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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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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知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不论好之恶之都易走极端。但我在下是非判断之前，一般都要经过自己观察。我信奉耳闻是虚，眼见是实的原则，对听来的事大都采取姑妄听之、且观后果的态度。我不大接受别人的影响。但我一旦形成自己的看法之后，就很难改变，因之，常有一错到底不回头的情况。王渝虽也“感情用事”，但她比我宽厚，而且她不固执己见，从善如流。她极易接受好朋友对某人某事的褒奖，凡好朋友推荐来的人，她无不热诚招待，并广为介绍。但她视背后说别人坏话为恶行，一般多不轻信。然而也偶有例外，比如，她曾接受最亲近的朋友的影响，对我们共同相熟的一位朋友产生过反感。在认定其恶之后，她也会对之形诸颜色（在形诸颜色这一点上我俩颇为相似）。由于我对那些传说的事未曾目睹，因之我当时保持了缄默。不过，她不固守成见，当她后来发觉自己判断有误之后，恶感立即随之消弭，而且还找我商量如何写信向他表示歉疚之情。那种诚恳坦直的态度真令人感动。
在不抱成见，不走极端这一点上，我是大大不如她的。但是在“胡涂”这一点上，我俩几乎难分上下。有些方面简直可以说是惊人的相似。我们两个都是缺乏方向感的路盲。我来上海四十多年，只认识从家里到办公室这五里方圆之内的地方。我生活在北京多年，而且这些年来每年都多次去京，但连最常去的地方的基本方位也弄不清，去谁家得谁负责接送，在朋友间成为笑柄。而我1987年第一次去纽约，发现王渝不会开车。除去生活于China Town的老人之外，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不会开车的人，是不多见的。我很奇怪地问起她，她含糊其辞地说：我有驾驶执照，可是我不愿开，至于为什么不愿意，她当时未做说明，但是没有两天我就明白了。我跟着她在曼哈顿坐地铁，我发现她总是在几个固定的地铁口上下。
1986年作者和王渝摄于德国斯图加特
有时走得离上来的地铁口已很远，她仍要走回原处乘车。一次，正疲于奔走时，我发现脚下就有一个地铁口，于是我问她，为什么非要返回原站？她又是含糊其辞地说：那个车站最近。我指指脚下，她先是一怔，然后就铺天盖地地大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流了下来，说：没想到你还那么聪明！原来她只能从哪个站上还从哪个站下去，不认识别的站。又一次，她陪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然后乘两站地铁去看一个朋友。从车站出来后，她先向前走了几十步，然后说，不对不对，方向反了，又朝后走。到了一个路口，她向左走，又说不对，再朝右走，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还说，我以前在这附近住过，怎么搞胡涂了。我恍然大悟地说：王渝，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开车了。开车掉起头来可不那么方便，怎么能朝东开开再朝西开开呢？那不要引起交通混乱吗！这又招来她一阵开怀大笑，眼泪涟涟。又一次，她带我和刘心武去逛苏荷和格林威治村。苏荷也是她住过的地方。当然，她也照例犹犹疑疑前瞻后顾毫无信心地带着我们走。返回的时候，心武毅然地夺去了她的带路权，毫无商量余地地说：还是让我带你们两个走吧。他将我们所在地和欲去之地的方位、路线说得头头是道，我听着仍一片茫然，王渝则连连点头，赞叹不止。王渝不认路的特点，在大陆作家游纽约之后，名声大噪。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和美国人在一起，她都由别人带路，这一特点没机会显露出来，等到我们这些人去纽约，轮到由她带路，就笑话百出了。别人可以调侃她，我则实在没有资格。去年夏天她全家来上海，住在距我家只有十分钟路途的衡山宾馆。一天，我陪她和她的儿子小雷到淮海路购物，返程中走到常熟路已近中午，我说，这里离衡山路很近，不必叫Taxi，我带你们去乘一次15路公交车，可好？他们欣然同意。待到高安路车站下来，由于衡山路前段在修路，我一时不知置身于何处，越着急越不辨方向，不知该前进还是后退，这时又正值日照中天，三个人都汗流浃背，我十分惶恐地说：王渝，真糟糕，我闹不清咱们在哪里了，还是叫Taxi吧。她连忙安慰我：不要紧，不要紧，本来咱们就是要叫Taxi的嘛！这时小雷突然慢吞吞地叫我：阿姨，衡山宾馆不就在那里吗！？侧身一看，毕卡第餐厅不过数十步之遥。此后，她也多了一条嘲笑我的资料。不过王渝毕竟是厚道人，每次嘲笑我之后，必然还安抚我一番，“你们没见子云当时的狼狈样子有多可爱！”这番安抚更增加了我的狼狈。更令人狼狈的是小雷的安慰，他说：阿姨，不要紧，在日内瓦和巴黎，经常是我带妈妈回旅馆。
除去不认路之外，我俩还都爱丢东西和错拿别人的东西。和别人出去，临走时我常常或忘记拿包或错拿别人的包。一次，在王元化家，我错戴了他的眼镜，等他找眼镜时发现，我还硬不认账，惹得元化夫人大笑不止。今年在旧金山，王渝从纽约赶来，我们同住李黎家。她穿来一双蓝色的鞋与李黎的非常相像。一次出去喝咖啡回来，李黎盯住她的脚看，说，王渝，你穿了我的鞋。王渝还辩解说：我是穿来了一双蓝鞋。李黎指着进门处排成一列中的一双鞋说：这双才是你的。我的鞋比你的大一号，我早就注意到你走路的样子不对。王渝这才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走起路来鞋总是往下掉。当然三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幸亏李黎是开车带我们出去的，不然，王渝的脚不知会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这种“马大哈”的性格既给人带来笑料，有时也带给你烦恼。1987年我在芝加哥遭劫，返纽约的机票也一起被抢。由于机票是王渝代买的，必须请她查收据才能挂失。上午八时我打电话过去，讲了被劫的事，她睡意未消地回答：你赶快再去买张机票早些回来吧。说得好轻松。我当时愣住了。我的所有的钱也都被抢了呀！我连一个夸特（25美分）也没有了呀！她在电话那边似乎听出了我傻在那里，睡意醒了一些，补充说：今天是周末，航空公司也不办公呀！没法去查呀！
当时我突然想起了她丢火车月票的事，觉得自己真多余打这个电话。她家住Scarsdale，去纽约必须乘火车，因此她每月买火车月票。一天我随她回家，在车上她发现月票丢了，包里只有已作废的上个月的月票。回到家，她马上很懊丧的把这事告诉了小雷，并嘱他和我不要将此事告诉她先生夏沛然。我很郑重其事地承诺下来，小雷却只随随便便地点个头。没多久夏沛然回来，连大门还没关好，她就来不及地对他说：夏沛然，我月票又丢了。我大为惊异。夏沛然毫无反应。她顿了一下又自言自语般地加了一句：可是上个月的月票还在。夏沛然这时才开口：你昨天整理皮包了吗？——今天还没倒过垃圾，你可以到垃圾桶里去找找看。果然，她从卧室的废字篓里找出来了，兴高采烈地举在手上向大家炫耀：我昨天把它当作过时的废票扔了，现在拣回来了130元。小雷和夏沛然父子俩都笑着摇头。不过，这张月票只在她手里停留了两天，第三天又丢了，这次可是一去不回头地真丢了。
想到这里，我明白王渝绝不能理解我此时此刻为机票焦急的心情了。我对于挂失机票的事绝望了。但未出一小时李黎打来电话，她从聂华苓那里知道了我被劫及所受到损失的情况（通过这次事件，我觉得头脑最冷静和办事求实效的要数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和李黎），并已经和王渝通过电话，她开门见山地说，我和王渝说了，李子云的包被人家抢了，哪里还有钱再去买机票？！非得想法到航空公司去补票（不过最后仍未能补到，只是在三个月后航空公司退了四分之一的机票费）。另外，我和她们都说，李子云丢的这笔钱对她来说是天文数字，她哪里来那么多美金？！听到这里，我一直隐忍着的眼泪潸然而下。不是由于别的，只是为了那份能够替我设身处地设想的理解。接着她就要我报出几位留学生托我带交国内家属的钱的具体数字，说：我们先把这笔钱借你去交给人家，我知道这钱你是非马上还人家不可的，你有了钱再还我们。她讲得干脆利落，不容我有任何异议，这就是李黎。放下电话不久，王渝电话又来了，她真心诚意地向我道歉，说：我没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我想机票丢了补买一张不就解决了？这就是王渝。
这种“马大哈”的胡涂性格，给我带来许多烦恼，但也带来许多快乐，毕竟乐比苦多。这不仅是因为招来的嘲笑绝大部分是善意的，而且，丢东西，固然令人懊丧，但得到朋友们真心的关怀帮助，又令人感到安慰。我想王渝对此也做如是想。
真的，我们的这份胡涂有时还博得别人的赞美。李黎的母亲鲍妈妈就充满爱意地说：我要有一个像王渝、李子云这样的女儿就好了，李黎太精明，太不像我了。原来，鲍妈妈与我们惺惺相惜，她在某些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地“胡涂”！
1992年7月20日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9节 送洪泽同志远行
从报纸上见到洪泽同志去世的消息，心头陡然一沉。尽管早已知道他卧床不起，高度近视的眼睛几近失明，尽管知道摆脱这种生存状态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但见到讣告，仍然情绪沉落良久。
也许我没有资格写悼念文章。我没有和他一起工作过，在他隔层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可以说对他了解不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位上海文艺界不应、不能忘记的人。
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六十年代初恢复华东局的时候，他调任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他的老战友吴强和新部下黄屏都对他思想和作风的开明赞不绝口。因此，虽未见过其面，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好感。
我见到他是在粉碎“四人帮”第二年，他正协助新市委着手恢复被“四人帮”强行打散的文艺界。1977年春，新市委准备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贯彻在文艺方面的“拨乱反正”。洪泽是具体负责这次活动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在总结过去失误方面还阻力重重，因此这次会议在纠正文艺路线上，有多大作用不必多说，但是洪泽有一个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想通过这个会议为一批人落实政策。他竭尽全力让一些他认为不是“牛鬼蛇神”的人站出来“亮相”。这种亮相的安排真是煞费苦心，有人参加领导小组、大会发言，有人只能在小组发言或只带着耳朵听，还有人编在会外小组另行开会。我当时一肚子气，连上海作家协会最大的“走资派”孔罗荪都“解放”了，而我还挂在“四条汉子”专案组没有结论，所以属于只能带着耳朵听的一类。今天想来当然可笑，参加一个会有什么重要？但在每个人都是齿轮或螺丝钉的当年，是不是还被承认为“革命战车”上的零件，是几乎关系到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既然我还属身份未明，我表示不愿意去参加这个会。孔罗荪和黄屏都连劝带批评：别不识好歹，人家洪泽同志作这个决定（让我这样的一些人参加会），是顶住一些议论的，你还计较什么！我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见到洪泽，并开始和他打交道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位没有官腔、不端架子，待人以诚，可亲可信，让人解除戒备感到无拘无束一见如故的长者。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不论位高还是位卑，一律喊他老洪，我没有这个习惯，而且排斥这种称呼，我仍然规规矩矩地称他洪泽同志，每次他都纠正我，就叫我老洪嘛！他讲话速度快，单刀直入、直截了当，绝不拖泥带水，绝不绕来绕去让人摸不到要领，对我当时的处境，他也不讳避自己的态度。他说，先不能安排工作，你就开始写文章嘛！话虽简单，但着实让我感到，彼此毕竟素昧平生，他犯不上为我这个“有争议的人”惹麻烦。
我1977年底恢复工作权利，进入《上海文学》编辑部，这时他又是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了，因之与他有了一段工作上的联系。在这一阶段有两桩事让我至今难忘并对他感到尊敬。
第一桩事是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联、作协的工作，第一个恢复的文艺团体是《上海文学》。上海作家协会自五十年代以来即是四分五裂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相互之间更加不可调和。如何重整旗鼓真是一大难题。洪泽在各种意见纷争之中断然向市委建议起用一位虽然曾经是位儿童文学家却告别文学界已久，既与过去的作协无人事牵连而又作风正派的钟望阳同志来另开局面。这真是个英明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作协不断内耗的状况，后来文艺界虽然还经过一些风风雨雨，但作协内部倒一直很团结，不再为了提防内部的明枪暗箭而惶惶不安。这是洪泽与钟望阳联手开创的新气象。讲到这一点，不得不再讲钟望阳同志几句。他们两人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身体孱弱，说话轻声细语，平时都笑脸对人，对上不卑对下不骄，凡事有自己的看法，不人云亦云，秉公处理，没有私心，都生活简朴。当然两人也有不同之处。洪泽更为练达（这两个字用于此处并无贬意），遇事思考更为周密，在重大问题上他敢于担当一定风险，这一点在当年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而钟望阳可能由于进入上海之后的三十年来一路坎坷，还牵连进潘杨案，未免变得谨慎小心，遇到阻力时，有时会有所迟疑，不过最后总是“从善如流”。上海作协几十年来纠缠不休的矛盾，在他们两位共同努力下，总算告了一个段落。
第二桩事是《上海文学》复刊不久，他亲自组织编辑部写了几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两篇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反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的胆识令我们大为敬佩。
1977年、1978年进行揭批“四人帮”可称得上是磕磕绊绊，阻力重重。有些揭批文章不但在立论上与被批评文章不过是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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