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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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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他已吃过许多苦头，但他“童心”未减，初衷未变，我几次去京看望他时，总是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接待有才气的年轻人和为他们说话。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2节 人、风格和兴趣
——观“夏衍捐赠字画展”所感
不久前，夏衍老人把他多年收藏的字画全部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件事在文艺界圈子里成为一时的话题。1989年夏，他先是将他十分珍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其“侥幸”地失而复得的纳兰容若的诗翰手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当然，这都是无偿的，他连捐赠仪式都辞谢了，只同意在他故乡杭州举行一次展览。
前一阵，许多老前辈都将自己收藏的文物捐献了。据夏公说，李初梨、李一氓、周培源、孙大光都将他们所收藏的陶瓷、书画、善本捐给了各自的故乡的博物馆。对于他们的这种做法，夏公认为，这些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流散于肆里坊间，既有机缘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应该将它还给国家，成为全民族所有的文化遗产。为避免再度流散，交由博物馆保存是最妥善的方案。博物馆本是荟萃民族文物乃至世界文物之地。至于选择哪个博物馆，他说，那当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所以将纳兰手卷捐给上海，那是因为纳兰手迹传世者很少，他知道另有几件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所以将这手卷也交给上海，以求集中。其他九十四件所以捐给浙江博物馆，那是由于杭州是他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受教育于斯，他去日本留学，也是由当时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即浙江大学前身）公费保送的。所以他说：“这一次捐赠不能说是‘奉献’，而只是‘报恩’。”1987年夏衍得了一笔日本颁发的“国际文化交流”奖，他就把五万元捐献给故乡，作为浙江省的教育基金。
夏公不是专业收藏家，收藏字画不过是他众多的业余爱好中的一项。文艺界的人都知道，夏公从事过的工作很多，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则知道他个人兴趣也很广泛。以我所知，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最大的爱好是看球赛和集邮。他对这两者的喜爱程度不相上下，难分伯仲。他也喜欢种花、养鸟、养猫。在上海时期，星期天他也常在潘汉年家里和陈老总、周而复打“五百分”。更意外的是他还对植物学有兴趣，他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们，菠菜是从波斯引进的，土豆是从印尼引进，南瓜是从柬埔寨引进的等等。当时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买过一套日本出版的《百花图鉴》。我的区分枫与槭、玉兰与辛夷等起码知识，就是从那本书上得来的。但是，1955年他调到文化部之后，由于工作繁忙而放弃了某些兴趣。在文化部，他分管电影与外事，这两项工作都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掌握的，而且抓得很紧，很细，于是他就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半夜三更打电话要他到西花厅去汇报，有时“出题作文”，限期交卷。他曾很得意地说过：《论〈十五贯〉的改编》这篇五六千字的文章，是总理看了演出之后，当场下命令，要他开夜车，一个通宵赶出来的。忙，又有一点不服输的性格，而一天又只有二十四小时，于是他不集邮了，花也不种了，一段时期专心搞业务，审阅和修改电影剧本。他又分管外事，所以艺术团出国，演出节目都要他拍板定案，当时出国的艺术团主要是京剧、杂技和歌舞，于是久而久之，他又爱上了京剧。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工作者，大多数人是多少有点看不起京剧的，他不例外，对京剧他是外行，但是他有一股钻劲，不懂就学，不懂就问。这样，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李少春就成了他的先生和好友。有一年他到上海来审查上海京剧团的出国剧目，他除讲了出国演出要注意的事项之外，还对每个剧目都提了一些技术性的意见，这就使上海文化界的人感到意外，几年前他在上海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是很少看京戏的，事隔几年，他提的意见居然很像一个“内行”了。那一天作家章靳以也在座，冷不防地向夏公提出：上海京剧团生、旦、丑行都可以，刀马旦很出色，可是还缺一个挑大梁的净角，你们文化部能不能在明年戏校毕业生中挑一个黑头给上海？架子、铜锤都可以。夏公有点吃惊，除了说尽可能照办之外，后来还对我说：“我过去一直认为新文艺工作者是很少看京剧的，想不到靳以是个行家，我太主观了。”他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他爱京戏是真心实意的，三年前一个美国姑娘在北京演了一出梅派戏，他就兴奋地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很别致：《看洋人演京戏而大悦》。
他在文化部那一段时期不集邮了，不种花了，那么是不是一切嗜好都没有了呢，那也不是。他还是有球必看，乒乓、排球、篮球，特别是足球他从不错过。那时他和荣高棠有一个“互助协定”，就是荣高棠要看戏，他送戏票，他要看球，荣高棠送球票。今春我从杭州到北京去看他时，他正在和一位球友大谈球经，他说国家足球队兵败狮城，他看了电视之后一夜没有睡好。他说失败的原因一是教练管教不严，二是大赛之前不该搞太多的热身赛，到新加坡之前，已经是伤的伤、病的病，八十年代出访日本，在奈良喂鹿。
这是疲兵上阵，这样的事，“五一九”事件之后已经不止一次了。但他对新组建的女排还是很有信心，他说上海二李（李月明、李国君）有进步，新人赖亚文、许新都很有希望，只是缺了一个郎平那样的主攻手。他对球员的姓名、身高、体重，都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我这个外行人只能洗耳恭听，想不到年已九旬的老人还有这一份童心。
我问他，五十年代你不是很忙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闲情？他辩解说：“嗜好不多了，只有两样，一是体育，二是跑琉璃厂。看球很紧张，玩书画则很悠闲，这也可以说是一张一弛。人生在世，既要工作，也要休息，只工作，不休息，人累坏了，工作就肯定做不好。越是忙，就更要挤出点时间来散散心。散心，就是转移注意力，这就是忙里偷闲的意思。”
我问，你跑琉璃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先是五十年代初，和艾青、吴祖光去看齐白石，不过那时还没有上瘾，偶尔买几张画，回到上海就随手送人，送给刘晓，送给吴强。开始对文物有兴趣，是到了文化部之后，先是被阿英拉了去的，他买旧书，我则买点字画。当时星期天跑琉璃厂的人不少，我就是在荣宝斋、宝古斋这些地方认识了邓拓和田家英。他们是行家，我则是凑热闹，或者叫附庸风雅。我这个人从小就有一点收藏癖，香烟片子、火柴盒都收藏过。跑琉璃厂，很快就陷进去了。先是爱上了齐白石，经过介绍，认识了这位老画家，我欢喜和奇人交朋友，白石老人的确是一位平生少见的奇人。当时他家里有一个看门人是清宫出来的太监，侍候过皇上，所以门看得很紧，颇有点“闲人莫入”的派头，有一次我和新凤霞去买画，白石老人亲自送我们到门口，从此之后，这个太监就对我们另眼相看了。老人还有一个怪脾气，买他的画一定得一手交钱，一手交画，而且只要新钞票，旧票一律不收。顺着他的脾气，事情就好办了，他不仅可以打开画箱让我选，而且还可以出题目请他画，我最欢喜的那幅《鼠子闹山馆图》，就是因为他很少画老鼠，所以我出题请他画的。有时，还可以请他题上款，他就挥笔给我写了“夏衍老弟”四个字。
我是夏公的“老部下”，当过他的秘书，所以可以无所不问，一次谈不完，第二次再问：“那么，为什么又爱上了扬州八怪呢？”他说：扬州八怪之所以被人叫做“怪”，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画的革新派，齐白石也是革新派，看得出他是受过徐渭、扬州画派和吴昌硕的影响的，懂得了一点齐白石之后，进而收藏郑板桥、金冬心，那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五十年代，扬州派的画市场上还不少，但是要收齐八家的作品，那就不容易了，特别是高翔的画，简直是跑遍厂甸也看不到一幅，我这个新手居然能收到三幅，那简直可说是奇遇了，其中的《行书诗翰册》，还是我们浙江耆老陈叔通先生知道了我在苦苦搜求而割爱送给我的。我在文化部十年，各省市的大博物馆都看过，八家俱全的也不多，这次我捐献了三十三件，自己也觉得“来之不易”，当然，“文革”中抄家，也损失了不少，郑板桥的字画，我本来有六七幅，因为八家之中他名气大，知道的人多，所以有几件被那批红卫兵没收了，幸好那幅珍品《行书道情卷》还没有被抄走。你问这三十三件我最喜欢的，或者最难得的是哪几幅，那就很难回答了。不欢喜，还会花钱去买么？比较而言，我最喜欢的是李方膺的两幅钟馗，罗两峰的《达摩》，八家之中，李的作品存世者最多，但是他画花卉、山水，人物是少见的，我的那本册页中有他的一幅仕女，这是罕见的珍品，至于汪士慎的《墨梅长卷》，似乎可以说是我收藏中的白眉，连徐森玉老先生看了之后也说我运气太好了。当时，琉璃厂也有赝品，我也买过假画，也算付过学费，但是这次捐献的字画都是经过文物局专家鉴定的。
他很痛心“文革”中造反派抄走了他全部藏书和一些心爱的字画。他有一幅高凤翰的苍松，也是精品，后来康生看见了，说这是他的老乡山东画家的画，要借去看看，从此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还有一个故事，前面谈过的纳兰性德的书翰卷，康生也特意到他家里来“欣赏”过，“文革”中抄走了，后来发还时也没有踪影，正在痛惜中，1979年吧，林彪“收藏”的文物内部展出，一位文物局的朋友来告，说这个卷子还在，于是他请人作证，好容易收了回来。
有人说，他收藏文物，是节衣缩食，或者是借了债来收购的，这看来不是事实。他的确很俭朴，衣、食、用都很随便，在解放初期还是供给制的时候，他特别公私分明，从来不用公家的信封信纸，寄信也自己买邮票。还有一件怪事，他写作了几十年，他的文章都是写在用过的印刷品——也就是废纸的背面，或者是随手拿来的拍纸簿上的，他从来不用原稿纸，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爬过格子。”这是他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养成了的习惯，不能改了。他能花重价买文物，主要的原因是他家庭负担不大，一儿一女，一家四口，调到文化部之后，女儿到苏联留学，儿子进了交通大学，夫人留在上海，他单身一人住在文化部宿舍，坐公家车，吃食堂饭，可以说没有什么家累，加上他“快手写文章”，有稿费，又有版税，当时剧本演出还有“上演税”，五六十年代他还写过五六个电影剧本，当时每一个电影剧本的稿酬是两千元，所以比较起来，1957年在北京八大人胡同寓所在文人中，他的生活是比较宽裕的。他一方面很勤俭，一方面又舍得花钱，最使我吃惊的是他1952年在上海花三百元买下了“红印花加盖小四分”四方连，后来在北京又花两千元买了他看作“宝贝”的纳兰的书翰卷，这正好是一个电影剧本的稿费。谈起这两件事，他开玩笑说：这叫做“大进大出”。当然，对这些事“文革”中许多人贴过他的大字报，早在1964年文化部整风，他违心地作了检讨，说买文物说明了他的“革命意志衰退”，这篇检讨在当时的“宣教动态”上和齐燕铭的检讨同时发表过。
他兴趣广，嗜好多，但看来他既没有“玩物丧志”，也没有妨碍他的业务和学习。他读书很勤，也很杂，而且很用功。他读过的书上，杂志上都划了红杠和圈圈，有时还加上批注，至今依然如此。大家知道，他“五四”以后很少看线装书了，可是1959年我读了他写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书中居然引用了不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警句，如刘勰、乔吉、李贽、李渔等人的审美观等等。有一次我问他，这一类书你是什么时候看的？他沉思了一下之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少壮不努力，这些书都是五十岁以后才读的。三十岁的时候没有‘立’正，四十岁的时候‘惑’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人家‘知天命’，我才发愤读书。”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毛泽东、周恩来看京戏，幕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问他：“他这个管文化的读过几遍《红楼梦》？”他回答：先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后来就挑着一回一回地看，也不知看了几遍了。毛泽东说那不行，最少得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三遍到五遍，否则就看不懂《红楼梦》。这样他才向红学家借了一部“脂批本”，是庚辰本，还是甲戌本，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补读了一遍又一遍。谈这些的时候他有一点感慨，他说：“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人写的东西，首先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传统文化是想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也读过不少洋书，但是不论对创作上，美学上的‘情感观’，形神论，典型论等等，中国古代就讲得很清楚，很深刻的。《文心雕龙》的确初读有点难懂，但结合自己创作的经验来读，就会觉得别有一番滋味了。”
“文革”中他坐了八年多的牢，是1975年出狱的，下一年他来上海，他真的老了，但他还是不改初衷，充满了乐观和信心。他依旧替青年人看剧本，有时候还要提意见，甚至动笔修改，当然依旧不断地在报刊上写文章，依旧改不了当过新闻记者的习惯，现在还写杂文、写政论，不像是个年已九十的老人。前年我受《人民文学》之嘱，和他作了一次“对谈”（《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他对当时盛行的淡化政治，淡化典型的意见，对于那些故弄玄虚，用所谓“哲理性”的、科学上的术语来吓唬人的文风，他还是态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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