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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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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978年进行揭批“四人帮”可称得上是磕磕绊绊，阻力重重。有些揭批文章不但在立论上与被批评文章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甚至在文风上也仍然沿袭旧风。洪泽企图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在创作方面，1978年8月，是他顶住各种反对意见，最后拍板批准《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伤痕》的。“伤痕文学”由此诞生。这一点是别人不能掠美的。在理论批判上，他提出“擒贼先擒王”，必须抓住“四人帮”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1978年春，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林彪委托江青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认为这个纪要是“四人帮”的文艺纲领，他指名由夏禹龙、周介人和我执笔，以《上海文学》的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一篇批这个“纲领”的文章。后来我们的文章题目就是《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他提出文章一定要避免虚张声势、浮夸空洞，要直捣要害，不但论据要充分，事实也要确凿。经过一番讨论，为求事实确凿，他要我们去北京走访一些当事人并到总政文化部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我一听，立即喜形于色、雀跃不已。我的高兴是带私心的。我已经十几年没去过北京了，非常想看看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亲朋好友。但是，这时钟望阳显得十分迟疑，他说，叫李子云去好吗？我立即明白了，他还心有余悸，怕人说放我这个“黑线人物”上京去了。我的心立刻凉了，心想这么害怕还让我参加什么批判呢！可洪泽马上说，有什么不可以？有她去找人不是更方便吗？在洪泽担当下，我和另外两位一起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在洪泽直接指导下，一起写出了署名“本刊评论员”的《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紧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我作为文学方面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上海的务虚会。自从参加写作批判《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之后，我一直在想，文艺方面要恢复文艺的生机，首先第一步得打碎文艺必须做政治传声筒、做阶级斗争工具这个枷锁。我打算就这个题目在务虚会上发言。这个题目在1978年的背景下，当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叫骂。也有好心人劝我不要过早去碰如此敏感的问题。我由衷感谢洪泽、钟望阳和罗竹风同志。他们听我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认为我的想法有价值，坚定了我的信心。在我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他们始终关心，不断提出意见，让我思考得更周密一些。
会议之后，他们建议将这个发言写成文章，以《上海文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时夏禹龙已紧张地投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无暇顾此。因此这篇题为《为文艺正名》副题为《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是我和周介人根据我在上海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稿写成的。从发言到“本刊评论员”文章发表还经历了一些曲折，也是洪泽、钟望阳，还有冯岗承担了风险才得以问世的。
后来，洪泽工作日繁，很少再具体地过问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一直对他心存敬意。到他1989年离休之后，我约他的老部下黄屏去看望他。这也是我惟一一次去他家。他家房间布置得十分简朴，家具也和人一样的老了，但整个家庭气氛却自有一种风雨过后的宁静。他仍然温和地笑着，仍然亲切地问我们的近况，表现出一种自觉地洗尽铅华告别热闹场合的洒脱与平静。这种洒脱也令人尊敬。
洪泽同志已远行，谨以此短文遥寄我的敬意与感谢之情。
1999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30节 张光年和《五月的鲜花》
自从得知光年同志再度罹病，大家对于光年同志大限的到来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谁也没想到它来得如此之突然，给人以一种正在演奏中的乐曲戛然而止的感觉。是啊，前一个月，我去北京看他，他还兴致勃勃，谈锋甚健，历数他今天的写作计划，全无一点病人的样子。他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北京的朋友去看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仍是“谈笑风生”。匆匆数月，他竟就此离去。过分突然的诀别固然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种离去的方式倒也符合光年同志的性格。虽然最早他以诗奠定在文坛的地位，但他却是一个重理性、自制力强、为人行事精干爽利、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我想人如果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生命终止的方式，大概多数人都不愿意长期缠绵病榻，都会羡慕光年同志这样免除了最后反复为病痛折磨之苦的结束方式。这也许是我们在痛悼光年同志的时候，可以稍稍告慰于光年同志家人的。
光年的离去也许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卅年代”左翼文学的结束。夏衍辞世，还有荒煤、光年在，现在光年也走了，那个时代真正垂下了大幕。
光年是我最早、早到幼年时代接触到的一位作家、一位诗人。我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就是《五月的鲜花》。那是我在北京读幼儿园的时候。当时的老师大概教我们唱了不少各种少儿歌曲，但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却只有《五月的鲜花》。老师竟然教我们如此幼小的孩童唱如此沉重的歌曲。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当时正是九一八事件之后不久，全国抗日呼声高涨，而我就读的北师大附小的幼儿园的老师，大都是北师大的学生，她们将大学中澎湃汹涌的抗日情绪带进了这个幼儿园。老师教唱时声泪俱下，我当然不懂歌词的含意，但我随着凄婉而又壮烈的歌声竟也双泪直流。这个歌声几乎是伴随着我长大的。听到《黄河大合唱》，那是在好几年之后了。学唱《黄河大合唱》的时候，光未然和冼星海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五月的鲜花》出自同一词作者之手。尽管岁月流逝，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日，每听到《五月的鲜花》的歌声，我的泪水仍不禁夺眶而出。我仍然觉得它们——《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还有端木蕻良作词的《嘉陵江上》无比动人而优美。是的，优美。后来的抗战、革命歌曲虽则激昂慷慨有余，但大多数优美不足。虽则有些歌曲可以使我们热血沸腾，但是那种动人以情、催人泪下的力量却是和它们不好相比的。
我，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歌声中成长的。它们深入我们的心灵，变成我们精神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承担起这样沉重的精神负担，未免过于残酷。但是，这是时代造成的，而非歌曲作者的本意。除去对于家国的忧患意识，它们还培育了我们对于艺术的最初的理解和审美趣味。尽管后来随着时代的推移、环境的变迁，知识和经验的增加和积累，自己的艺术观念也有所调整和改变，但是，最早接受的影响，有如深深烙上的底色，是不可能全无痕迹地抹去的。
虽然我很早就接受了光年同志的诗作的影响，但是我见到他、认识他却是很晚的事。那已是他担任中央文化部艺术局长的时候了。如同我见到许多自己心仪已久并且已成为文艺界领导人的作家一样，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也非常失望。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我所想象的诗人的气质，看不到一点激情的痕迹。他严肃、冷静，不苟言笑，说话四平八稳、条理清晰，连语速都较常人为慢。那样热血澎湃、哀思婉转的诗歌怎么会出于这样一个充满理性的人之手？别说表达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我连和他说话的愿望都失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无论是他任艺术局长，还是主持文艺报、中国作协工作期间，无论是在会上还是会下，每次见到他，我都远远地默默而立、默默而坐，或一板一眼进行规定的工作汇报。
我和他真正开始接触、交往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在他从作协领导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我喜欢在前辈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再来往，因为此时彼此之间只剩下前辈和尊敬他的后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单纯而无拘无束。
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是由他主持召开的。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检验改革开放政策在文学方面的初步成果的大会。如果说，1979年召开的第三次作代会，领导层的主要力量还集中于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国策还刚刚形成、提出，因而文代会上充满的是呼吁扫除封建余毒的声音，那么，在这次大会上，民主气氛渐开，与会者发言空前热烈。尽管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观点也有歧异，但是大家各抒胸臆，畅所欲言，连理事候选人名单都经过全体代表反复讨论。大会气氛十分活跃。特别是从光年在会上所作的主体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工作、文学规律的新的思考。如果说，此前，在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他也参与过某些错误路线的执行。他伤过一些人，也被人伤过。在当时，这是在他那样职位上的人大多很难避免的。但他不肯轻易言错，不肯简单地赔礼道歉。不知道这是由于楚人的耿倔脾气，还是他以为如此简单的表态无济于事？
作者在祝寿会上与张光年合影
不过，通过他在这次大会上的说法和做法，
1988年10月，张光年八十八米寿，北京一大帮老、中年作家各自掏腰包，为他在国际饭店祝寿，当时我正出差在京，躬逢其盛。
大家都感到他对过去文艺路线中的问题认真思考过、清理过、总结过，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看法。他受到了人们的拥戴。
这是光年同志在文艺领导岗位上焕发的最后的辉煌。会议结束之后，他功成引退，新当选的年轻班子接过了工作。光年同志在这一点上也令人敬佩，那就是他退得干脆利落，不恋栈，不黏滞，没有一点拖泥带水，说不管就不管了，不仅不再干预作协的日常工作，连文学方面的各种会议也极少甚至不再参加了。他埋头写作，研究《文心雕龙》，并将《文心雕龙》译成白话骈体文，还担任过民间的“文心雕龙研究会”的会长，有兴致时到处走走。这时候他开始可以从容地和我们这些晚辈们天南海北地聊天了。在我看来，他晚年的生活另有一种丰富多彩，他的形象在我们眼中也更为生动亲切起来。
他不干扰新的工作班子，并不意味着他停止了对文学、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他们这一代人，从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开始，就投身革命，光年同志是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的。他们的生命与之血肉相连而不可分。何况他还是中顾委委员，不断要参加议论国家大事呢！那些年，文坛内外也是风雨是非不断，但他坚决站在支持改革的一边。对于他在文学方面经过反思所提出的主张，无论别人有什么议论，或给予什么压力，他都不露声色地不为所动、泰然处之。并且，仍然继续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几次和我提出，和我作一次有关文学方面问题的对谈，后来还具体建议从夏衍、周扬、曹禺的文学道路谈起；最后甚至决定先从曹禺谈起。他还准备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我听得出他是想通过几位不同类型作家的发展历程和遭遇来回顾党领导文学艺术的经验教训，进行总体的反思。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不过，我听说他在即将出版的《张光年文集》第三卷——评论卷的引言中，提纲挈领地表达了他的思考结果。他在谈到文集未收五、六十年代的有些评论文字时说，所以未收这些文章，由于自己曾“左”右摇摆，在向“左”摇摆时，也写过一些伤及同志和朋友的文章，这类“毒草”今天不该再收入了。语辞沉重。我觉得，由此表明了，他并非对自己过去在领导岗位上的有些问题曲意回避、拒绝承担责任，只是不想作个别的检讨，而是准备进行一次总体的回顾、清理与反思。按照他平时的说法，要说就要说透。从中，我们既感到了诗人的内敛的热情，又感到了政治家的冷静的深思熟虑的作风。在光年同志身上体现着艺术家与政治家的统一。当然，光年同志还有许多没讲完的话就如此猝然辞世，让我们感到遗憾。但是，这几年，他陆续完成并出版了他的诗歌选、日记、回忆录，以及《文心雕龙》的骈体语译本等等，五卷本文集他也看过了校样，况且，他的《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都融入了我们的艺术传统、融入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将垂之永久，这也可弥补他走得过于急促而留给诸亲好友的遗憾了。
2002年
后记我只写我所目见耳闻
收入这本集子的都是我记述自己所熟悉的一些作家的文字。
对于这类写人记事的文章，我采用的大都是记叙“我看”的方式。在这里，我套用了张爱玲写她身边琐事、抒发她对于人情世态感慨的散文集的题目“我看”。“看”的内容自然各有不同，不过强调这个“看”字，就是为了强调所写的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感受的东西，而不是“据说”、“据闻”。这特别符合我对于这类写人物的随笔的看法。收入集内的文章，无论长短，都是根据我所见、所闻、所感而发的。我认为这类文字，不同于个人抒情咏志的随笔。对这类文字，首先得强调一个“信”字，强调它的真实性。人们读这类文字，首先感兴趣的是你记叙的这个人，然后才是作者的才情文采。当然，做到“真实”也难。因为人是复杂的，大多数作者对于所写的对象的接触都有一定局限性。哪怕是对于父母夫妻子女，也很难说就了解得很深入很全面了。加以作者又有自己主观的评判选择标准，在写作过程中就免不了经过各自的过滤、筛选、强调等等加工。但是，无论如何加工，这类文字必须以事实为基础。无论是揭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还是从中提出引发人们深思的问题，都应该通过事实进行阐释说明。说实在的，在人物随笔中，最能打动人的就是抓住最具有表现力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哪怕你写的只是片羽只鳞，并不全面。而各个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不同事实，就可能使读者获得一个接近人物本来面目的形象。在近年兴起的人物随笔的大潮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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