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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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本来面目的形象。在近年兴起的人物随笔的大潮中，固然大有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且将一些复杂棘手的人和事经营得十分巧妙、令人不禁喝彩的文章出现，不过也有一些文章读来似乎大气磅礴，文字挥洒自如，议论纵横捭阖，抒情汪洋恣肆，但是掩卷之后，却觉得事实根据太少，想象推演、发挥渲染过多，有的给人以突出一点、不计其余，反而将人物片面化、简单化的感觉，有的则让人觉得作者不过是借题发挥，文章与人物本身两不相干。更有甚者，在有的追忆、悼念的文章中，作者或囿于追悼会上无恶言的习惯，或由于私人之间的感情，或出自惜才爱才的心理，甚至出于人情面子观点，为死者讳，隐恶扬善，将所追念的人物的某些不光彩的经历，甚至发生过破坏作用的行止加以过滤，予以美化，进行重塑。当然，反之者也有。从“信”的角度说，这都令人感到遗憾，而且，它们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也会形成一种误导。　　　　
　　　　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写法，除去我对这类文字的看法之外，也与我所写的对象有关。我写的这些人物，特别是集子前半部分所写的人物，都是长我一代或两代的前辈，我和他们的交往虽疏密不等，但都只能说极其有限。就以我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深的夏衍前辈来说，我直接了解的也不过是他在某段时期的某一侧面。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卷入了本世纪的风云多变的历史漩涡之中，经历曲折，阅历丰富，而我又不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业研究者，对于我所接触到的有限资料，更不敢妄下判断，随意采用。于是，我也只能采用这种尽量以自己所接触到的事实讲话、尽量不加无根据的个人的推演和想象、尽量少发离题之外的议论的写法。不过，即使采取这样“谨慎”的写法，由于直接接触毕竟有限，仍不免不时失之片面，甚至会陷入对于所写对象的误解和“误写”。比如，收入集内的《好人冯牧》，我曾写到和冯牧吵了一架，我写得自己理直气壮，道理似乎都在我这一边。但近来读到一些陆续发表出来的有关那场“争论”的当时意识形态最高领导层的有关会议记录，以及参与者的回忆文字，我才知道当时情况的严峻性，我才知道冯牧他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尽力维护下边的干部。他一边气势汹汹（也许应该说是气急败坏）地“训斥”我，但在会上却是为我辩护。读到这些文字，我既感动，又对冯牧同志深感歉意。因此，虽写自己亲身所见，局限性仍不可免。因此，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有待更多的人的回忆文章和有关资料相互补充，才能勾画出这些人或事相对接近“真实”的面貌。　　　　
　　　　这是我写这类文章的一点体会，也许这只是一种笨人所想到的笨法子。　　　　
　　　　2004年10月18日


后记附录

　　　　李子云　　　　
　　　　在陈飞雪女士的建议和大力帮助之下，这本集子在文字之外加进了所写对象的相关照片。编成之后，她又提出要我也凑上几幅自己的照片。我一向不爱拍照，照片极少，“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更是被抄检一空，而且我也一向认为作者主要以文字与读者见面，没有必要以形象示人，但在陈飞雪女士的极力怂恿下，只得从命凑上几幅。“文革”前的几幅还是从弟弟们的相簿中“借”来的。不过，排列起来之后，觉得也还有些意思，在个人的成长、变化（包括各个时期服饰的变化）中，也折射出某些社会变化的痕迹。　　　　
　　　　1935年摄于北京，时为北师大附小一年级小学生。　　　　
　　　　1948年摄于天津，刚刚从旅津广东中学毕业。　　　　
　　　　1948年与母亲林朱丽。母亲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因健康原因从未参加工作，终生在家相夫教子。　　　　
　　　　1950年与小弟李津生摄于镇江。小弟从小调皮捣蛋，12岁虚报年龄参加了军事干校。但一进学校就受不了部队的纪律约束。这张照片正是他大闹情绪之际，我去他部队所在地探望他时所摄。他后来艰苦自学，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留校做教授至今。　　　　
　　　　刚刚走进革命队伍不久，1949年冬与宣传科同志摄于华东局宣传部宿舍。前左一为本人。后左一为我的第一任顶头上司丁景唐。　　　　
　　　　政治气氛稍稍回暖，就又穿起了花衣服。六十年代初摄于家门口。　　　　
　　　　1957年摄于无锡　　　　
　　　　六十年代初与父亲李知正、大弟李燕生摄于家中阳台。父亲也留学日本，毕业于熊本医科大学。父亲对语言有兴趣，除日、英、德语外，还自学了俄语。大弟在学校一直是活跃分子，从南开中学开始，就是合唱队领唱，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后，还是校冰球队队员，一直从事教学，曾任上海理工大学校长。　　　　
　　　　1980年摄于办公室　　　　
　　　　1987年摄于美国华盛顿杰弗逊纪念馆前　　　　
　　　　1988年在北京与北京作家朋友们欢聚　　　　
　　　　1993年美国摄影家John　Pelmer（中文名庞江）摄于我的卧室兼书房和会客室　　　　
　　　　摄于1994年，正在开会。