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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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诅咒的长城的延长。
　　——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
　　他常常这样叹息道。
　　直到晚年，他仍然执著于一个信念，以为沟通人类的“最平正的道路”便是文艺，而且只有文艺；但是，又不免慨叹世间少有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出于理性，义愤，承担的勇气，他做了中国新文艺的开启者。当他拔出刀杖对付拦路的兽类，荆棘和石头——布莱希特称马尔库塞的思想方式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时，一大群文艺家却在身后戟指嘲骂，把他描绘成恶鬼。
　　各种各样的文艺家。
　　各种各样的文艺的道路。
　　６看客
　　看客，是他在中国精神史上的一大发现。
　　看客致力于悲剧的鉴赏，是不在场的在场。所谓不在场，是因为他们把悲剧看作与己无关，所以安于赏玩别人的苦痛；然而实际上，他们就在场内，是悲剧的一部分，只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自省而已。看客心理是一致的，麻木、冷漠、混沌。他们是不喜不悲亦喜亦悲的人物，是没有面目的阅听大众，是吞噬个体灵魂的族群。
　　惯于标榜客观超然的学者，其实也是看客。在社会悲剧面前，他们可以因固守专业性而无所动心。因此，知识分子的工作，首先在于良知的发现，痛觉的恢复，是道德对知识的介入和改造，成为萨依德所称的“业余者”。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如果说他的小说是悲剧，那么他的杂感便是喜剧。所有作家已然部分甚或全体地蜕变成喜剧或悲剧中的人物，惟他有幸地在他的时代里，成为中国惟一的戏剧作家和讽刺诗人。
　　他寄希望于未来的民魂的发扬，却又对民众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态度。他知道，民众的罚恶之心，是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的。他尝谓：“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由于他对文学的选择乃在于疗救国民精神，因此看客的发现与开掘，势必成为批判性写作的主要取向。
　　“人”与“看客”，于他是一枚硬币的相反的两面。
　　社会有一种盲目的倾向，就是英雄崇拜。
　　他举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勒为例，指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而我们总是敬服，恭维，夸耀他们。但是，以牛痘接种救活了世界上无数儿童的隋那——一个拯救人类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至今已经无人记起。他感慨道：“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于是指出，只要这看法不改变，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是要吃苦下去的。
　　“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
　　７声音
　　在中国，不绝于耳者，惟是传统的回声。
　　有一个被他不断重复过的话题，就是：“无声的中国”。
　　没有现代的声音，自己的声音，中国就等于是一个大坟场。而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便不但要进行“文学革命”，说“真心的话”，而且还须涉足现实政治，挑战国家权力。在一个专制主义国度里，所有的话语都是“权力话语”：　权力者不是强迫人民说文牍的话语，集体的话语，就是强迫人民沉默。
　　声音是异议者的声音。
　　要使人民变做哑巴，失去自己的话语，就必须使他们过一种监狱式的封闭的生活，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据此，他拟了一个公式：“由聋而哑”。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执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学生的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毕竟还留下一个诅咒的声音。
　　沉默不可能持久，沉默是一个极限。
　　８人和吃人
　　吃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大纲；
　　立人是他的全部思考和写作的大纲。
　　吃人的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完全超越了既定的伦理关系。在这里，任何吃人者的动机和行为都构成了一种权力。这样，所谓批判，就不仅限于社会批判，还当包括文化批判在内。因为被吃者也是吃人者，正如吃人者也是被吃者，所以，批判者自身也就必然同时成为批判的对象，这是为每一个人无法免于吃人的履历所规定了的。
　　他强调作为个人的主观自觉的精神生活，说：“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２０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充满青春的梦幻，热情，力量，仿佛尼采在东方的响亮的回声。
　　１０年后，当他再度执笔为文时，已经由荒原而入街垒，变诗人而为战士了。关于建立“人国”的设想，从此不复进行正面的阐发，而是从背面突入，不是“是”而是“否”，不是“应当如此”而是“不应如此”地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从而直捣问题的核心。在斗争实践中，他完成了由纯粹理性到现代批判理性的转换。
　　只有参与了实战之后，始悟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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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5）



　　９人与兽
　　在西欧中世纪，专制主义盛行，到处是强暴，禁锢和杀戮。马克思把这种政治文明程度极低的状态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
　　因为有动物，所以有“动物主义”。
　　他所言说的动物多为畜类。畜类是兽类经由驯化的结果，其实等于“奴群”。对于权势者及其努力，他称作“黑暗的动物”。它们是死的制造者，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生于普鲁士一个律师家庭，先后入读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投身于政治斗争。1842年主编《莱茵报》，次年10月迁居巴黎，后被驱逐，迁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于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该同盟委托，与恩格斯一同起草同盟纲领，即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回到德国，创办《新莱茵报》并任主编，声援各国革命斗争。1864年9月在伦敦建立第一国际，成为领导者。1883年3月因病逝世。著有《资本论》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的阶级论，无疑地丰富了鲁迅的思想，正如他所说，救正了进化论的偏颇，但并不因此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酷刑”的发明者和改良者。至于受着酷刑的教育的广大的奴隶，他袭用传统的说法，常常喻为“牛羊”。在他那里，所谓“国民性”，就是牛羊的习性，要者是“不幸”与“不争”；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主子决定他们怎样跑。
　　但是，奴隶也有反抗的时候，并非永远甘于被鞭笞和屠戮的。对此，他曾以专制的俄国覆亡为例，证实无论怎样禁止集合，防说话之类，到底仍然“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他指出：“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他说：“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中国多牛羊，独缺猛兽。
　　狗是他议论最多的动物之一。
　　在他的笔下，除了偶尔提及的救人的猛犬之外，大抵作为势利，忠顺而又凶狠的奴才形象出现。其中，主要是“走狗文人”，惯常的称谓为“叭儿”。叭儿又名西洋狗，是中国的特产，为阔人所钟爱，且系西方上流社会的宠物。最早把叭儿当作专有名词使用，是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时期。其一，暗喻留学英美的学者，即所谓“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如陈源一流，稍后则有梁实秋等。其次，叭儿较之别的狗类，皮毛伶俐，身份高贵，这也是他所特别憎恶“雅人”者。再就是叭儿的态度。他这样描绘道：“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为叭儿的骑墙，所以有专论，谓曰：“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一个著名的命题：　打落水狗。
　　这个命题基于下列两个重要事实：　其一是狗咬人，咬死了许多革命人，这是有着血的记录的；其二缘此而来，证实狗性之难以改变。但是，这也并非等于宣告绝对的废除“费厄泼赖”，只是强调不应过早而已。他警告说：“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然而，关于打落水狗的思想，反为恶人所利用；一些无知者和伪善者，也恰恰在这里，向他挥舞和平主义的大棒。
　　他说，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中国人恐怕不免同时显出勇敢和卑怯两种不同的形相，即对羊显凶兽相，对凶兽显羊相。但是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因此，要中国得救，他主张将以上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即：“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关键是“看清对手”，这是他在论“费厄泼赖”时说的。
　　到得后来，曹聚仁有文记中国的反常状态，名之曰“杀错了人”；他即表示异议，说：“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他说。
　　狗生即奴性，外加仿主子性。
　　他说到两类羊，一是山羊，一是胡羊。胡羊多为牧人引领或驱赶，挨挨挤挤，浩浩荡荡，认真而忙迫地竞奔前程；也有山羊领头的，但也都一样柔顺，惟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特别的徽章。
　　在他那里，猪同样有了分类：　猪、野猪、豪猪。
　　比起普通的猪来，野猪只是多出两个牙；但那是反抗的利器，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的。他说：“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有所谓“豪猪社会”。豪猪其实是绅士，上流人物。他说：“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出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
　　如果说他在昆虫类里最憎恶蚊，那么，在常见的动物中间，他最仇视的就算猫了。
　　他供称，他是一个“猫敌”。至于仇猫的原因，在《狗·猫·鼠》里说得很周详：　一是猫有折磨弱者的坏脾气；再是有一副媚态；其实最可靠的理由，倒还是因为嚷。他坚持认为，即使配合也不必大嚷而特嚷的。他对蚊的态度也如此。叮人之前，为何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呢？所以可恶。推断起来，两者都同声音很有一点干系，倘要将它们人格化，那身份便颇类知识阶级。但当然，声音的背后，隐藏着血，侵犯和暗杀的事实，这是根本的。
　　他毕生对付的，惟是权力者和得以分享权力的知识者。
　　中国人从猫的眼里看时辰；
　　外国人从猫的眼里看中国。
　　１０权力与权力者
　　权力无所不在。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塔式的，而非蜂房式。所以，它的基础是同一的，大小层面是等序的，重叠的，影响是垂直向下的。
　　对于中国的权力社会，他有一段出色的描写：“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自古如斯，天下太平。他慨然发问：“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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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6）



　　所谓“共和”，非但不曾打掉专制的蚁冢，反而可以使蚁冢因它的掩蔽而完妥地存留。
　　权力者，也称权势者，有力者，在《而已集·扣丝杂感》中又称“猛人”。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便都有了包围者。猛人被围得水泄不透，成了核心，与其社会相隔离，这样势必变得昏庸，近乎傀儡。为猛人所爱的包围者又都是两面人，平时谬妄骄恣，在猛人面前却娇嫩老实得可以，于是就有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于是就使得晦气的人物、刊物、植物、矿物之类遭灾。但所有这些，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
　　如果猛人已倒，包围者便将随即离开，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或许五成得救，问题是难于找到包围脱离法，结果只好“永是走老路”。
　　以上为“包围新论”。
　　对于中国历史，他有不少独异的发现。除了像“包围新论”，像如下的“时代循环论”，也都概括得十分简明，没有像一些学者那样绕弯子——
　　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种循环交替，“先儒”谓之“一治一乱”；及至日后“文革”，仍有所谓“大破大立”，“乱极而治”的说法，可见源远流长。用新式的意识形态专家的语言，或当称作“历史辩证法”的罢？
　　他曾以小杂感的形式，指出权力和权力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说：“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就说２０世纪，在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便都存在着以种种罪名，嫁祸于犹太人、革命党人、持不同政见者的大量事实。有一次，斯大林对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她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