负责教育孩子，这种教育模式的结果是，女孩们有时候对要扮演母亲的角色感到困难。她们很难觉得自己是可能的母亲，因为在潜意识里，拥有男性生殖器意味着妇女对男子的操纵，而这所代表的是她们对男性权力的侵犯感到不安。这样的教育还抹杀了父亲的象征地拉——而父亲代表的则是“区别”、“法律”和“现实”这些概念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会问男人在哪里。至于某些男人，他们逃避当父亲的想法，因为他们怕只是子女的“同辈”。
在恋母情结发展期，每个人主观生活里都有男性特征冲突或女性特征冲突——就像儿童有自恋的欲望，想和母亲一样，或是想同时具有两性的特征以具有完备性。
我们已经说过，但有必要在这里重新说一遍：在这一时期里对性的发现还不牵涉到从正面理解女性或男性。只有在解决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后期，才有对两性的正面理解。在感情的发展中，这一时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它的标志则是一种“葬礼的氛围”。女孩必须放弃对“神奇的孩子”（父亲的孩子）的幻想和她“主有地位”而接受她完整的身体，包括女性生殖器是与男性性器官不同的性器官这一事实。男孩则必须放弃“小鸡鸡”无所不能和想怀一个孩子的幻想。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男孩女孩们开始向着承认两性差别的道路上迈进。
在对现实的性的生殖的认识中，我们提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放弃将发挥作用。但是，这些隐秘的愿望在成年人的潜意识里继续存在着。它们通过病征性的念头、欲望和行为表现出来：拒绝要孩子，没有能力做父亲，期盼想像中的而不是现实里的孩子，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拒绝再发生性关系，妻子第一次收缩或分娩的时候丈夫感到肚子疼，在心理上没有成为父亲，希望是做一个“母鸡爸爸”等等。
我们还要探讨一下关于在“方式是合理的”名义下结论抬高试管婴儿的意义的问题。有些人的理由是：“生殖现在已经完全与性关系分离开来了。”这一否定式论断至少因为两种原因显得令人费解：（1）使用试管婴儿技术的不孕夫妇仅仅是少数人；（2）这一论断让人觉得人们总需要生殖用品才能生孩子似的。难道宣称“我们处在人工生殖的时代”这样的提法是恰当的吗？难道我们真的将要从生孩子的生理限制里解放出来了吗？
在大众的观念里，生孩子越来越成为一件“技术上”的事情。胚胎的储存，选择孩子的性别，选择孩子的出生时间，所有这些都让人感觉我们有了控制生命的力量，好像我们已经有可能改变自己必死的命运似的。优生学的思想，也就是对人类进行选择，离我们不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提出了“胚胎的权利”和对他们（它们）的尊重的道德问题。对有些人来说，把这个问题与避孕、流产问题区分开来讨论是“伪善的”。关于生物伦理学的讨论，不能只留给医生和生物学家去做，因为这还需要哲学、道德、精神和政治方面的思考。
我们确实处在自然生殖行将结束的时期吗？在这个讨论里，一切进展得让人觉得仿佛成为父亲或母亲，人们想摆脱性关系似的，仿佛孩子来自别处，仿佛“真正的”母性和“真正的”父性在试管和医生那里而不是在夫妻间。
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涉及那些确实患有不孕症而想要一个孩子，所以求助于试管技术的夫妇。我们指的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思想，指的是某些媒体工作者从技术的可能性推导出的、吸引人的，但是从人类学角度看是欺骗性的——因为他们把事情简单化了——言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集中了一些不孕夫妇。向其中一位父亲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怎么向孩子解释受孕，这位父亲回答道：“我就对他说，有许多种生孩子的方法。有一种是发生性关系，另一种是通过试管，但其实这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这种类型的回答将行为平常化了。试管受孕与正常受孕变成了一回事，这掩盖了深层的意义，这些意义被这样表述出来是尤其让人不安的。因为，让人认为这种生殖“技术”在心理上意味着相同的意义是不合适的，感情后果、性后果、幻想后果都是不同的。 这种在生殖中摆脱性关系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赋予自己与上一辈同样的权力感到负罪和羞惭带来的后果。在有些人来治疗他们的不孕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常常谈到面对父母感到自己无能（即使不孕确实有一个明显的生理上的原因），当现实好像是验证了这种想像的“去势”时，病人会更加焦虑，这种“去势”需要得到治疗，以便个体建立起他自己的完整性。
无论对于青少年还是于成年人来说，在幻想里觉得自己可能不能生育，这是常遇到的情况，这种“无力”是“去势”的结果。成年人也是可能会遇到这种“去势”的，因为他们潜意识里仍有恋母情结发展期的影响。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的成年人狂热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一个孩子；与其说是想有个孩子，还不如说是想证明他们有能力生孩子，这是他（她）自己的一个胜利。在另一些人身上，“去势”被转移到其他方面：吸引他人、工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及体育活动等。人们想拥有这些方面的能力，其实是想在行动中肯定自己的“强大”，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在现实中寻找证据阻止恋母情结发展期的焦虑，这并不能阻碍焦虑继续存在于心理机制里。 恋母情结发展期的性关系第一次将局部冲动统一起来，在人格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它可能会朝着“关系的”性关系方向发展，也可能止步不前，追求“为性而性”和“承认自己的力量”。最好的情况是，在恋母情结期，心理转化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6）
为了成为一个人，需要三个人
儿童逐渐学会了把自己置于与父母的三人关系中（当然，他的倾向是处于一种“决斗式的”关系，希望和母亲单独呆在一起）。一旦他进入三人关系，很快他就会发现父亲的存在。父亲成为了他的理想，从这理想出发，他把自己和母亲区分开来。幸亏这种三角形的关系体系，孩子将来才有能力把自己“建造成”一个个体：孩子需要这个三人的体系以成为“一个人”。
从这一时期开始，尤其是在青春期里这一过程进行的时候，个体有时会有忧伤、沮丧的情绪和死亡的想法。他将这些想法表达出来，这让他父母既惊讶又担心，父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孩子。当生殖成为一件比以前更重要的事时，孩子原来那种“一段时间跟母亲特别亲密，把父亲撂在一旁，一段时间又和父亲特别亲密，将母亲撂在一旁，一段时间又反过来……”的与父母的关系使他害怕了。到了青春期，生殖愉悦代替了这种恐惧。但是，不管是在原来的那种状态下，还是现在的状态下，孩子都与父母处于竞争关系。孩子终将面对父母的死亡，将从幼年时的联系中走出来，获得自己的可以赋予生命的性权力：“我嘛，我可以。”他将向愿意听的人重复这句话。他想自己做事情，但是，这一倾向也产生了他被家庭抛弃，或不再为家庭所爱的幻觉。不应该视这“死亡”的概念为“对父母的否定”或“拒绝爱他们”，其实，孩子是要在种族的延续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必要的。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主体应能对自己说：“我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是在父母之外实现的。”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死亡和性关系是不可分的一对。我们在儿童身上可以发现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在生殖者身上发现这一点。在潜意识里，孩子所带来的“死亡”念头始终存在，因为怀孕和孩子的出生预示着父母的死亡。有些成年人憎恨年轻人，其根源正是害怕自己被否定而消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死亡的念头带来的影响经过了转化，表现为害怕生一个畸形的孩子，或是总是守候在孩子身旁生怕出什么事，或是不停地为孩子担心。很幸运，出于对孩子的爱，这些死亡的念头都经过了升华，由此又产生了新的动机：照顾他，教育他，培养他。但是，有必要指出最近流行的一种态度的死亡意义，即现在的人从容不迫地拒绝将文化遗产传递给孩子们——借口是不影响他们。难道这不是整整一代人用一种方式在自我满足并宣布“在我们之前和之后，什么也没有”？难道这不是社会犯下的杀童罪？
1。指定他人的规则是自由的
孩子表现出想与父母中的异性保持排他性的联系，而否认父母中的同性的愿望。这种想吸引父亲或母亲的情感很快就被压抑到了潜意识里。但是，它们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它们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态度有时候会以“我要和你结婚”或“我和你一起在床上呆一会儿，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这类直截了当的句子表现出来。
父母在听到这些爱的宣言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动，他们感到自己被承认了。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些话而一言不发时，他们其实是实现了孩子想把他或她据为己有的欲望——而原因正是他们自己小时候也有这种欲望。让孩子明白，他不能在父母的关系中代替父亲或母亲的位置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他仅有获得作为子女之爱的权力，没有获得夫妻之爱的权力，后者是仅属于父母之间的。孩子不是父母的全部，父亲或母亲也不能成为孩子的全部。
孩子发现他的母亲爱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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