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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8-生命淡如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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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为成年人举办的晚会上，我们相识了。后来，我们都热切地参加了有关家庭价值的讨论，当他毫不在意地说出他从未见过亲生父亲时，我激动地支持他的观点，自己的秘密也冲口而出。也就在这刹那间，多年羞耻的坚冰
化解了。我只觉自己面前站着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坚强、自信、自立。他给了我揭开秘密的勇气，这秘密已经让我害怕、焦虑、羞耻了近二十年。
现在，作为一个30岁的快乐的已婚妇女，一个即将做母亲的人和一个作家（在做了一年的见习律师后，我决定改行写作），我还不敢说自己作为私生女的痛苦经历已经成为过去。我还会想起曾经受过的轻视，还会听到别人对妈妈尖刻的评论。她仍然不肯告诉我父亲的身份或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也依然为此感到难过。直到今天，每次听到属于中产阶级的邻居们刻薄地谈沦私生子，我都会为之伤感。但是我终于对自己的出身平静了，我已经可以直面现实。和那些持有偏见的人相反，我知道不是我，而是社会的偏见，才是真正不道德的。
（本文作者：慕安荻编译）
第二章装在帆布包里的梦想
不愉快的事情总会发生：我只是不再流泪、不再惊慌失措，并且日渐从容和坚强。商业需要你长久的耐力、顽强的坚持和永不懈怠的责任心。
在我决定辞职做帆布包时，除了我的妹妹，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异想天开。
寒冷的冬天，我和妹妹把所有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挣来的钱都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帆布包，拿到朋友们的小店里去卖。帆布的价格很贵，我们又没有能力定染帆布，就从别人定染后剩下的帆布里挑选自己喜爱的颜色。小小的家成了设计室、库房兼卧室。我总是大包小包地站在寒风里打车送货，在历尽千辛万苦销完第一批产品后我们发现根本没有赢利。
曾经累得晕倒，也曾痛哭，但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1995年4月北京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我的帆布包大受青睐，无数的人对我说：“红英，我喜欢你的包。”
我的想法不多，但我努力使每一个想法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在朋友们的评价里，我从一个“异想天开的人”变成了一个“敢想敢做的人”。我敢做是因为我的梦想来自于我的积累——学识、能力、智慧的积累，我不做没有基础的梦。
一个小小的梦想能成为现实，只要你去做，一个伟大的梦想也能成为现实，只要你肯干。
1996年夏天，我在人大附近开的“自由马”第一家专卖店大获全胜，第一年我又在西单的长安街边开了第二家专卖店。
7月1日，香港回归。长安街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店前的道路被铁栅栏封住，人潮涌动的车站一个不漏被挪走。通往西单店的道路一下子变得崎岖而艰难，客流量和销售额一落千丈。
西单店的店长是个东北女孩儿，聪明又漂亮，但却使银台少了几千块钱。她写了一张欠条说是要赔，之后再也不见踪影。有一天又来了一个长发齐肩的男孩儿，自称甘肃嘉峪关人，毕业于沈阳大学，喜欢唱歌。我把他安排在西单店，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东北女孩走后，这个西北男孩儿做了店长。
有一个星期一，西北男孩儿应该到公司对账，到了下午都没来，大家都预感到要出事。到了晚上，西北男孩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他拿走了2万多营业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他太需要钱了，他很抱歉这么做，然后挂了电话。我几乎疯了，即使赔钱时我都没有这么伤心过，难道道德不比金钱更重要吗？！
50年国庆，长安街要拓宽，我们的西单店拆了。
不愉快的事情总会发生：我只是不再流泪、不再惊慌失措，并且日渐从容和坚强。
有很多人把我想象成一个神秘、飘逸、风情万种的女人，让我心怀内疚，因为生活中的红英不神秘不飘逸更不风情。
每天，我都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枯燥琐碎的事：和会计对账、向导购询问销售情况、与生产厂家讨价还价、打扫办公室等等。商业需要你长久的耐力、顽强的坚持和永不懈怠的责任心。
今天的自由马最大程度地诠释了我浪漫的心情，许多人被它吸引加入了自由马的队伍，然后失望地离去。他们不知道：在商场，浪漫是诞生于残酷与琐碎之中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红英专卖店墙上那个英俊的马头，是李松松的设计。松松才华横溢，但他的不守时能把人气疯。当初请他设计时，我等了很久很久，打了无数个电话，终于有一天下午李松松让我去他的画室取，我兴冲冲地跑去了。一见面，李松松便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他还没有画，我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他却不紧不慢地劝我别着急，说等他画完作业就回家给我画。
好不容易等他画完作业，我们路过操场时，又碰上有人在踢球。他问我：“今天的天气真好是吗？”我说是啊，他又说：“这么好的天气踢会儿球行吗？”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恨恨地站一边等，一直等到日落西山，等到他过足球瘾。
那天黄昏，一匹自由马诞生了。
今天，李松松不但是我最优秀的员工，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人无完人，具有出众才华的人一定也具有致命的弱点。很多人因为不能包容这些弱点而一并放弃了这些才华，但我能包容。
这也是为什么，从服装设计师到导购，自由马能够汇集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原因——他们是自由马腾空的力量。
（本文作者：飘飘）
第二章日本有个奇女子
记者问她为何不削去刺青，她却说这是一生背负的十字架，不想涂掉自己的过去，这样，才能随时警惕自己，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冷漠的学校
光代是她父母年近不惑才生下的独生女，从小备受宠爱，虽然父母都在上班，却有个慈祥的祖母天天等她放学。初一时光代转学到离家较远的学区，以便和祖母同住。太平日子没多久，某天她竟不小心得罪了班上的“大姊大”，从此全班没有人敢和光代讲一句话，她陷入完全孤立的处境。不仅如此，班上同学开始在人前人后骂她，在课桌上刻污辱她的字句，甚至趁她离开教室时将她的学习用品扔进垃圾桶。有一天光代上厕所时，突然一盆冷水由天而降，她浑身哆嗦着打开门，等在外面的一群同学围着她叫骂“湿老鼠”。
光代受尽同学欺凌却不敢报告冷峻的老师，也不敢告诉父母，怕遭到同学变本加厉的报复。她开始称病不肯上学，直到母亲再三逼问，才不得已道出实情。光代父亲翌日立即向老师和校长抗议，三天后老师告知一切都解决了，请光代安心上学。光代依言进人老师办公室，却见到那个“大姊大”同学冷冰冰地站在老师身旁，等着和她握手“言和”。光代永远记得当时她握到的那只湿黏的手，和老师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结果当然一切都没有解决，光代进了教室，继续当全班的眼中钉和阶下囚。
升上初二重新分班，光代好不容易才摆脱“大姊大”，也交到两三名好友，她以为自己终于苦尽甘来了。第二学期伊始，光代突然在放学后被一群同学留下来“批斗”，人群中有三个冷笑的身影，竟然是光代自以为交到的知心好友！
自杀不成走上黑道
光代在同学喊“去死”的叫声中奔逃回家，想到她的人生真是绝望了，她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遗书，写下所有伤害她的同学的姓名，放进抽屉，便出门拦了一辆计程车到偏远的河岸，在草丛中掏出水果刀，朝自己腹部刺去。她以为最激烈的手段是切腹，却不知方法，连刺五刀，已经鲜血横流却意识犹在。光代不觉恐惧，呼喊救命，直到一对男女由桥上经过，才慌忙叫救护车送她去医院。
光代捡回一命，在治疗过程中却尝到极大痛苦，她觉悟自杀实在太不值得了，不但没有达到报复他人的目的，反而报复到自己身上了。
身体复原后，光代又接到—个可怕的消息，原来她父母和学校交涉的结果，竟是要她回到原来的班，再面对同样的同学。光代反抗无用，更得不到师友同情，还被当作嘲笑把柄。她开始逃学，在街上游荡，出入青少年娱乐场所，结果认识了一群同是逃家，却靠盗窃、勒索和飙车度日的不良少年男女。他们教光代抽烟、吸强力胶、出人男女乱交场所……光代只要有人对她亲切，便不顾一切豁出去了。偶尔返家要钱，光代对母亲拳打脚踢，捣毁家具，母亲只是躲在角落哭泣，既不敢还手也不斥骂。
到了16岁时，光代竟然当上日本称为“暴力团”的某黑道组织的老大夫人。虽然是“大姐级”，那些四五十岁的黑道干将哪肯把16岁的光代放在眼里。光代为了争取认同，竟忍受极大的痛楚让人在背上刺了大片刺青，成为永远的烙印。
脱离风尘做律师
光代的婚姻只维持6年，离婚后她仍辗转风尘，直到有一天她上班的酒廊来了一位客人，仔细一看竟是童年时常抱她在膝上玩的父亲的好友。虽然光代躲躲藏藏，这位大平先生仍然一眼认出浓妆艳抹的她，临走前约她一定要找机会谈谈。光代不情愿地赴约，听大平先生讲人生道理，她既不耐烦，又出言不逊。大平先生却不放弃，依旧每周约光代恳谈，直到光代逐渐回心转意。最后她终于离开风尘，决心重新做人。
光代的学历只有初中毕业，求职四处碰壁。当她心灰意冷时，大平先生鼓励她何不考个资格。光代半信半疑开始读书，参加补习班。然而她的基础太差，许多字都得查字典，可说事倍功半。但是在大平先生慰勉下，光代—鼓作气，竟然在三年内通过不动产仲介士考试，并考上代书资格。光代无法忘记当年不把她当人看的同学。大平先生告诉她，爬到人生的顶峰就是对那些人最好的报复，结果光代立志参加司法官和律师考合一的“司法试验”。当时她还不知道，原来司法试验是全日本最难的考试。
就在光代的人生渐上轨道时，突然传来她父亲得晚期癌症的消息。光代惊痛之余，决心要在父亲余生考上律师执照，以报亲恩。她除了睡觉，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念书，就是做家务时也戴着耳机，背诵自己朗读教科书的录音。这是一段漫长痛苦的日子，但是最后光代创造了奇迹，她在半年内连过三关，通过司法试验的一般考、论文考和最终口试，时年29岁。不久光代的父亲也含笑而逝。
光代在31岁时正式取得日本律师资格，她以协助不良少年为职责，不但替少年犯辩护，还做家庭调查，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日本读卖电视台曾为大平光代做过一个专辑，最后光代背对镜头，毅然亮出大片刺青……记者问她为何不削去刺青，她却说这是一生背负的十字架，不想涂掉自己的过去，这样，才能随时警惕自己，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大平光代最喜欢的一段话是后来成为她养父的大平先生送的：“现在就是出发点。我的将来就从现在开始。”
（本文作者：林宣和）
第二章幼稚园大学
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好似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凌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做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l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宇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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