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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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有的人当众说得冠冕堂皇、圆滑周全，背后却另是一套，而且跟着时髦，悄悄地或理直气壮地更换自己的学术观点，以示开放。我更觉得自己有点理亏，于是想找个台阶能够下来。正好北京电影界为夏衍同志做八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和沈宁、林缦推轮椅进场，夏公一些老朋友立即围拢上来，冯牧同志也在其中。我突然灵机一动，待他们寒暄告一段落，我紧紧接上来说：冯牧同志，您干吗不理我！您是领导，“大人”不计“小人”过嘛！不理我算什么呢？聚在周围的人先是愕然，后来都笑了。冯牧同志脸都红了，嘴里嘟噜嘟噜地说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清。从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不但趋于正常，冯牧同志对我比过去更亲切了。　　　　
　　　　这可真应了不打不成交。这也证明了他是一位心胸宽阔、不记恨人的人。自此我更增加了对冯牧同志的了解和信任。后来，冯牧同志每次来上海，都会通知我，让我陪他去看一些老作家，有时还陪他逛街购物。我每次去京，也都去看望他，他还必定留饭。说起逛街与吃饭，我觉得冯牧同志是位热爱生活、会享受生活的人。他饭食、衣饰都相当考究。他身上极少长期生活于西北农村的游击习气。特别是最近几年，堪称衣饰鲜亮。T恤新潮自不必说，衬衫居然有东南亚风格的门襟和下摆绣本色大花的，毛衣更为花哨，但并不俗艳。一次聂华苓在王元化做主人请她吃饭之后对我说，大陆称得上儒雅倜傥的作家，南有王元化，北有冯牧。我一想，也是，虽然他们两位风格不同，但在懂得穿戴这一点上是有共通之处的。至于饭食，可以说我在北京吃过的人家中，他家首屈一指。无论是鱼虾还是禽肉，也无论是清蒸还是干烧，都做得浓淡相宜。特别是乡下浓汤，做得中规中矩，加多少糖和香料，洒多少忌司（奶酪）末，冯牧都在旁指指点点，小玲一声不响地操作。看来，冯牧同志在家是动口不动手的，这个家全靠小玲操持。小玲（冯牧的外甥女，后来过继为女儿）从小就是个沉稳而干练的姑娘。因此，他家虽也常换保姆，但有小玲指挥，生活秩序永远不乱，冯牧同志也才能够保持他那高朋满座甚至食客满堂的习惯。我每次去他家，常常碰到或是侄男甥女一大群，或是三三两两来自部队的、来自云南的旧友新朋，有与他同辈的，而年轻人居多。有的聊够了就走，有的坐下来就吃饭，有时会坐满一个大圆桌。冯牧同志似乎看着这种兴旺的样子就开心，我觉得这是精神不老的一种表现。一般人年过古稀就嫌烦怕乱，这大概是由于体力不支。还有些年轻时十分慷慨好客的人，到老了变得有福只肯独享，不愿和别人共享，在钱上十分计较。　　　　
　　　　1974年，为逃避“四人帮”在文化部爪牙的迫害，冯牧在昆明老战友的帮助下，躲避在云南达一年之久。此照摄于独龙江。　　　　
　　　　当然我指的是有充分经济能力而不是经济拮据的人。西方人认为吝啬是衰老的标志之一，这似乎是有些道理的。而冯牧同志这种豪爽好客的兴致一直保持到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之好客并不以利益相交。有人在炙手可热、飞黄腾达之后离他而去，他也发牢骚，但他本人绝不因什么人背时倒运而加以摈弃，这在今天是不多见的。去年冬天，我最后一次去他家看他，他被年轻人架去吃饭，见我来，仍一定要我与小玲夫妇共饭，临走还再三叮嘱我等他回来，说他会将席上好吃的东西带回来。我心里好笑，这些前辈们还拿我当没长大的毛孩子呢！他赴宴回来，见我走了，还真打电话来埋怨了我一通。没想到，今年年初再来北京，他就已经进了友谊医院，而且再也没出来。　　　　
　　　　许多朋友惋惜他走得太早、太快。是啊！从确诊到去世不过半年，而且他的年龄也不算太老，尤其是直到住进医院，他的精神状态还那么年轻，生命力还那么旺盛。但是，这个病是绝症，又那么痛苦，我觉得与其勉强拖延时日，倒不如让人们在心目中保留住一个生气蓬勃的形象。不知我这想法对于小玲来说是否太残酷？　　　　
　　　　8月底患感冒从北京回来，每天发烧做不了事，只能翻看各种杂志。看到在今年8月出版的第四期《中国作家》上，刊载了一组1994年冯牧同志带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走访云南的散文。其中乔迈与李锦华两篇，几乎讲的都是冯牧与云南的关系，冯牧为主，云南倒成了陪衬。乔迈的题目就非常有意思，正题是《山水人心两相知》，副题是《随“冯霞客”云南纪行》。能够达到与山水两相知的境界，非一般人所能做到。我虽对云南山水心仪已久，却从未敢生览胜之心。从乔迈他们文章中，不但见到云南诸般奇景，同时见到活动于其中的冯牧同志矫健的身影，特别是云南老乡对他的亲昵与敬重。乔迈和李锦华文章都着重讲到在当地人心目中他的身份是冯部长兼“冯霞客”。对有些人来说，则把两种身份倒过来，“冯霞客”在先。叫他“冯部长”，是因为他五十年代在那里担任过云南军区文化部长，率领过一帮文化兵，带出来了一大批有名的作家。这些作家人所周知不必多言。那段时间，还出产了一大批表现云南地域特色的、为当时枯燥的文化园地增添了娇艳又轻松的电影，如《勐垅沙》、《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五朵金花》等等。这与他主持文艺工作有一定的关系，当日的文化上的灿烂风光让人至今怀念“冯部长”。特别有意思的是，“文革”当中他被通缉，逃到云南隐匿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还为当地抢救出了一处极重要古迹“解脱林”。他对云南真是功不可没。叫他“冯霞客”的，是因为他追寻着徐霞客路线，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对云南的熟悉程度，作家中无出其右者。　　　　
　　　　乔迈写道：“我还不止一次听他（冯牧同志）带着自豪的口气说：中国作家里边，用自己的双脚，在云南走的地方最多的，就是我。”请注意，是用自己的双脚，而不是骑马或坐汽车。如果不是对于生活满怀兴趣充满热爱的话，大概很难做到这一点。乔迈文章中写得最精彩的段落是冯牧这次带领他们游览的表现。他写冯牧走前跑后兴奋万状地为大家作介绍，惟恐什么人对他的第三故乡的美丽景物有所遗漏。为了观看难得一见的玉龙雪山真面目，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捕捉时机。“刚一住进旅馆，冯牧快乐的声音响起来：‘可以看，可以看了，推开窗子就可以看了……’快乐之情溢于言表。”“他兴奋得很，一间屋一间屋地走，一间屋一间屋地指点给我们看。”其实外来的作家们并没看出什么名堂，冯牧大概也有些失望。上天不负有心人（或者说是有情人吧），玉龙雪山毕竟在他们进山攀登漫游、返回山脚的时候，拨开深锁的云雾，现出真容。乔迈写道，“还是他（冯牧）首先发现了异常，他的一声惊呼带起了满车的惊呼。众人在欢呼慨叹声中争睹芳颜。归途中，我们都兴奋地议论不休，独有此雪山的第一号的崇拜者冯牧不动声色，闭目冥思，良久以后才轻轻说：‘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啊。’”乔迈对于冯牧为了让大家和他共赏他所心爱、崇拜的景物，那种不懈不怠、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的急切心情，和“求不得”时的忧心忡忡及“失而复得”时的兴奋激动，真是写得惟妙惟肖。这让人联想到他日常的表现，这哪像是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哪像还只有一年寿命的人！我所以引用了这么多乔迈的描述，是因为这是冯牧同志生命最后阶段的写照，他正是以这种姿态告别人世的。　　　　
　　　　写到文章收尾时，读到邵燕祥的悼邹荻帆、冯牧的文章《好人一生不平安》。是的，在这个波涛动荡的时代，好人何尝能平安？一生太平安的倒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好人？但我却相信一点，那就是好人终有好报。冯牧同志终于得到了这么多人的理解、爱戴和怀念，那不就是得到了好报？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呢？！　　　　
　　　　1996年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8节　书生荒煤（1）

　　　　在我的印象里，三十年代的作家常常成双成对地出现，比如，尤兢和凌鹤，丽尼和荒煤等等。他们不仅是同时出现于文坛，而且在其作品的体裁形式、内容风格方面也有某种类似之处。在初中时代，有一段时期我最喜欢散文。文化生活出版社丛书所收入的何其芳、丽尼、陆蠡的《画梦录》、《黄昏之献》、《鹰之歌》、《竹刀集》等等，我几乎无不反复诵读。连同该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比如屠格涅夫的《门槛上》，我也不漏过。　　　　
　　　　初中时代，正是做梦的年纪，喜欢文学的少年，自然最喜欢那种带有梦幻色彩的，以轻盈曼丽的文字承载着淡淡的怅惘与哀愁的美文。何其芳、丽尼这些作者的名字本身就美丽得惊人，而那些集名如《黄昏之献》、《画梦录》等则更令人回肠荡气低回不已。当时，我常常将这些集子中的文字，整段整段地抄录在本子上反复背诵。“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时，我还发现那些已经破损的本子仍然保存在书橱里。至今，丽尼所译的《贵族之家》的结尾，我仍然背得出来，而且后来每次再读这段文字时我都能记起第一次读到时在心中所引起的颤动。那种感情境界正好与那种还不知愁却要强说愁的心情相契合。　　　　
　　　　当时，我认为荒煤写的也是散文，也将他归入这些一咏三叹的诗人的行列。我觉得他们大概都是一些羸弱、憔悴、面露迷惘之色的书生。　　　　
　　　　到我进入高中以后，我开始参加反蒋学生运动，与“强说愁”的心情告别，同时也就与这些作家的作品暂时疏远了。当然，它们对我的影响并未消失。　　　　
　　　　没有料到，1949年之后，我进入宣传文化部门工作。而且很快就得到直接接触那些我心仪已久的作家的机会，　　　　
　　　　１９４９年老友重逢，荒煤与夏衍、罗烽、黄源摄于北京故宫。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已经写到过，相见之下，大部分作家与我想象中的他们有很大的差异。每逢第一次见到某一位作家时都有很不同的感受。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我非常惊讶《画梦录》如何出自这样一位五短身材、肢体和面部器官都胖胖圆圆而且全无神采的人士之手。在他身上完全找不到那种做白日梦的诗人的气质。他的外部形象与他后来所写的理论批判文章倒比较接近。这时，我突然悟到，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所得到的“正果”。这种“正果”对于我们这类年轻人来讲是不可企及也很难想象的。　　　　
　　　　见到荒煤时我的感觉则是另外一种。那种感觉只能用“别扭”二字来形容。在他身上，既缺乏领导干部的那种威严，又没有文化人的那种随意，让人在他面前不知所措。　　　　
　　　　我第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1952年，在我随夏衍同志去京开会的时候，见到他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中南军区文化部长，是位部队首长。但是，见到他之后，我觉得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并不合适，略嫌纤瘦的身体在军装里面显得晃晃荡荡。那身军装和他脸上的表情更不协调，那张中间微凹的脸罩着一层说不清的忧郁。这还不够贴切，也许应该说是郁闷压抑。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并且很少注视谈话的对方，让人觉得无从与他交流。在他于1953年调到北京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之后，我见他的机会增多了，但是，我仍无法与他进一步熟稔起来。不仅对我，我看到他对不少人仍然说话极少，从来没和谁开过玩笑，似乎满脸挂着一层霜。这可不大像个文化人。当时文化电影界的前辈对我们这些“小鬼”们，大都很亲切，有时还流露出一种对晚辈的“爱怜”。今天回想起来，大概是当时我们朝气蓬勃地为革命奋力工作的种种表现，让他们想起了他们自己的年青时代。因之，我们对于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感到拘束，有时还直呼某些人的诨名绰号。但对荒煤我们可不敢。　　　　
　　　　当然，他也并非永远表现得冷若冰霜。在与夏公或其他电影界人士谈到什么可笑的事情，别人都开怀朗声大笑的时候，他的脸上也会绽出一个无声的笑容。在这个时候，他的面部表情完全改变了。他的眉目舒展开来，嘴角上弯，似乎罩在他脸上的一层透明的硬壳化解了，整个面部的线条都变得柔和起来。然而，这种表情转瞬即逝，笑容一去，脸上阴云重新密合，又恢复了常态。　　　　
　　　　因此，那段时期，我一直觉得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特别是由于我和他有一次直接的谈话，更加强了我的这种看法。　　　　
　　　　那是在夏衍因潘汉年事件去京接受审查，决定留文化部任副部长不再回上海之后，正好荒煤来沪。夏公来信要我就我今后工作去向的问题去和他商量。当时我的心情极为惶恐不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接受审查就涉入如此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并且由张春桥这样的人物亲自找我谈话，要我交代揭发有关潘汉年的一切反革命活动。他不容我分辩一句。而我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所受到的压力非常大。正处于这种不知所措的困境中的我，自然希望有一个人能为我指点迷津。当然我也非常想从他那里知道夏公当时的真实处境。虽然夏公已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他毕竟是去接受审查的呀！　　　　
　　　　荒煤六十年代于香山　　　　
　　　　夏公既然不回来了，那我究竟到哪里工作为好呢？我是绝不愿意留在张春桥领导下的市委文艺部，可是去哪里呢？我满心惶恐却找不到一位可信赖的长辈去倾诉。荒煤的到来，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我满怀希望地跑去看他。然而，这次见面使我好失望！见了面，他一如既往，点点头让我坐下，连个笑容都没有，更别说主动问我什么了。我满肚子的话全都烟消云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当时和我讲过什么，我一句也记不起了。我只记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