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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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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远远地关注着她。在困难中，聂华苓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又显示出来了。而且，她毕竟是一位作家，只要写作的欲望不灭，她就会从伤痛中走出来。况且她与安格尔是由于文学而结合的，
2002年聂华苓偕Iowa国际写作计划新负责人来上海，过去受到过聂华苓接待的全部上海作家和尚未去过Iowa的一些作家来到上海作协与聂华苓欢聚。聂华苓最近说，她已不想再作跋山涉水的远程旅行，此行可能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了。
只有写作才能给她“再生”的力量。当我们知道她已经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就放下心来了。于是有了这部《鹿园情事》和另一部由她整理的《安格尔轶事》。
聂华苓的作品大多反映了她在一定时期的心态。其实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是如此，从作品中可以体会得出作家写作的时候是处于忧虑焦灼，还是心浮气躁，或者是心平气和的状态。《台湾轶事》是聂华苓初到台湾时的艰窘困顿的生活状态的反映。《桑青与桃红》反映的是她自台湾被放逐到美国寻找依归的骚动不安的心路历程。《千山外，水长流》则显得和缓舒展，这自然与她在“安格尔家园”中安顿下来有关。《鹿园情事》虽然我还只读了开头一部分，但我已感到作家于沉静中埋藏着仍不断求新求变化的写作野心。
1994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7节 於梨华和她的《别西冷花园》
於梨华的散文集《别西冷花园》首先在上海（而不是台湾）出版了。她的小说几可等身，而出版散文集这倒是第一本。我是在正为骨质疏松之痛折磨的时候收到了它。一口气读下来，它几乎让我暂时忘记了病痛。它的吸引力来自文章内所充满的带有强烈冲击力的感情。加以她所写到的有些人和事，是我有所接触和了解的，对我来说，更增加了几分亲切感。
於梨华的小说是我最早读到的台湾小说，於梨华本人也是我最早结识的由台湾到美国的华文作家之一。对这批作家来说，我大部分是先接触到文然后见到人的。先读到作品，由作品揣度人，相见之下，往往会感到出乎想象之外。而於梨华则不然，那真是文如其人。快人快语，热情溢于言表，几句话交谈下来，以为投机，就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对方看。人是这样，作品也如此。被奉为新留学生文学开山鼻祖的《又见棕榈》所以具有深远的影响，除去题材应时之外，更主要的是以真情实感动人。今天读来，仍可感应到当年牟天磊的，也是作者自己的无以解脱的矛盾、彷徨苦闷的心情。於梨华的其他小说无不如此。比如表现社会向商业化转型之后出现的家庭破碎的悲剧，比如表现在异国院校争取教席的艰苦辛酸的经历，无不以酣畅淋漓的感情打动读者。
这种一无遮拦、直抒胸臆的感情表达方式，较之小说，其实更适合于散文。於梨华散文虽不多见，但每发表一篇几乎都引起过人们关注。毕竟是位小说家，以描绘人物、铺排故事见长，这种特点不免带入散文，形成她的散文的将情融入人和事的记叙的特色。
她写游记，很少单纯写景，往往注意力很快地就从景转入到当地的人：人的生存状态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匆匆来去巴西》、《南斯拉夫点滴》、《印度·印度人·印度女人》无不如此，都是紧紧抓住不同社会的特点，写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特别是女人。对于各地景色，却是匆匆带过，景成为人的衬托，包括对于美丽的斯洛文尼亚的伯莱德。在1984—1985年之间，我与梨华正好在这小城擦肩而过。我曾为这个小城的如诗如画的风景惊叹不已。但梨华却来不及欣赏，她自己也说，尽管南斯拉夫有些城市“风景佳丽”、“秀色绝伦”，“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景，而是人”。至于那些寻访自己过去足迹的文章，比如重返台湾，又见旧金山之类的文字，更理所当然地进行忆人怀旧。旧地重游，不过是提供忆旧的契机，藉以抒发自己的，或记叙他人——亲友、同学的酸甜苦辣的人生历程。
梨华散文中最出色的，我以为是那些直接写文友、写亲情的篇章。两篇写文友的，她一反那种痛快淋漓，不加节制的写法，写得细腻、小心，似乎生怕碰坏什么宝贵的东西。忆张爱玲那篇《来也匆匆……》，她紧紧抓住“匆匆”二字。她邀请张爱玲从波士顿来纽约到她授课的大学演讲，飞机误点，
时间紧迫，但张爱玲仍“步伐悠缓”，到课堂时已迟到廿分钟，她仍不慌不忙地“在镜前掠一下头发，
审视一下脸上十分清淡的化妆”，演讲提问“时间已到，立即走下台来，对于为她准备的茶点，她推说要赶飞机，也辞谢了。”
1980年摄于上海作家协会
在来去匆匆之间，梨华以自己的火烧火燎的焦急，反衬出她的安闲自若。即始终处于匆忙焦急的状态中，梨华也未放松对她外貌服饰神态的观察，而这些描绘与其他人笔下的张爱玲很不相同。特别出彩的是写到她坚持在张爱玲登机前请她吃晚餐的那一片段。“她（张）说：我要一杯香草冰淇淋苏打，说完对我企盼地望着。高杯冰淇淋苏打来时，她露齿一笑，那种神态完全像孩童骤获最切想的玩具一般”，吃完之后，她“非常满足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短短不到三千字，她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张爱玲形象。至于《C。T。二三事一篇》，则见她驾驭场面的能力。我和夏志清也算相熟，他的许多可供谈资的事我也有所耳闻，我见过他弱智的女儿和为女儿苦恼不堪的太太，也领教过他的种种惊人之举。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会独霸“话语权”，自封主讲，而讲话的方式又如开无轨电车，讲到得意处不但自讲自笑，而且常出惊人甚至不合时宜之语。梨华属他至交，对他非常熟悉，写来便有一种随手拈来的从容。不过，梨华在此十分注意一个“度”字，“度”如处理不当，就会将他处于尴尬的境地。她写始终笼罩在他家庭中的隐痛，但着重的是他对女儿的舐犊情深。对于他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自我欣赏的性格她只取了一点，即他在她第二次结婚的宴会上的表现。不等人请，他就发表了“贺词”。他对身为校长的新郎说：“我要贺你物色到如此性感的女院长，可喜可贺。”他将“主题”转向了在座的学校的女院长。如此贺词，令举座目瞪口呆，这真是典型的夏志清作派。幸好校长既机智又具口才，忙举杯说：“谢谢你说出了大家都公认而又不便说的事实，同时也打破了一般人认为中国人最含蓄的成见。我也贺你。”解除了满座的尴尬。在这里梨华既表现了夏志清的佯狂而又自我陶醉的性格，又反衬出了校长的机智幽默。梨华把两个人都点活了。
作者和於梨华于1994年
梨华的这本集子中最精彩的当属写亲情的几篇，无论是写母亲的《探母有感》，还是写小女儿的《寄小安娜》、《再来水城》和《女儿三十岁》，简直是让人感到声泪俱下。对母亲，她表达的是感恩，是不平。美丽、勤劳、刚毅的母亲，嫁了个有才有貌但性格暴烈、感情不忠的丈夫。不但母亲，连儿女们也吃够了父亲的苦头。为了子女，为了家庭，母亲忍辱——忍受不时而来的暴力，负重——维持一家的生计，还得侍候丈夫的衣食起居。她对丈夫神色凛然，对子女也冷淡，很少表现出温柔和亲近。直到梨华也进入老年，她才悟到母亲所以如此，正是用冷漠拒绝怜悯，用凛然保持自尊。於梨华让我们重温了一个旧时代倔强女性的悲剧。
如果说，《探母有感》倾泻的是她对母亲的感激和迟到的理解，那么，《寄小安娜》、《再来水城》和《女儿三十岁》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女儿表示愧疚的自我忏悔之作。她为自己没有处理好作为母亲的自我权利和女儿应享受到的家庭幸福之间的关系而进行自我谴责。这种自我谴责持续了十几年。她由于对写作的执著而将不期而至的小女儿交托给台湾的母亲，一去六年，使得小女儿与父母兄妹的关系疏离，感情受到伤害。她为此自责。为了解脱自己不和谐的婚姻生活、追求新的幸福，而导致正值青春危险期的小女儿精神崩溃。她几乎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无法冷静地接触这个心灵的伤口。是啊，那是一个女孩子最需要家庭温暖、亲情呵护的时期，可家庭破裂了，母亲追求自己的幸福去了。但谁能评说谁是谁非呢？特别是在我读到梨华第二次结婚后的来信，听她诉说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从来没有如此幸福过”，后来我又目睹了她的新的家庭生活印证了这一点的时候，我更不知道应该如何评说了。我为梨华的幸福感动，又为她和女儿所遭受的惨痛打击而心酸。这几篇文章让我想到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它们都是用血泪写成的。
最后，我想特别提一下《别西冷花园》。以此篇为书名，可见她对它的重视。这是因为在“西冷花园”她度过了“近二十年来最快乐的、灿烂的、丰满的，又略带惆怅的日子”。在这里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里是她第二次婚姻的丈夫纽约州立大学阿伯尼分校校长欧立文的校长官邸。我曾到阿伯尼演讲，在此作客住过五天。校长官邸确实气派，建筑内部舒适、典雅，室外环境更不必说，回廊环绕，巨枫如伞，湖水荡漾，草地足足有十几亩，梨华文章中描绘得如诗如画。但更温馨的是里面的人。傍晚时分，我和梨华坐在靠后门的小饭厅兼起居室的桌旁，喝着茶等校长回来。随着汽车停下的声音，后门打开，满面笑容的校长随着一声Hi之后，必然有一番恭维我们的话，比如说：李，你今天戴的项链真漂亮啊！这是爱屋及乌，以向太太的朋友献殷勤来取悦太太。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欧立文真是个幽默、细心、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他爱护、但不“纵容”梨华，当梨华性起、急不择言的时候，他总是以适当的方式阻断，事后再慢慢疏导。梨华最大的好处是，她虽性急有时甚至失之暴躁（请原谅！），但她从不文过饰非、曲宥自己，不将责任推向别人。比如对于小女儿，她坦承自己“太自私”、“没有做到一个尽职的母亲”。对于朋友，如有所不周，她也会坦率地道歉。梨华在《别西冷花园》中倒是更多的是写景，而使我联想到的却是花园里处处留下的情。我写到这些也许可以作为她这篇散文的补充，不知梨华以为然否？
2001年5月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8节 我看王渝
最容易结为好友的，大概有两类人。一类是彼此有共同爱好或某种相似之处的，从对方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某种特点，非常有趣，特别是在某位朋友身上发现和自己相同的弱点时，则往往还会产生一种安慰之情。另一类则是性格相异甚至相反的，发现彼之长为己之短，于是在既羡慕又佩服的基础上结为莫逆之交。
在我的海外好友中，王渝属于前一类，李黎属于后一类。我被王渝所吸引的是她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胡涂”。我钦羡于李黎的则是她过人的精干。
我第一次见到王渝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确切的时间我们两个胡涂人都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那次是巴老请她全家吃饭叫我去作陪的。巴老所以招待她是由于她的舅舅——著名翻译家巫宁坤与巴老夫人萧珊是西南联大的同学。第一次见面她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一张笑容未曾中断过的、带有一个尖下颏的圆圆的脸。从她笑容中我似乎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笑眯眯”。那是一种不可遏制的由衷发出的令人感到愉快的笑容。她笑起来眉梢眼角连带嘴角一起向上翘起，加以她在眼尾处点染上一抹淡淡的蓝色眼影斜插上去，于温和中又平添了一种飞扬的神采。可我第一次留给她的印象却是“不声不响”。这是由于我与人第一次见面时一般都找不出合适的话题。李黎也说起过第一次见到我时觉得我不言不语高深莫测，特别是戴着一副白色金属边的眼镜，让人感到冷冰冰地拒人于千里之外（听到这番话后，我再也不戴那副令人生畏的眼镜了）。
我们得以很快成为莫逆之交，首先大概应归之于对于编辑工作的共同热爱和文学观念的相近。当时我们俩都在编辑岗位上工作，她在主编纽约《华侨日报》的文艺副刊。每逢我发现了新作者和好作品，在兴奋之余就迫不及待地介绍给她，并且大都得到了她的响应。我当时写的一些评论文字，她也常与原作一起刊载。即使在纽约《华侨日报》停刊之后，她仍对大陆的文学作品保持浓厚的兴趣。由此，讨论文学作品的书信往返不断。这属于文学之交。在此之外，相交日深的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两个人还有一些共同的习性：都容易感情用事和在某些方面的特别胡涂，或曰特别低能。
我自知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不论好之恶之都易走极端。但我在下是非判断之前，一般都要经过自己观察。我信奉耳闻是虚，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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