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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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谢世。瞿白音和吴强还进行过一次合作，即将吴强的《红日》搬上银幕。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两人讨论起来，那可真是坦诚相见。每遇意见相左，不仅可以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通宵达旦不能罢休。遇上这种情况，田念萱还得给他们做夜宵。而这种激烈的争吵一点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尽管他们彼此出身、学养、经历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同属胸无城府，童心未泯的人。是的，具有童心对他们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们喜欢年轻人，即使跨行跨业，只要性格相投，他们也一律欢迎。我在她家多次遇到与文艺毫无关系的年轻人。以我相熟者而言，我们共同的朋友黄屏的弟弟，我的两个弟弟，都是她（他）们的忘年交。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比与我更为悬殊。他们所从事的科技理工方面的专业，连我这个做姐姐的都没弄懂，也没兴趣弄懂，但是，当他们每次相聚时，她（他）们两位，尤其是瞿白音对弟弟的专业却表现出了那么大的兴趣，认真地向他们“讨教”，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讨论。我的两个弟弟一向不大喜欢文艺界人士，很少与我的文艺界朋友交往。他们觉得许多作家、艺术家华而不实，惯于哗众取宠，特别是有些人没弄懂就瞎卖弄一些科技名词。对这一点，他们特别反感，常常从报纸、杂志的文章中挑出一些例子来“口诛”一番。但他们对于田、瞿两位却既敬重又友善，认为她（他）们都是既热情又实在的人。　　　　
　　　　大门如此洞开的孟尝君式的做法，自然所费不赀，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瞿白音当年虽也算是位“三名三高”的人物，属于五六十年代的高薪阶层，也很难承受这样的开支。但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她（他）们担心过什么。她（他）们没有什么积蓄，因为她（他）们一向过这种有饭大家吃的生活。此外，瞿白音还患有痼疾，犯起病来是性命交关的事。医疗费是她家一项沉重的负担，即使自1949年他享受了公费医疗，但也不是一切费用都能报销的。因此，医药费始终是她家一项重要的开支。瞿白音的病是爱迪森氏病——肾上腺结核，不知现在医疗上是否有了什么好办法，当年是靠在皮下植入一块可以补充肾上腺的什么人体组织。可等到所补入的东西作用达不到要求的时候，就会发生生命危险。这种病还会导致全身色素沉淀，皮肤变黑。一次，他和夏公一起招待捷克电影代表团，客人将他误认为印度人。于是，夏公给他起了一个“印度王子”的绰号（夏公是很喜欢给人起绰号的），这个绰号后来就叫开了。这个绰号之所以贴切，除去肤色之外，还有双关含义，对于常人来说，很难不担心的家庭收支失衡的问题，她（他）们夫妇似乎不大在意。五十年代中期，瞿白音一次发病，十分危急，田念萱手中拮据，曾向顾而已（？）借过五百元。在当时五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背上了债，她（他）们仍旧照常款待宾客。到六十年代初，她（他）（们）拿到了两笔剧本稿费，当还钱给债主时，债主坚决不收，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还钱就绝交。在这个客厅中成员之间不分彼此至此，也真让人感动。　　　　
　　　　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气氛下，聚集了这样一些具有真性情而又不知掩饰自己的艺术家的“客厅”，不会不引起某些人的侧目。吴家客厅早在反右时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田家客厅虽勉强幸存下来，但到“文化大革命”刚一揭开序幕，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演剧队是国民党的别动派”的大块文章之后便遭受到猛烈的冲击了。瞿白音被关押，田念萱被解除公职驱赶回家。奇怪的是，尽管如此，这个客厅的凝聚力仍未被完全冲散，它的结束反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运动开始，每个人都被冲击得昏头昏脑，自顾不暇。但在那种非常的状态下一旦安顿下来之后，人们又想起了那间客厅，想方设法地恢复了来往。田家房屋在被查封之后，大部分被重新分配，只留给她（他）们楼下的这间“客厅”。幸亏新来的邻居们都很理解、同情她（他）们。特别是楼上一家医生夫妇，很快也成了这个败落的“客厅”的座上客，还担任了他们的义务医疗顾问。大家都免除了被检举揭发的顾虑。那是在下干校之后，听说瞿白音被释放回家了，人们就利用干校休假时间，在夜色的掩护下前去探望。我在《雨夜听琴声》中讲到为避人耳目，在一个漆黑的冬天的雨夜里去看望刚从狱中出来的朋友，所写的就是去她家的一段经历。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干校结束、“学员”们返城之后，那来往就更方便些，只要想方设法不被造反派发现就是了。当然，饭是没有得吃了，不但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很拮据，而且，停留的时间也不能过长。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就是在她家听到的。那天下午，她儿子瞿向明气急败坏地从外面跑回来报告，毛主席去世了。哪里听到的？她妈妈急急地问。广播，外边在广播，路上的人都站下来听，儿子回答。我十分紧张，立即站起来说，我得马上回家，免得等会儿工军宣队到家里来查我的动向发现我在外边走动。田念萱也催我快走，因为说不定电影局的监督人员也会来检查，发现了我们就麻烦了。　　　　
　　　　这个在“文革”后期还“苟延残喘”的客厅，在“文革”结束之后倒逐渐解体了。在落实政策之后，她们的房子恢复了原状，扣发的工资也一次偿还，但它再也不能恢复过去那种“辉煌”了。在运动中都不怕担当串联罪名的老朋友们自然不会忘情这里，还经常来走动。但是，经过这十年来两次翻天覆地大转折，历史毕竟翻过了一页，而非单纯地回复到过去。有些人疏离了，而一直保持来往的朋友们，在重新恢复工作之后，几乎个个都想补回损失的十年。特别是在开放改革政策实行之后，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学术著作涌入，人们在工作之外，还悟到需要“恶补”的功课是那么多，简直连睡觉的时间都有些吝惜，串门做客、海聊神侃的心情就被挤到日程的边缘角落里去了。朋友们、特别是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常常只能在上班前、下班后去坐坐，只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感到热闹惯了的田念萱有一种失落感。特别是瞿白音在得到平反之后不久，于1979年因主动脉瘤破裂突然逝世之后，她更显得落漠。也许她以为是瞿白音的去世造成这个客厅的逐渐冷落。她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我不敢对她进行解释。“文革”结束之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虽在文坛活跃异常，但他们家的客厅如何？我虽去过两次，也同样匆匆，而且那里也不再像它鼎盛时期那样，时时高朋满座。我想理由是同样的。当年客厅中的中年人业已进入中年的尾声，当时名满艺坛的中坚力量，则多已进入耄耋之年。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一迟来的工作机会，不敢浪费一点时间。于是，那种悠闲的，带有士大夫遗风的聚会逐渐淡去。也许可以说，那种客厅体现了某些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活状态和彼此进行艺术交流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生存方式。在那种信息不畅通，对外封闭、对内施行禁锢政策的时候，这种客厅就为一些不安于现状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同“好”相求的“自由”讨论的空间。当然，这种“自由”在不同时期有大有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它毕竟为那些不甘心囿于成规的艺术家们提供了相互切磋、共同探讨的场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之后，除去生活节奏变快的原因之外，艺术家们进行交流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更大的空间。应邀去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渠道逐步打开，在国内则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人聚会——研讨会、笔会，甚至饭局茶话会。然而，这些聚会大多是例行公事式的，热闹倒也热闹，但坦诚活泼的气氛却往往不足。当然，逝去的东西终于要随着历史的进展而逝去，但是，那种自由自在的、丝毫不需戒备的、充满温馨之情的聚会，不仍有值得缅怀纪念之处？　　　　
　　　　1997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3节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1）

　　　　近来有人写到王元化先生时，曾提到我形容他早年的某些性格表现的话。比如，陈丹燕和钱谷融先生，他们都觉得不但从中依稀可见元化先生的某些形影，而且这些表现与他今天为人治学的态度也有某种关联。许多朋友动员我也写一篇。其实我也常有写他的冲动，但往往一下笔就犹疑了。因为他现在已是一位大学问家，而我于他所研究的学术思想问题却全然是门外汉，掌握不住他的学术思想——这可是他的精神精髓，谈学者而不懂他的学术精义，那岂不是个大笑话！　　　　
　　　　但朋友们还是鼓励我试一试，鼓励我从多年的接触和了解的角度，提供一个我所认识的、日常生活中的王元化。这也许对于研究他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帮助。　　　　
　　　　这些鼓励让我跃跃欲试。我也许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在我这一辈人中，可能我与他认识得最早，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断断续续在工作中有所接触。在1954年底之前，先是他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在市委宣传部，等我到了华东局宣传部，他已去了新文艺出版社。但他经常来参加夏衍同志主持的会议，我常见到他。1954年之后，成立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夏公任书记，他是文学处处长，直至他因胡风一案隔离审查。当他戴上“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帽子后，被分配到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我当时也已调到文学所的现代文学组。于是，接触就多了。到“文化大革命”，他属“死老虎”，我是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在牛棚中共处了十年。“文革”结束以后，那就不必说了。我不仅和他形成半师长、半上级的关系，而且接触到了他的家庭，接触到了与他最为亲近的三位女性：妻子、母亲与姐姐。也许可以说，我看到了半个多世纪他在仕途、生活中的大起大落。不仅看到过他未经挫折前“年少气盛”的当年，和历尽磨难潜心问学的现在，还看到他在友人与家人当中的一些表现。也许我可以由此向读者提供他的一些不同的侧影。　　　　
　　　　在我眼里，王元化是一个既单纯又丰富、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当年——五十年代初，忠厚长者孔罗荪背后笑称他是个“性格演员”。那是说他是个有棱角的人。如果让我形容他，我说他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　　　　
　　　　王元化九十年代于杭州　　　　
　　　　我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说老实话，我对他不但没有好感，而且还相当反感。五十年代初，他很被领导器重，身负文艺界好几个方面的重任。当时胡风问题刚露端倪，隐约间也听到过视他为胡风派的议论，而且几度传闻在他担任总编的新文艺出版社，为社内的“胡风派”所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但他仍受到上海的领导、至少是夏公的信任和支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少年得志”（听说他十七岁入党就得到地下党领导人的另眼相看了）、恃才而骄、颇为自负，甚至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平时不苟言笑，发言每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神态用普通话说是“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语说“很飙”才行。因之，即使到了文艺工作委员会，我和他办公室门对门，我也不想和他多打交道，连当时我写了文章，夏公叫我先拿给他看看，我也尽量拖延。　　　　
　　　　让我对王元化改变看法的是反胡风运动。据我接触所及，胡风除去文艺主张不见容于当时最高领导之外，他还被认为有“宗派主义”。夏公一直认为他在这两方面都与他们有所不同，1954年还将他吸收进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的领导小组。但待到胡风“反革命材料”公布，涉及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往来之后，谁也无法保住他了。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沦为审查对象。他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不仅宣布进行审查，而且当即抄家隔离。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目睹他被检抄办公室时，他以臂掩面直挺挺地躺在帆布床当年处长以上干部都在办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休之用。上情景的感受。尽管后来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复被抄家，但这第一次亲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难忘。由此不仅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同时，还看到人作为个体脆弱的一面。王元化，还有一些所谓“胡风分子”，都是当时已很少见的“飞扬拔扈”、桀傲不驯的文人，但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只要政治机器压过来，毫无挣扎余地只能束手待毙，甚至化为齑粉。后者给我的震动尤大。　　　　
　　　　王元化在隔离审查中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他“结案”时的表现，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夏公对他一直很欣赏很器重，周扬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扬曾说过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家。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认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领导层给了他逃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一惊！这是什么样的骨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　　　　
　　　　我是在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组之后，带着几分钦敬的心情与他逐渐接近，也与他的家庭逐渐接近起来的。如果说更进一步的接近，那则是在“文革”之后了。　　　　
　　　　文研所小环境对他不错，无论是所一级领导郭绍虞先生和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